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尤其是勞動異化理論，我國學界在上世紀80年代曾有過一次規模空前的討論，討論始于周揚先生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報告中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異化問題和與之相關的人道主義問題引起了激烈討論，討論主要內容是（勞動）異化理論是否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成熟的表現，人道主義的內涵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這次討論作為“”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人的價值的反思，作為對國外學者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討論的回應，它的發生是有其客觀必然性的。但以今人視角看來，由于當時“將學術問題政治化”，[1]這次討論多少帶有“情緒宣泄的特征”。[2]（P314）對于這次討論的是非曲直，以及討論的深層問題——“兩個馬克思”——這個被俞吾金先生稱為“迄今為止尚未平息的世紀之爭”，本文無力指點。這里要研究的問題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是否以人道主義為旨歸；如果以人道主義為旨歸，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是何種意義上的人道主義；馬克思異化理論中的人本思想對于今天的社會發展有何提示。

一

馬克思以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開始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而異化勞動理論則是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為有力的武器。與此前局限于思辨領域的其他異化理論相比，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轉向了人的生活世界，以人的基本實踐活動——勞動作為切入點。馬克思認為，勞動作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反應了人的類特性，就是人的生命活動本身。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這種生命活動反倒成了工人維持生命的手段。[3]（P57）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顛倒，是因為此時的勞動目的僅僅在于財富的增加，致使人的生命活動不是以人為目的而是以財富為目的。因此馬克思才有了這樣深刻的剖析：“勞動本身，不僅在目前的條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僅僅在于增加財富而言，在我看來是有害的、招致災難的……[3]（P13）之所以說勞動是有害的，我們可以從工人和他的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中窺見端倪：工人生產的勞動產品越多，他所創造的異己力量就越強大，同時也就越危及他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說，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成了與工人相對立的東西。這種有害的勞動所導致的后果是，人同自己的類生活相背離，人的現實存在與他的本質發生了對立。同時，這種人與自身的對立也造就了人與他人的對立，造成了人與人的異化。以上就是我們熟悉的馬克思在《手稿》中關于勞動異化的四重規定。但必須強調的是，在《手稿》中，馬克思沒有將異化現象局限于工人階級。馬克思認為，資本家也處在異化狀態下，“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狀態。”[3]（P64）在批判蒲魯東所提出的以工資平等來改良資本主義時馬克思指出，這“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關系變成一切人對勞動的關系。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3]（P62）也就是說，提高工人工資或保持工資平等本質上只是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只要勞動不是生活的目的而表現為工資的奴仆，資本家對勞動的關系與工人對勞動的關系本質上就是一致的。這正如埃·弗洛姆所指出的：“他（馬克思）對收入平等的關心不是第一位的。他關心的是使人從一種毀壞他的個性、把他化為物、化為物的奴隸的勞動中解放出來。”[4]（P188）不難看出，馬克思在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異化時，不是以實現工人物質享樂的粗俗唯物主義為目標，而是以包括工人和資本家在內的人的生存、人自身的價值作為現實依據，這不能不說，其中蘊涵著人道主義思想。

如果說勞動異化理論內含著人道主義思想，那么共產主義作為對異化的揚棄，以及人的本質的實現，則直接與人道主義相關聯。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3]（P81）這即是說，異化的揚棄、私有財產的消滅這一共產主義運動過程，①也同時是人向自己本質的復歸和占有的過程。共產主義實現了人的存在與人的本質的合一，此時，勞動產品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表現，實現了人的自我確證。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就是人擺脫外物牽制的自然主義，同時也是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這樣，我們看到，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不僅以人的生存為現實依據，還要以人的生存為終極指向。實際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始終沒有離開過人的生存和人的價值。他在《資本論》中對共產主義的描述是：“共產主義社會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5]（P649）

馬克思以勞動作為其異化理論的切入點，原因在于勞動是人的基本生存活動，人與勞動產品的關系構成一切關系的基礎，勞動異化構成了宗教異化、經濟異化、政治異化等等異化表現的基礎。《手稿》在談到工人解放關乎整個社會的解放時指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3]（P62-63）因此“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3]（P82）馬克思也沿著這一思路，在不同時期的著作中分析了異化的其他表現形式，如《論猶太人問題》中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異化、《手稿》和《資本論》中的貨幣異化及商品拜物教、《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中的社會觀念的異化，生產力、社會關系、社會利益、社會意識對個人的異化等等。可以說，異化理論不僅是馬克思早期研究的關注要點，也是貫穿整個馬克思哲學的理論線索，而人道主義正是理解這一線索的合理角度。關于這個問題，復旦大學的俞吾金先生認為，異化是馬克思一生都在思考的一個基本概念。[6]北京大學的趙敦華先生認為，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即是馬克思異化思想的發展，人本主義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他整個思想的導向原則和價值標準，并認為馬克思哲學之本也就是新唯物主義、人本主義和自由解放的學說。[7]

