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中國音樂和其它世界各國音樂，在不同時期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及其產生的影響，辨證地論敘了音樂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進而提出了中國音樂如何走向世界的幾點觀點和看法。

何謂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是指文化的地域性、獨特性、階段性，同時又是一種局限性，它是一個民族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經濟條件制約的心理素質、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精神狀態、和思想意識。民族音樂(指音樂風格)是以民族性為主要特征的，它因其獨特性而使別的國家和民族無法參與其中，至多對其只作一般觀賞和了解而并不能真正去欣賞理解它們并與它們全面溝通和交流，它更不能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所謂民族音樂，就是指那些各民族用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表達其情感生活的音樂。從具體形式上講這個獨特性包括樂器構成和曲調風格兩個方面，后者更是主要方面。它指用民族樂器或者西洋管弦樂器演奏的民族民間曲調風格的音樂。民族音樂又包括民族民間音樂和具有民族風格的創作音樂兩部分。

一、戰國音樂的民族性

在歷史的長河里，在國家民族仍未消亡的這個歷史階段，我們的民族音樂是世界多元音樂文化資塬中的一元物種，它具有自己獨特的地位、作用與價值，有其生存的土壤和一定時期內繼續發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是中國人民自己所喜聞樂見的音樂種類，人民離不開它。民族音樂還可以起到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總之，它就象成千上萬的物種使得世界多姿多彩一樣。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各民族不同的音樂文化極大地豐富了世界文化資源，從而使得世界文化繽紛多姿、光輝燦爛。今天由于信息與交通快速發展，當世界朝著各民族趨同的方向愈來愈快速發展的時候，人類也確有責任為保留各民族自己的獨特文化做出應有的努力，使其獨特的價值免于消亡。從長遠來看，它的價值取向主要是多元價值、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象征，美國向宇宙空間發射的太空船上載有一張措放給外星人聽的金唱片，其中就有代表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古代名曲《流水》，這是我們的驕傲，它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民族音樂的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二、我國音樂的世界性

世界性就是開放性、互通性、融合性、持久發展性和世界各民族廣泛的參與性這樣幾個方面，它使各族人民真正站在同一個層面上平等對話。它是人類未來共同的發展方向，具有光明的前途和強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勢力都不可阻擋的一種歷史潮流．正如人類愈來愈需要世界語(英語實際已成為一種世界語)來相互溝通一樣，在音樂上同樣需要一種世界語做為相互溝通的橋梁。世界音樂的硬件是管弦樂隊，軟件就是世界各民族普遍能夠欣賞和理解的音樂風格。它應該概括和升華各民族的音樂語言，并將之提升到一個不屬于任何民族音樂語言的高度。它是作曲家的傾心創造，這種創造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既包括技術上的也包含音樂風格方面的。世界音樂是相對于民族音樂而言的。它在音樂技法、音樂風格上應遠離任何民族音樂的特征，或者源于某個民族，但經過作曲家的精心提煉和再創造從而使世界各民族普遍都能夠欣賞它、接受它。前者如德彪西，勛伯格，后者如肖邦以及民族樂派等。它是音樂領域中的世界語。當然，并不就是說凡是全新的音樂就一定是世界的，它如果不能普遍的為大家理解和接受那就不是世界音樂，甚至連音樂恐怕也不能算。我們目前迫切的任務是必須尋找到一種能與世界相溝通的音樂語言，只有用這種世界語表達我們自己，才能夠讓世界真正了解我們。象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這些得到全球范圍一致認同的音樂就屬于世界音樂。它們首先是全世界令人類的，其次才是他們自己民族的。民族音樂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獨特性而難以與世界相互溝通，客觀上阻礙了別人對我們的了解。這種事與愿違造成我們目前事實上被動與尷尬的局面。只有明確意識到這些，方能真正找準音樂發展的方向。解放后，我國在嚴肅音樂領域里盡管有長足的發展，出現過一批優秀的作品，但均因我們太注重和過分強調民族性而使其遠離了世界性，導致最終不能得到世界的認同，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內容提要：介紹電腦音樂的發展和應用以及它在音樂各種中的地位，本文立足于敘述電腦音樂的基本情況和基礎知識，諸如：MIDI、合成器、音序器、鼓機、效果器等。最后介紹了電腦音樂的應用領域，它所帶來的便利及其自身價值。

