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學科的形成，一般來說有三個標志：獨特的研究對象、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其中，研究對象又決定著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因此，學科的研究對象是該學科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也是行政哲學研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關系到行政哲學能否存在以及怎樣發展。目前，人們大都認為應該有行政哲學這門學科，但對其研究對象卻沒有一致的認識。這種認識的不一致，在行政哲學初創時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能促使人們從不同方面對這門學科進行研究，最終達到比較全面深入地理解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使人們對行政哲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新的層次。但是，由于缺乏一致的、共同的認識，導致行政哲學研究主題（本文將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作為同等意義、可相互替代使用的概念與范疇）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從而造成行政哲學學科建設的非規范性和隨意性。因此，科學界定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是行政哲學發展首先應該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推進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一門學科的形成，一般來說有三個標志：獨特的研究對象、獨特的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其中，研究對象又決定著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因此，學科的研究對象是該學科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也是行政哲學研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關系到行政哲學能否存在以及怎樣發展。目前，人們大都認為應該有行政哲學這門學科，但對其研究對象卻沒有一致的認識。這種認識的不一致，在行政哲學初創時期，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能促使人們從不同方面對這門學科進行研究，最終達到比較全面深入地理解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使人們對行政哲學研究對象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新的層次。但是，由于缺乏一致的、共同的認識，導致行政哲學研究主題（本文將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作為同等意義、可相互替代使用的概念與范疇）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從而造成行政哲學學科建設的非規范性和隨意性。因此，科學界定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是行政哲學發展首先應該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推進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摘要：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觀的根本問題即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問題，簡單合在一起說就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道德義利群己關系問題。

關鍵詞：倫理學基本問題

中國倫理學在近二十年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其知識形態日趨成熟。對于倫理學來說，它有沒有基本問題？倫理學的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對這一問題，倫理學界雖然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進行過較為集中的討論，但經過十多年的學術發展，我認為，這一問題仍有必要在新的學術背景和知識語境中加以討論，以期獲得新的學術認知。

一

一門學科只所以得以建立，不僅在于其有客觀的研究對象，而且也有其基本問題，如果沒有其基本問題，那么這門學科的合法性和科學性就會受到懷疑。因此，雖然倫理學自其誕生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但由于其研究對象——道德的廣延性和復雜性，對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在歷史上存在著諸多歧異的意見。盡管如此，倫理學還是有其基本問題。

一門學科的基本問題總是與其特定對象相聯系的，因此，在我看來，由于倫理學以道德為研究對象，因此，倫理學基本問題就應該是道德觀的基本問題，是對道德的根本觀點與看法，是人們的實際道德生活要面臨和選擇的根本問題，是以往和當今倫理思想家們爭論最集中的或不可回避、不能不回答的問題。

1．無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世界哲學日”在中國的大會主題是“哲學與公共政策”，這是一個涉及到多個哲學學科的綜合問題，特別涉及到政治哲學、倫理學、社會哲學和文化哲學。無論是政治、倫理還是社會和文化，都是關于公共生活的問題。哲學關心的都是重要問題，而重要問題都是具有公共意義的問題。

“重要問題”與“大問題”的區別與哲學的道路選擇有著密切關系。應該說，重要問題和大問題都是哲學這種極致思維的本能選擇，因為這兩類問題都是根本問題或者基本問題，也就是任何有限知識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不得不由哲學去思考。在這里，知識的有限性至少可以這樣理解：（1）任何一個門類的知識，因此所有知識，都總是有限的。正如休謨定理所指出的，無論有了多少知識，都不足以推知未來世界和整體世界；（2）任何知識，甚至包括科學和邏輯，都依賴著知識所不可能證明的某些哲學假設。因此，思想的主體部分雖然是知識，但思想的奠基部分卻是智慧。智慧永遠是知識的基礎，而智慧所處理的就是那些專門留給哲學的“重要問題”和“大問題”。

大問題就是幾乎覆蓋著所有問題的總體性問題或者說終極問題，人們希望能夠通過解決大問題而獲得對各種問題的一攬子解決。這種試圖發現關于終極問題的終極解決的努力就是形而上學。不過正如分析哲學后來發現的，形而上學中有大量問題是由語言虛構出來的偽問題，而不是真問題。例如有一些功能性的語詞，典型的如“是/在”（is），本來只是語言陳述中的一個功能關系，但當它被看作是一個對象性的課題，就形成了文學虛構；還有一些是觀念的框架性概念，它們是進行思想活動所需的條件，其中凡是真正需要明確的，例如“必然性”，就會被嚴格定義（邏輯學和數學的定義），另外有些概念并不需要嚴格定義，而只需要在特定的語言游戲中或特定情景中進行臨時約定，例如“本質”，就無所謂標準答案而只需要約定。從今天比較成熟的哲學眼光看來，許多“大問題”是華而不實的語言/概念游戲，而不是在生活事實中“構成問題”（problematic）的哲學問題，因此，那些問題雖大，卻不重要。所謂重要，就是對生活而言是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重要性就是相關性（Importanceistherelevance）。

