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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語文教學是基礎教育的基礎，它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無論從學科性質還是教學目標，語文教學本身就應當是“素質教育”。“素質教育”的教學目標在于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學、體質體能、個性心理及其審美情趣等方面的素質，促進學生主動、全面、活潑地成長，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初步具有聽說讀寫能力是小學語文學科的“特定目標”，是衡量小學生學習語文質量高低的主要標準，也是評價小學生語文是否過關的主要標志。要在語文教學中落實“素質教育”，就必須轉變觀念，緊緊圍繞落實聽說讀寫訓練來組織教學，具體做法是：

1．克服語文教學中的思想品德課傾向。

葉圣陶先生早年就說過：“重視內容假如超過了相當的限度，以為國文教學的目的只在灌輸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語文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特有的任務”就是指語言文字訓練。在現實中，有些小學語文教師以為語文教學不增加思想教育的份量和時間就是不重視德育。尤其是對一些思想教育內容明顯的課文，更是以思想教育為中心來組織教學。如教《我的戰友》這一課文時，有的教師著重圍繞“身上是如何著火的？他是怎樣犧牲的？烈士有哪些高貴品質？我們怎樣向他學習？”等問題來組織教學。殊不知語文課有其自身的特點，語文學科的思想教育，要指導學生通過語言文字理解課文內容，體會思想感情去實現，要重在熏陶感染，潛移默化。

2．要突出聽說寫能力的訓練和培養。

小學語文課文中涉及到的許多專業知識和科學常識，應該向學生傳授，但不能以傳授這些知識作為教學目標來組織教學，要把專業知識的教學重點放在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培養學生的興趣上。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是讓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也就是通過字詞句段篇，聽說讀寫等方面的訓練，使學生具有一定的語言基本功。如《太陽》一課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了解一些有關太陽的知識，培養他們熱愛科學的興趣和認識自然的能力。這里的“一些有關太陽的知識”僅局限于課文內容的知識。實現這個目標，要指導學生通過語言文字理解課文內容。更重要的是理解課文是怎樣敘述的。

一語言規劃

長期以來，在討論語言規劃（languageplanning）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在理論上對于語言規劃的內容和性質的理解往往見仁見智，造成學術交流的混亂和困難。本文試圖針對這個問題，結合國內外語言規劃工作的實踐，進行初步的理論探討。

從本質上說，語言學是一門描寫性的科學，而不是一門限定性的學科。在語言學的研究史上，從限定主義（prescriptivism）到描寫主義（descriptivism）是一個根本性的進步。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語言學，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義。語言規劃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義，不過，這種限定主義是對現代語言學描寫主義的一個必要的補充，它不是簡單地重復古希臘的限定主義，而是要在對語言現象描寫的基礎之上來制定語言限定的規范，因此，語言規劃不是單純的限定，而是在描寫的基礎上的限定，語言規劃的限定往往具有前瞻性和預見性。因此，語言規劃的限定主義絕對不同于古希臘的限定主義，而是對古希臘限定主義的否定之否定。

語言規劃就是政府或社會團體為了解決在語言交際中出現的問題有計劃有組織地對語言文字進行的各種工作和活動的統稱。它是語言政策的具體體現。

根據對語言規劃的這種界說，我們認為，語言規劃具有如下的性質：

第一，社會性語言規劃首先應該是政府或社會團體的行為，一般不能是個人的行為。盡管有時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組織、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對語言規劃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參與，但政府或社會團體的權力的作用比個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語言規劃又叫語言計劃，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個部門來制定，通過這樣的計劃，官方的語言政策可以得到確立或執行。語言政策體現了政府或社會團體對語言的根本態度。這個性質就是語言規劃的社會性。

有清一代，滿族語言文字曾經盛行于東北各地，在黑龍江地區一直使用到光緒年間。關于東北地區“心尚清文”的歷史情況，由于清朝官書“別無記載”[1]，幾乎湮沒無聞。本文擬就滿族語言文字在東北的興廢及其影響作一初步探討，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一

滿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顏希尹曾參照漢字創制女真文。金亡后，在東北地區仍有少數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葉終被廢棄。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征討尼堪外蘭為名開始其統一的事業。戰爭的勝利使努爾哈赤的屬民越來越多，與明朝官員及蒙古各部的聯系也日趨頻繁，而此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命令厄兒得溺和剛蓋兩人創制滿文。據史載：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兒得溺、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文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剛蓋、厄兒得溺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脈字，此非厄脈乎（厄脈，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于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爾哈赤時期創制的滿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寫滿語語音，因無圈點，稱為無圈點滿文，又稱老滿文。

滿文的創制是滿族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標志，而且對滿族共同體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滿文創制20年后，“滿洲國自東海至遼邊，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合為一”[3]。“同一音語”是滿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條件，滿文的出現更增強了滿族共同體成員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滿文老檔》一書，就是用無圈點滿文寫成的。該書既記錄了1607年至1636年間滿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又是滿文創制后即成為后金和清政權官方文字并得到廣泛使用的最好說明。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論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有清一代，滿族語言文字曾經盛行于東北各地，在黑龍江地區一直使用到光緒年間。關于東北地區“心尚清文”的歷史情況，由于清朝官書“別無記載”[1]，幾乎湮沒無聞。本文擬就滿族語言文字在東北的興廢及其影響作一初步探討，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一

滿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顏希尹曾參照漢字創制女真文。金亡后，在東北地區仍有少數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葉終被廢棄。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征討尼堪外蘭為名開始其統一的事業。戰爭的勝利使努爾哈赤的屬民越來越多，與明朝官員及蒙古各部的聯系也日趨頻繁，而此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命令厄兒得溺和剛蓋兩人創制滿文。據史載：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兒得溺、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文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剛蓋、厄兒得溺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脈字，此非厄脈乎（厄脈，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于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爾哈赤時期創制的滿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寫滿語語音，因無圈點，稱為無圈點滿文，又稱老滿文。

滿文的創制是滿族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標志，而且對滿族共同體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滿文創制20年后，“滿洲國自東海至遼邊，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合為一”[3]。“同一音語”是滿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條件，滿文的出現更增強了滿族共同體成員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滿文老檔》一書，就是用無圈點滿文寫成的。該書既記錄了1607年至1636年間滿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又是滿文創制后即成為后金和清政權官方文字并得到廣泛使用的最好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