人類社會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了音樂,已無法查考,人類傳述歷史始于有語言、文字之后。隨著人類智慧的發展,利用聲創造出語言,而且能講出自己的思維,同時也能把內心所感化為音樂。它是難于捉摸其實體的東西,也是一切藝術中最容易被理解的藝術。音樂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由兩千年至五六千年前的古代音樂到中世紀時期的音樂;文藝復興以后的巴洛克、古典樂派和浪漫主義音樂到逐步脫離了注重形式的純音樂領域的印象主義音樂;隨著音樂國界的逐漸消失,又由此發展到了現代音樂。縱觀人類音樂文化藝術的演進和發展,無不伴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如,15世紀左右音樂印刷術的發明,使五線譜記譜法得到廣泛傳播;16世紀意大利著名的音樂理論家查里諾借助物理學與數學原理,從泛音列中探求三和弦的音響學基礎,由此誕生了和聲學;19世紀末,留聲機的誕生,改變了音樂作品的傳播方式和人們欣賞音樂的傳統方式。一百多年來,錄音技術已經歷了由最初的鋼絲錄音機發展到模擬盒帶錄音機、數字盒帶錄音機、激光唱盤刻錄機、微型磁光盤錄音機、數字音頻磁帶錄音機等發展階段。高保真的錄音技術為音響世界開辟了極其廣闊的天地。

電腦音樂伴隨著計算機技術和電子技術的發展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其發展經歷了七、八十年代的“模擬技術”和九十年代以來的“數字技術”兩個階段。電腦音樂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傳入我國。短短二、三十年時間,電腦音樂已在專業音樂創作、錄制領域廣泛運用于廣播、電影、電視、舞蹈音樂、多媒體以及流行音樂等各類現代音樂中,并已起著不可或卻的作用。今天,電腦音樂的各項設備、設施的不斷完善,即使是龐大復雜的交響音樂的創作和演奏,也能由一個人在個人電腦音樂系統中輕松自如地完成。

電腦音樂是運用現代電子計算機數字傳送的原理,采用國際MIDI技術標準,提高異步串行方式連接若干電子樂器而組成的電子音樂系統,它包含有兩個方面:MIDI創作和音頻處理。MIDI的全稱就是音樂設備數字化接口，是英文中“MusicInstrumentDigitalInterface”的縮寫。其中音頻信號是由一些二進制信息組成的，它不會表示音樂各方面的特性，而是準確的記錄下聲音在空氣中振動而產生聲波的形狀，簡稱波形。電腦音樂系統從硬件上講，是計算機系統和電子樂器的結合。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一個完整的電腦音樂系統應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電腦系統，包括電腦主機、相關軟件、MIDI接口和打印機。電腦音樂系統的工作能力來源于應用程序軟件。電腦音樂軟件主要包括四類，即：音序軟件、樂譜軟件、聲音軟件和智能作曲軟件。音序軟件就是在我國一般人們所說的作曲軟件。因為從電腦的觀點來看，所謂音樂的進行，就是樂音的有次序的運動，簡稱音序。音序軟件只是一個為人們作曲提供方便的程序，他本身并不能創造音樂，一個用紙和筆完全不會作曲的人，同樣不會憑借音序軟件創造出美妙的音樂來；樂譜軟件主要功能是顯示和打印五線譜，常常也具有相當出色的音序功能。在電腦看來，作為音序的音樂和作為圖形的樂譜是很不相同的兩件東西。它們可以相互轉換，但是工作原理、顯示方法、速度、容量都不同；聲音軟件主要是針對兩方面事情，一是聲音設計和修改，這是在七十年代以前的電腦音樂最熱衷的事情，在八十年代以后主要在合成器上操作，現在通過聲音軟件來做，就更為方便了；二是硬盤錄音，嚴格說來硬盤錄音不完全屬于電腦音樂范圍，但是它通常總是要和電腦音樂結合，而且只有和電腦音樂后，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優越性；智能作曲軟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曲軟件，雖然還是離不開作曲家輸入的某些規則和命令，作出許多合乎規定的或者隨機的音序，最后由作曲家選擇，編排和確定。

接著是電腦音樂系統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音源系統，包括MIDI控制器和合成音源，采樣音源及鼓機。電腦音樂系統中輸入MIDI信息的方法有好多種，最重要的是通過MIDI控制器來輸入。MIDI鍵盤是最常見的MIDI控制器，而電子合成器的鍵盤又是最常用的MIDI鍵盤。我們可以把電子合成器簡單的看作是MIDI鍵盤和音源的組合；從產生聲音的方法來看，音源大體都是采用“合成”和“采用”兩種路子。最早引入我國的影響較大的電子合成器是雅瑪哈的DX7，就是采用“合成”的方法，稱作為FM音源，在當時以其音色的豐富多彩而風靡世界。合成方式雖然能產生十分豐富的音色，但是在操作上很難有目的的去模仿某種音色，繼而有關專家又設想從傳統的、現實的樂器聲音中獲得電子樂器的音色音源，發明了“采樣”方式，創造了PCM音源；打擊樂的音色差不多都是采樣得來的，本質上同其他音色沒有什么不同，一般的合成器和音源里都有不少打擊樂音色。但在應用中常把打擊樂音色集合在一個樂器里，加上“鼓墊”以后就叫做鼓機，與音序器裝在一起并提供一些預置的節奏樣板。還有一類能夠直接采集傳統樂器聲音和自然音響的，我們把它們叫做采樣合成器或者采樣音源。我們可以用它們來采集各種我們喜歡的音響，經過整理，加工后在音樂創作中使用，特別是用它們來采集民族樂器的音色，應用在民族風格濃郁的音樂作品中。最后是電腦音樂系統的第三個組成部分：音響和錄音系統。在電子音樂中，音響和錄音系統技術逐漸介入音樂的傳播，演奏乃至創作，成為“音樂”家族中的不可缺成員。體現在硬件配置上，就是音響和錄音系統，主要包括調音臺，效果器，均衡器，功率放大器，監聽音箱和雙軌，多軌錄音機等。

