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布蘭頓發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論文關鍵詞：體驗經濟產品設計體驗設計思維

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體驗經濟及其產品設計的概念，分析了體驗經濟時代產品設計思維的重要性，并對新經濟時代下產品設計的主要原則進行了探討．對其設計思維的研究將幫助設計者更好地處理人一產品—環境—-社會一自然之間的關系。

一、導論

我們生活在一個運動的社會中，生活在一個時刻變化的環境中，我們的思維內容和方式，也是隨著社會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尤其當今社會的經濟形態已經進入了體驗經濟時代，人們渴望生活中的多種體驗。經濟形態的轉變必將會引導設計思維的變化。物質文化的發展以及人類造物能力的不斷強大，給產品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設計思維這一重要內容和規律將會有更新的概念需要我們認識和研究。

二、新經濟時代的產品設計趨勢

1．體驗經濟

論文關鍵詞:企業文化；企業向心力；企業管理；值觀

論文摘要:介紹企業文化的內涵、企業文化的基本內容及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總結國內外企業在發展企業文化方面的優秀成果和先進的實踐經驗；探討企業文化的發展趨勢；剖析我國企業文化中存在的問題；論述為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而對企業文化進行變革的必要性，以及變革的思路等。

一、企業文化的內涵及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作用

企業文化也稱企業精神，也有人稱之為組織文化或公司文化，一般指企業經營活動中長期形成的共同理想、經營理念、經營行為、社會責任、經營形象、價值觀念、工作作風、生活習慣和行為規范的總稱，是企業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創造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企業個性化的根本體現，它是企業生存、競爭、發展的靈魂，是企業長期文化建設的反映。企業文化是個復合概念，由“外顯文化”與“內隱文化”兩個部分組成。“外顯”指的是文化設施、文化教育、技術培訓和文娛活動等；“內隱”是總目標的倡導，是要求遵循的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或指這些內容融匯而成的風貌或企業精神，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個企業長期形成的一種穩定的文化觀念和歷史傳統以及特有的精神風格。[1]

過去人們常常把企業文化等同于企業文體活動，這是需要糾正的一種片面的觀點。它只是企業文化的一個內容，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不在這里。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在長期經營實踐中所凝結起來的一種文化氛圍、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經營境界和廣大員工所認同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方式。其實質是以人為中心，以文化引導為手段，以激發職工的自覺行為為目的的獨特管理思想，它包括了有效實施文化管理所形成的一系列管理工具、方法和手段。這也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實質和根本內涵。另外，許多企業的企業精神常常用求實、創新、開拓、進取或加上拼搏這些詞語加以概括。應當說這些詞語都是好字眼，都很重要，但大家都用這些詞語表達，就失去了企業精神的鮮明個性和特色，變成了所謂工業企業中標準件的組合。這也就使某個企業的企業精神變成了所有企業共有的“企業界精神”。北京同仁堂的“濟世養生”、“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一聽就知道是同仁堂所獨有的；杭州胡慶余堂“戒欺”，大家都知道這是胡慶余堂的企業精神；還有，寧波雅戈爾集團的“裝點人生，服務社會”，既有行業特點，又有獨具的文化底蘊；大連燃料總公司的“燃燒自己，溫暖他人”；許昌農行的“存入一縷陽光，還您一個太陽”等都提煉得很好，好就好在既有行業特點，又體現了員工的奉獻精神。從企業精神的概括和提煉上，將會越來越體現共性與個性的統一，突出個性，不求齊其全，但求其特，求其有獨具的文化魅力。

企業文化是企業員工在從事經營活動中所共同具有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是外顯于廠風貌、內顯于員工心靈中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一種意識形態。企業文化具有以下五個方面的作用：導向作用，即把企業員工引導到確定的目標上來；約束作用，即成文的或約定俗成的廠規廠風對每個員工的思想、行為都起很大的約束作用；凝聚作用，即用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信念使得整個企業上下團結，具有團對精神；融合作用，即對員工潛移默化，使之自然地融合到群體中去；輻射作用，指企業文化不但對本企業，還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2]

摘要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70年代以來的“行政改革”浪潮中的重要實踐和理論。由理論基礎、核心價值與思想、操作規則與手段三個層次構成，學者們圍繞這三個層次對其進行了廣泛的批評，90年代以來的治理（governance）對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核心價值與思想、操作規則與手段三個層次進行了超越與替代。

關鍵詞新公共管理理論基礎核心價值操作規則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含義

開始于30年代的政府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的擴張，長期奉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加上石油危機的影響，進入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空前的財政危機、管理危機和信任危機。[1](p46)

為此，西方國家在實踐中很快興起了被稱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并很快擴展到其他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實踐和理論，從實踐上講，他是一組政府針對現實問題的政府行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臨的危機、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從理論上講，他是基于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對行政（administration）與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認識，對公共部門的抨擊的回應，對經濟理論的變革、對私營部門變革和技術變革的再審視，[3]（pp1-23）以國家和社會之間關系的調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過程、模式的重塑為主線，以解決新時代政府管理社會和管理自身事務問題為宗旨，以經濟、效率和效能為基本價值的管理理論和心智的努力。

論文關鍵詞：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關鍵環節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20多年來，市場經濟體制已在我國初步確立。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尤其要求政府職能有相應的轉變。目前政府職能的行使中存在著缺位和越位的現象，因此必須使政府職能歸位，轉變政府職能，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就提出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系，他強調經濟改革必須和政治改革相適應。他說：“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1]

在9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保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已進行2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側重于經濟體制的改革，這一改革策略使經濟改革能夠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起步和推行，避免了大的社會震動。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體制相配合，僅有經濟體制單方面的改革已經不可能再持續進行下去了。因此，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轉變政府職能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成為我國改革能否向縱深發展的關鍵環節。[2]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定位

市場機制是迄今為止人類所擁有的最有效的資源配置工具，它能夠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費用、最簡單的形式把資源配置的信息傳遞給利益相關的決策者。它能夠使消費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產要素達到最佳配置，讓動態的經濟發展問題得到基本的解決。但市場卻不是萬能的，它會在某些環節上失靈。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基本職責應是彌補市場缺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