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論文 由Mark和AndrewPalmer兄弟創建的Palmer公司是教會蠟燭供應商。它享有以50幾個教會吉祥物為模本制造蠟燭的權力。他們和很多亞洲生產商建立合作關系，后者以極低的價格為其生產蠟燭并運往美國。第一年這家公司的銷售額就達到了50,000美元。

然而Palmer兄弟并沒有深入規劃過未來。他們只是想讓公司上市，向公眾發行股票，最終抽身而出，坐享其成。但是，遲早他們都不得不面對諸如融資（公司的生存可能將會依賴于其融得足夠多的資金支持組織成長或戰略并購的能力）和環境因素（兄弟倆必須認識到他們可能被任何一個擁有廣泛分銷能力的大公司擊敗）等許多問題。

一個恰到好處的財務戰略能夠幫助像Palmer兄弟之類的企業主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

財務戰略因企業規模而不同

發展財務戰略的辦法不只一個，它們隨著企業的成長而變化，更復雜的是對于大、中、小或剛建立的企業，戰略也要有所差別，這一差別取決于管理的民主度和企業的成熟水平。

對于小型企業及初創企業來說，在這類組織中，所有者身兼數職，既要管理運作、財務和銷售又要管理人力和營銷。員工很少，所有者往往依賴直覺進行決策。由于合理的決策需要多方位的考慮，因此專業財務知識的缺乏可能會置企業于危險境地。

商業銀行核心功能管理論文

摘要：針對近年來金融“脫媒”現象的出現以及投資基金能否替代商業銀行的爭論。傳統的金融機構理論已不足以解釋現代商業銀行的核心功能。從風險管理的視角指出，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在于管理金融風險的過程中所采用的個性化工具和風險內化器的制度設計。加快風險管理技術的創新是新時期商業銀行的生命線。

關鍵詞：商業銀行；核心功能；風險管理；新視角

引言

金融機構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資源配置作用。長期以來，商業銀行一直是金融機構的主體，在各國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證券市場的蓬勃發展，商業銀行的總資產在所有金融機構總資產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1868年世界上第一只投資基金——“海外和殖民地信托”在英國誕生以來，投資基金在西方發達國家取得長足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勢頭更為猛烈，并對商業銀行的生存空間形成持續壓力。新世紀以來，美國投資基金的資產規模更是超過了長期處于金融系統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由此引發了商業銀行是否會消失，轉而由投資基金所替代的廣泛爭論。

一、對傳統理論的簡要梳理

新經濟條件下企業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財務基本理論論文財務管理論文管理學論文[摘要]分析了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的現狀和21世紀財務管理的發展趨勢，指出企業財務管理應著重在知識和人才上進行積累，以提升企業財務管理層次、夯實財務管理工作的基礎。

[關鍵詞]經濟條件；企業財務管理；發展趨勢

一、21世紀財務管理的環境變化及其對財務管理的要求

對于財務管理的環境變化，可從宏觀和微觀環境兩個方面分析。從宏觀環境來看，主要表現在經濟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知識經濟方

興未艾，信息技術、通信技術與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等。從微觀環境分析，表現為公司內部的機構重組，公司之間的購并與重組，虛擬公司的興起等。而每一方面都對企業財務管理觀念提出了挑戰。

1.經濟全球化浪潮。隨著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規模擴大，以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廣泛應用，在21世紀可預見的時期內，經濟全球化將呈現出新特征：一是網絡經濟大行其道；二是跨國公司將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三是WTO等多邊組織、非政府組織將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賦予信托項目獨立的納稅主體地位；確立信托業務稅收的基本原則；構建與信托制度功能相適應的信托稅制框架；建立專門的信托稅收法律規范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信托作為一種為他人管理財產的制度、堅持稅負公平、依信托屬性課稅、按實現主義課稅、對公益信托實行稅收優惠等，具體資料請見：

簡介：信托是一種為他人管理財產的制度。信托制度安排和現代信托行為特征要求賦予信托項目獨立的納稅主體地位,并明確信托業務的基本稅收原則。在設置信托業務的納稅環節、納稅主體、稅種稅率等稅收要素時,應綜合考慮信托行為過程和屬性、信托目的、信托財產運作管理方式等因素。同時需制定專門的信托稅收法規,以此來規范信托業務的稅收行為。

我國自2001年頒布實施《信托法》以來,以投融資為主要目的的資金信托、財產信托等信托業務迅速發展,信托已成為我國金融市場上一種重要的金融產品和投融資工具。然而,專門針對信托業務的稅收法規至今尚未出臺,這給信托業務的有效開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如何適應信托制度功能和信托業務發展要求,盡快建立一套與國家現行稅制相協調的信托稅收法律制度已是當務之急。因此,本文試圖以信托制度安排和信托行為特征為基礎,結合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和國際上的信托稅收形式,對信托項目的納稅主體地位、信托稅收的基本原則、信托稅收制度安排,以及信托稅收法律規范的形式和內容等若干問題進行探討,以期能夠為我國信托稅收制度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議。