二

摘要:文化因素在文學翻譯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確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對于提高翻譯作品質量和促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討了幾種處理文學翻譯中文化差異的方法,無論采用哪一種方法或兼并使用,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創造更完美的翻譯作品——既充分體現原文的風格、內涵又滿足譯文讀者的需要。

關鍵詞:文化差異;文學翻譯;源語(sourcelanguage);目的語(targetlanguage)

隨著全球經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多元文化并存勢在必行,文化在各國交流與往來中變得極為重要。受其影響,文化成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而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翻譯成為了一種文化模式的轉換。人們用“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interculturalcooperation(跨文化合作)”、“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或“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際)”等一系列術語來替代“翻譯”(郭建中,2000,P277)。因此,怎樣更加準確、恰如其分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是創造完美翻譯作品的關鍵。本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盡量減少文化差異的四種不同的翻譯方法。

一、文學體裁和文化差異

翻譯實踐是與翻譯作品的文體緊緊相聯的。不同文體的翻譯作品有著各自獨特的語言特征。只有在同時掌握源語和目的語兩種語言的特征且能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情況下,譯者才能創造出真實體現源語風格的翻譯作品。作品語言風格的不同就意味著所蘊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體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載的文化因素較少。在這類作品的翻譯過程中,準確如實地將源語信息內容轉化成目的語遠遠比對兩種語言文化的轉換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學體裁的作品中,如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化就成為翻譯中應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譯作就成了沒血沒肉的、只是由詞匯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在讀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譯作也是沒有靈魂的作品。因此,優秀的譯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應充分考慮如何處理不同體裁作品中的文化差異。

在所有的文學作品中,詩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種文學體裁,無論是其形式或內容都充分展現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語的十四行詩和漢語的七律詩都體現了各自濃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譯實踐中,除準確地再現詩的內涵、風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還應譯出詩的文化特色。許多翻譯技巧,例如增補、注釋、回譯、替代等,都可以用來解決翻譯中出現的文化差異現象,從而使目的語讀者能夠充分體會源語的文化風格。眾所周知,漢語語言重視意合(Parataxis)而英語語言注重形合(Hypotaxis)。漢語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語言中有許多無主語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語語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語。因此,在英漢翻譯中,可以通過增加或刪減主語、賓語、關聯詞等來實現語言和篇章的連貫以及解決兩種語言文化差異的矛盾。例如,唐代詩人李白的《靜夜詩》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譯為了符合英語形合的特征,譯者按照英語“主謂賓(SVO)”結構的語言模式,增加了主語“I”、關聯詞“if”和謂語動詞“see”;譯者采用詮釋的方法,將“床前明月光”譯成了“Abed,Iseeasilver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來彌補文化差異的一種翻譯技巧。例如:“眾人拾柴火焰高”可譯作”Manyhandsmakelightwork”。這里,譯者根據英語讀者的文化習慣用“眾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眾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膽小如鼠”被譯作“astimidasarabbit”。當漢語轉換成英語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為英語國家的讀者在他們的文化氛圍中認為“兔子最溫順”,而不理解“膽小如鼠”。其它類似的例子如下:

論文關鍵詞:文化批判;理性;價值取向;技術理性

論文摘要:文章以20世紀的西方批判理論為主要考察對象進行具體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論派、人本主義批判理論派和后現代主義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論在發現文化危機，認真反思各派在面臨現代工業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是如何發現危機的潛在，并怎樣提出問題和找到解決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時代的主導性文化進人一種非常規期和變革期時，知識精英們以自覺的理性反思來揭示和把握主導性文化危機的失范，而這種理性反思就被稱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著特定時期人類精神的一種覺醒，是對當時這一特定時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種審視和反省，不同時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價值取向和所堅持的基本觀點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有時甚至會出現觀點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們都各自代表著人類文化在重大的轉折期不同學派所做出的不同的價值選擇。

雖然在具體的價值取向上存有差異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論的內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特定的價值視角對現實的文化危機的原因、本質、問題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斷，另一方面是針對這些問題做出一些大膽的可行性的建議，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根據各自的基本的價值取向不同，20世紀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論可分為三個派別，一是生活世界理論派，以胡塞爾、維特根斯坦為代表，他們主要是從前現代的視角出發發達工業社會的技術理性主義進行批判;二是人本主義批判理論派，以存在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他們是從捍衛現代性和人的主體性的角度批判技術理性主義文化模式的異化;三是后現代主義派，他們主要是從否定現代性的后現代視角對技術理性主義的文化模式進行根本性的、激進的否定和批判。要對這三個派別的文化批判理論進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從發現問題和尋找解決出路這兩個方面來展開。

一、生活世界理論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爾和維特根斯坦殊途同歸，兩個人從不同的路徑出發批判現性主義，向日常生活世界回歸，開辟了一條從現實生活世界出發的前現代視角。他們都意識到，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脹，導致了抽象的科學世界和實證主義思潮對人的統治，從而導致了現實的生活世界被遺忘。另外，前科學的、前邏輯的生活世界是一個價值世界和意義世界，自然的日常生活語言是重要的語言形式，它是顯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論文關鍵詞：文學翻譯；歸化；異化