哲學所必須關心的問題未必是思想上最大的問題，卻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我愿意把這種哲學選擇稱為哲學的正宗選擇（Thefundamentalismofphilosophy）。假如人類生活道路無可選擇，那么就不需要智慧，或者說，沒有自由就不需要智慧，因為如果沒有自由，智慧就無用武之地，反正沒有什么可想也沒有什么值得想的；而既然人有自由，生活需要做出選擇，這就需要選擇的理由，人們需要知道為什么這樣的選擇就比那樣的選擇“更好”或“更正確”。生活的錯誤無法反悔，所以人們最怕選錯了事情，而選錯事情是因為想錯事情，所以“給個理由”就成了性命悠關的命運抉擇。去尋找能夠肯定某種選擇并且同時否定其它選擇的理由就是在尋找否定某些自由的理由，只有需要去否定某種自由，才需要智慧，很顯然，如果人有無需限制的自由，那么無論做什么就都同樣是對的了，因此，完全自由也不需要智慧，既然都對，就都無所謂。只要明白了無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就知道只有當擁有自由并且同時需要用自由去限制自由時才需要智慧。生活的所有重要問題都表現為“選擇什么并且不選擇什么”，而給出選擇的理由是一個嚴重又可怕的思想挑戰，因為其實沒有人知道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沒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錯的。人們胡說，而且只好胡說。

2．必然的知識和命運的知識

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含義

為什么關于倫理學基本問題的看法存在著眾多的歧異，除了倫理學及其研究對象———道德的廣延性和復雜性等原因以外，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含義缺乏一致的理解是其最主要的原因。而考察已有的討論發現，學界往往將考察的重點放在“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上，重點論證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內容是什么，而對“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含義本身卻考察得不夠，對這一術語的理解和使用也大相徑庭，以至于彼此之間有時難以有效地借鑒和溝通。鑒于此，筆者認為應首先考察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含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理解。

（一）倫理學基本問題不等于基本的倫理學問題，不等于倫理學具體問題

倫理學基本問題不等于倫理學所要探討的具體問題，倫理學所要探討的具體問題可以有很多，因為不同類型的倫理學理論在時代境遇、論證方式、理論旨趣、個體風格等方面存在著諸多差異，因此其所關注的倫理學問題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倫理學問題，甚至有的問題為所有倫理學理論類型所共同關注，例如善惡問題、應有和實有問題、意志自由和道德規范問題、人的道德責任問題，等等。但這些所謂“貫穿于倫理思想史始終”的問題、甚至是所有倫理學體系都“不可避免、不可不回答”的問題，只是基本的倫理學問題，不是倫理學的元問題或者最根本的、最高的問題，因此不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倫理學基本問題”，不是某一倫理學體系中的一個問題，而是全部倫理學的元問題，是決定如何理解和解釋其他所有倫理學問題的根本問題。正是對這一倫理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本體論意義上的倫理學類型。其他各種具體的倫理學問題，哪怕是上述基本的倫理學問題，雖常常為幾乎所有倫理學理論體系所共同關注，對其的不同回答也可以用來區分不同的倫理學類型，但卻不是倫理學基本問題。因為，首先，所有這些問題從本體論意義上說，只是體現“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環節。“倫理學基本問題”是作為“隱匿的前提”而存在的，它總是作為構成思想的“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倫理學基本問題”總是被揚棄為具體的倫理學問題或主要問題。以意志自由和道德規范問題為例，有學者認為，“道德是以道德規范與主體意志的矛盾結構方式來反映和體現社會基本矛盾的規律性的”［12］。以此來證明意志自由和道德規范問題是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但殊不知這恰恰說明了意志自由和道德規范問題只是個“表面”問題，背后還隱藏著作為“隱匿前提”的倫理學基本問題。其次，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即使可以區分不同類型的倫理學理論，也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倫理學類型的區分。以應有和實有問題為例，有學者認為，“應有與實有關系的解決，規定了倫理學其他問題解決的方向。例如，在什么樣的實有基礎上提出什么樣的應有，使實有服從應有，使應有轉化成實有。這種應有與實有的同一性問題，決定了各種道德體系的原則和規范，也決定著各種道德活動的標準、方向和方法”［7］。這種區分顯然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倫理學類型的區分。所以可以說，基本的倫理學問題是多元的，而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卻是唯一的。

（二）倫理學基本問題不等于倫理學研究對象的基本矛盾

關于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雖然有一定的分歧，但學界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道德，簡單說倫理學就是研究社會道德的學問，所以倫理學也可以稱之為道德哲學。但眾所周知，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并不能等同于本學科的理論本身。也就是說，作為倫理學研究對象的道德并不能等同于倫理學，同樣，作為倫理學研究對象的道德，其存在的問題或基本矛盾，雖然對倫理學理論相當重要，也并不能等同于倫理學理論的問題或基本矛盾。即作為倫理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問題與作為研究對象的、現實的道德生活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兩個雖有聯系但卻根本不同的概念或命題。現實道德生活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或矛盾，哪怕是基本的，也只是對象自身的基本問題和矛盾；倫理學基本問題是倫理學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對其對象———道德現象進行研究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這是兩個不同關系層次的概念。即對象本身存在的問題，是不能等同于對這一對象進行研究的理論體系所面臨的問題的。就如同《紅樓夢》這部名著本身存在的問題，是不能與紅學理論研究存在的問題相混淆一樣。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所表明的是對道德對象進行研究和說明中存在的基本問題。以道德的基本矛盾來取代倫理學基本問題的觀點，顯然是混淆了上述兩個概念和命題的根本區別，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