一、賦予信托項目獨立的納稅主體地位

信托作為一種為他人管理財產的制度,其基本的法律關系為: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合法所有的某項或多項財產設立為信托財產并移轉給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對信托財產進行管理和處分,所實現的信托利益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享有。信托的這種法律結構設計,使信托具有兩個顯著的法律特征:一是信托財產的所有權與利益相分離,二是信托財產獨立于信托當事人的固有資產。具體而言,在信托關系中,委托人設立的信托財產,其所有權已經移轉到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不再是信托財產的所有人;受托人雖然擁有信托財產的法律所有權,但只是作為信托財產的名義所有人,必須按委托人授予的信托財產管理處分權利,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因此要為各委托人的信托財產設立獨立的信托賬戶,并將信托財產與自有財產分開管理、分別記賬,以保證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和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是信托利益即初始信托財產或信托本金及其收益的享有者,擁有對受托人管理處分信托財產狀況的知情權、對受托人管理信托財產方式的調整權、對受托人違背信托職責造成信托財產損失的救濟權和解任受托人等項權利。①然而,在信托期間受益人并不能直接對信托財產及其收益行使支配權,其信托利益的實現有賴于受托人的給付行為。信托的上述法律結構和特征,使委托人設立的由受托人管理處分的信托財產取得了實質的法律主體性地位。[1]

信托最早產生于16世紀的英國,經過長期的發展,現代信托行為的性質和經濟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信托發展初期,信托財產一般為土地、房產等不動產,人們設立的信托多數是他益信托,目的是規避封建制度對土地等財產的轉移限制或封建稅賦,信托的經濟功能主要是實現個人不動產的轉移,受托人對信托財產的管理處分行為是消極的。而在現代社會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活動的貨幣化、金融化和市場化,貨幣資金、股權債權等金融性資產已成為信托財產的重要形式。委托人設立的信托則大多是自益信托,目的是通過受托人的專業管理服務獲取信托財產的價值增值,信托的經濟功能主要是為他人管理資產和開展投融資活動,受托人對信托財產往往負有積極管理的義務。現代信托行為的性質和經濟功能發生變化的結果是,在信托關系內部的信托當事人之間,以及在受托人與信托關系外部第三者之間,以信托財產或其受益權為交易標的的市場交易行為明顯增多,并因此而產生交易收入和交易成本,會出現信托財產的投資收益和管理風險,信托財產的獨立主體的經濟性質日益凸現,這使得將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財產視為與公司法人一樣的經濟主體,不僅必要,而且具有了客觀的經濟基礎。

行政管理論文

當前，中國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方面出現了三種傾向，即“啟蒙發端型”、“概念界定型”和“實證先行型”。其中，啟蒙發端型側重于公共管理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狹義概念和廣義概念的范圍。概念界定型側重于公共管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內涵、外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本價值的考證和目標的確定。實證先行型并不主張在基本概念上爭論，認為這是一種無味的學術游戲，強調側重點應該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實證分析，譬如公共物品、公共服務、市場化等方面的問題，最終提出可供公共管理主體參考的方案。三種研究并沒有核心層面的沖突，但由此展開的學術爭論日益彰顯，焦點集中在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與實證研究孰輕孰重，哪個先行的問題上。筆者認為，對普遍意義上的公共管理論理解不透徹、對公共管理解決公共問題的程度如何以及對中國公共管理事實認識不清是主要原因。

一、有限性與普遍意義上的公共管理理論

肇始于伍德諾·威爾遜的古典行政學理論、密魯布諾克會議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義，共同構成了公共管理理論發展的軌跡。就其背景而言，這種發展既是以工業技術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結晶，也是政治學與管理科學成果全球共享的結果。然而，近20年來，這一發展變化過程在學術界引起的關注熱潮近乎是一場不同母語之間的學術名詞爭論，東西方學者就其定義所包含的問題進行著各不相同的辯論，所牽扯到的詞語包括了“管理主義”、“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業型政府”等等[1]。這種狀況主要是由于認識上的偏誤所導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論是有限的理論，不可能解決公共行政學未解決的問題。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學(PublicAdministration)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它證明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是一個范圍狹窄的領域，是認識的初級階段，但同時是一個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疇。歐文·E·休斯(OwenE.Hughes)認為，傳統公共行政模式基于兩種理論，即官僚制理論和政治行政兩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是經濟學理論和私營部門管理[2]。這些理論都不能窮盡和包容公共領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論必然有一定的理論空隙，進而導致理論在解決公共問題時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論是依靠一定社會基礎支持的理論。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學者們閉門造車的結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發展、傳統的行政與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脫離工業革命、城市人口銳增、官僚機器膨脹、經濟財政壓力等背景。20世紀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誕生離不開民權運動以及通過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謂的“公共性”并沒有在實質上突顯出來。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則是為了解決政府危機、道德危機、貧困饑餓、工業污染、預算赤字、軍備競賽、失業等一系列普遍問題而提出來的。當時，整個社會日漸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會各個階層對政府抱有一種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內核在建立“企業型政府”的口號聲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們更是以“治理”為手段、“善治”為結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創新才能增強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認同了私有化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