MIDI能夠傳遞的信息包括作曲家的信息，如音高、節奏、音色等；演奏家的信息，如力度強弱、演奏方法等；指揮家的信息，如統一的節拍變化、聲部平衡等；錄音師的信息，如聲象、音量控制、音響效果控制等。所有這些信息，都能在電腦音樂系統中得到充分、完美的控制。在MIDI音樂的制作方法或創作方式上，大體上存在著兩種模式：一種是“演奏家”方式，一種是“作曲家”方式。這兩種方式各有所長，而且可以相互結合、相互補充。流行音樂更多地用前一種方式，而在音樂上比較講究的、更加專業化的、藝術水準比較高和規模比較大的，則離不開后一種方式。音樂的本質特征是運用音樂來表達與傳遞情感，是訴諸于人們聽覺的藝術。電腦音樂的產生，改變了作曲家創作的作品是“半成品”的狀況。一首樂曲的一、二度創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度是作曲者。傳統的作曲過程是作曲家將出現于他的“內心聽覺”的一個個“樂思”用樂譜的方式記錄下來的，但迄今為止，所有的樂譜記錄方式其實都是非常簡略的和不夠精確的，而且內心聽覺必然具有的模糊性，使得它和實際發出的音樂聲音總是有距離。作曲家在傳統的音樂傳播方式中所能完成的工作其實極為有限，他所留下的只是作為視覺符號的樂譜而不是音樂本身。因此必須有演奏家和指揮家的參與，才能“還原”成為真正入耳，可以感知的音樂，但是對于作曲家來說，是不是能真正“還原”成他所想象，他所創作的那樣則很難說。二度創作是一度創作的體現，他力圖最完美的表現出音樂的豐富內容，把音樂作品的內涵展示出來。而一度創作所面臨的問題隨著電腦音樂的出現則發生了根本改變。它可置創作、表演、制作于一爐，融作曲、演奏、指揮、錄音為一體，能夠真正實現作曲家的想象。演奏家的技巧和欣賞者實際聆聽的音響的重合和統一，對提高音樂創作和演奏的數量，簡化音樂制作的過程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和作用。電腦軟件中能把每個樂器最基本的演奏效果通過音響或耳機不失真的播放出來，從而解決了在短時間內難以系統的學習每種樂器的音域和演奏方法的難題，方便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我們了解樂器的音域和熟悉樂器的演奏法。電腦軟件還可提供一定的圖片資料，把每件的樂器的構造和名稱通過圖片方式展示出來。運用數字存儲技術及數字音頻處理技術可以把真實樂器的音樂毫發無損地記錄下來并應用，也可以對樂器的音色加以修飾和創新，按個人的要求調整音域、音色等。音序器軟件還為創作者提供了許多的合唱和自然效果，讓從前只能在錄音棚完成的事輕而易舉地得到了解決。電腦為音樂創作者帶來了一種全新和便捷的操作手法。它把音樂作品從構思到最終完成所花費的時間縮減至最短，這樣創作者無需花費過多的時間精力在樂隊的排練上，從而有更多的時間來構思作品內涵和表現形式。電腦音樂的出現，令作者的構思與樂隊演奏需經二度創作才能解決的矛盾將不復存在。當作者的音樂構思在電腦音樂系統中形成樂譜時，在以前須樂隊演奏的實際音響已蘊藏其中，作曲者可根據實際音響效果，利用電腦具有人機交互性的原理，控制界面，檢索問題，增刪內容，隨時更改，充實。最后完整的展示出作者所期望的最佳理想效果。從而達到抽象構思與音樂形象，樂譜符號與實際音響，理性認識與感性認識的完滿統一。在電子樂器從模仿傳統樂器開始后，出現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電子樂器的主要價值在于能夠模仿以至取代某些傳統樂器，甚至認為會由此帶來傳統樂器和演奏家的消亡。事實上，電腦音樂和樂隊演奏的最大差別，并不是在于音色，而是在于演奏過程中的細微變化，包括演奏方法和情感力度的變化，總是不能象表演者演奏時那樣豐富、細膩，并且變幻無窮和隨心所欲。所以，電腦音樂并不會替代“活人”演奏，既無必要，也無可能。超級秘書網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

;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