論文摘要：文學翻譯中的歸化和異化是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本文從簡單回顧了歸化、異化理論的生成及其演變。指出歸化和異化都是重要的翻譯策略，兩者相輔相成，對文學翻譯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引言

歸化與異化是文學翻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策略.本文簡單回顧歸化和異化策略在文學翻譯中應用的歷史,從晚清時期的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一百年歸化為主調，20世紀最后20年對異化、歸化的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翻譯：歸化和異化的繼續發展。并指出歸化和異化相輔相成，對立統一。譯者應根據在翻譯中涉及的多種因素進行取舍，創造高品質的譯品。

1歸化和異化概述

直譯與意譯是歸化和異化討論的源頭。直譯和意譯是翻譯的兩種主要的方法，八十年代初，張培基等學者所編的《英漢翻譯教程》中解釋直譯（literaltranslation）為：“所謂直譯，就是在譯文語言條件許可時，在譯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內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別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直譯不是死譯或硬譯。”……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譯教程闡釋直譯：“直譯指翻譯時要盡量保持原作的語言形式、包括用詞、句子結構、比喻手段等等，同時要求語言流暢易懂”（范仲英1994：90）。而意譯則認為語言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和表達形式，當形式成為翻譯的障礙時，就要采取意譯。翻譯的歸化/異化概念直接來源于1813年德國學者Schleiermacher（施萊爾馬赫）《論翻譯的方法》一文，文章指出翻譯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引導讀者靠近作者，另一種是引導作者靠近讀者。但并未授以具體名稱。1995年美國學者L.Venuti的《譯者的隱形》定義這兩種方法為異化/歸化。Venuti是異化派翻譯的代表。他提出“反翻譯”的概念。指出翻譯的風格和其他方面在目的語的文本中要突出原文之“異”。他說：“反對英美傳統的歸化，主張異化的翻譯，是要發展一種抵御以目的語文化價值觀占主導地位的翻譯理論和實踐，以表現外國文本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郭建中1999：192-193）在討論異化翻譯時，他對歸化翻譯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標語文化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公然對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從而達到讓譯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歸化翻譯的最大特點就是采用流暢地道的英語進行翻譯，在這類翻譯中，翻譯者的努力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譯者為之隱形，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被掩蓋，目的語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譯入語文化價值觀，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譯作由此而變得透明。從后殖民理論吸取營養的異化翻譯策略則將歸化翻譯視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謀，是文化霸權主義的表現。所以，Venuti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美國翻譯家奈達（Nida）是“歸化”理論的推崇者，他提出了“功能對等”和“讀者反映論”的觀點。在各種不同場合，他重復“最切近的自然對等”概念這一觀點，既“譯文基本上應是源語信息最貼近的自然對等”。“歸化派”認為，不應該將源語中的語言體系和文化現象強加在譯文讀者身上；文化差異必然帶來交流和理解上的障礙，既然翻譯的主要任務是文化交流和傳播，就應該避免文化障礙，而“異化”則不可避免地帶來這種障礙；對譯文讀者的想象力和智力也不應該有過高要求，而是應該將源語以最貼近目的語的形式呈現給譯文讀者，使之理解起來更容易。

1異化勞動理論的內容

1．1異化勞動產生的原因

在《手稿》中，馬克思正確指出了異化勞動是私有制運動的結果。正是由私有制造成的勞動與勞動條件的分裂，才使勞動者和他的產品、勞動本身、類本質以及和他人之間的關系上發生異化。馬克思認為，私有制是由分工產生的，分工本身又造成了勞動的異化，所以私有制是異化勞動的結果。缺乏勞動條件的人，為了生活，就得把自己的勞動能力交給擁有勞動條件的人去支配，同時把自己勞動的成果也一并交給人家去占有。因此，勞動本身也就越來越脫離勞動者，成為反對勞動者的異己力量。這樣，私有制的產生就進一步加劇了由分工造成的異化勞動，反過來也成了異化勞動形成的動力。異化只是短暫的歷史現象．它必然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會分工的最終消滅而滅亡。事實上，無論是分工還是私有制，都不是異化勞動產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低下的勞動生產率，才最終決定了分工和私有制的產生。因此，要想從根本上消除異化，只能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

1．2異化勞動的內容

<手稿)中對于異化勞動理論主要表述為四個方面的內容：

(1)勞動對象的異化。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勞動產品成了不依賴于生產者工人的異己力量，即工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按一般經驗，勞動創造了人，勞動是人的內在本性，勞動產品是勞動主體的對象化，主體應該在勞動產品中實現自己并理所當然地將其占有。然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人類勞動這一創造性活動反而變成了非人的外在力量，勞動者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勞動，勞動對他而言，變成了一種異化的、外在的、脫離了人的本性的東西。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人與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