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是國家作為國有資本投資者應當享有的權利，也是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基礎。國有資本收益確認是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的基礎，它包括對國有資本投資企業的會計收益進行確認和對國有資本應當分得的收益進行確認兩部分。加強國有資本監管的目的是保證國有資本收益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關鍵詞：國有資本收益確認國有資本收益監管

黨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快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是國家作為國有資本投資者應當享有的權利，也是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基礎，而準確確認國有資本收益是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的第一步。國有資本收益是指國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的國有資本投資收益，《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界定的國有資本收益包括:（1)國有獨資企業按規定應當上交國家的利潤;（2）國有股股利、股息;（3)國有產權轉讓收入;（4）企業清算收入;（5)其他國有資本收益。其中，應交利潤是目前國有資本收益的主要形式。

一、國有資本收益的確認

國有資本收益的確認包括對國有資本投資企業的會計收益進行確認和對國有資本應當分得收益進行確認兩部分。兩部分收益確認的程序、方法有很大不同，而且企業會計收益的確認是國有資本應分得收益確認的基礎。

1.企業會計收益的確認。國有企業會計收益的確認實際上是根據會計準則和相關法規，確認會計利潤的真實性，防止利潤虛增或虛減。國有企業按照規定，年末需依據有關會計賬簿記錄和相關財務會計資料，編制上報財務決算報告，反映企業年末結賬日財務狀況和年度經營成果、現金流量、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等基本經營情況。中央企業于2008年1月1日起全面執行新企業會計準則。執行新準則，相同的經濟業務采用不同的會計政策處理，將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進而影響國有資本收益。

【摘要】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最重要的財務指標。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大小不僅反映企業的盈利水平，而且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因此，正確計算與理解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對于反映公司的盈利狀況、進而引導投資者實施正確的投資決策均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每股收益；攤薄；投資決策

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最重要的財務指標。它反映普通股的獲利水平，也是投資者最關心的指標之一。通過對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計算，有助于引導投資者正確運用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對上市公司的收益情況和盈利能力進行評價，進而使投資者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我國財政部于2006年2月了《企業會計準則第34號——每股收益》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IAS33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已經趨同于國際會計準則。目前，我國上市公司提供每股收益信息依據的是證監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和《公開發行證券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9號——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計算及披露》中的相關規定。按照兩者的要求，各公司需計算全面攤薄每股收益和加權平均每股收益，其中，全面攤薄每股收益＝凈利潤÷年度末普通股股份總數；加權平均每股收益＝凈利潤÷加權平均普通股股份數。關于加權平均股份數的計算，前者只要求簡單地按照期初、期末普通股股份數除以2的平均數來確定；而后者要求以時間為權數進行計算。如果一家上市公司報告期內的總股本沒有發生變化，那么上述兩種的每股收益是一樣的。媒體和投資者經常使用的是全面攤薄每股收益。這些規定和具體做法與國際會計準則和GAAP的規定有所不同。

一、每股收益的計算

計算“每股收益”是自1950年以后在美國逐漸發展起來的，主要用來幫助投資者評價企業的獲利能力。目前，世界各主要資本市場（如美國、英國）均有每股收益的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在其第33號準則中對“每股收益”的計算、列報和披露等也做出了規定。無論是國際會計準則還是美、英等一些國家關于“每股收益”的準則，均要求計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釋的每股收益。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加入WTO掃清了最大的障礙。加入WTO之后，中國銀行業將得到眾多收益，同時，也將付出相當成本。

一、收益

(一)引進競爭機制外資銀行具有充足的資金實力和先進管理經驗和服務技術，高水平的服務效率和卓越的商業信譽，必然對中國銀行業產生強大的競爭壓力。外部競爭力量的引進，有利于推動中國銀行業素質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動中國銀行業改革和服務現代化的進程。

(二)增加外部資金進入渠道外資銀行的進入增加了外部資金進入中國的渠道，為中國境內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到1999年8月底，中國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已達到33.55萬家，已開業的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0萬家。毫無疑問，如此眾多的外商投資企業，如果單靠幾家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很難滿足其數額巨大的金融需求。

(三)有利于中資銀行擴展海外業務根據WTO互惠原則，在允許大量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同時，中資銀行開展海外業務將會較少受到市場準入的限制，這就為國內經營狀況良好的一些商業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爭取更廣泛的生存空間創造了條件。字串7

(四)改變中資銀行稅負不利地位目前外資銀行與內資銀行之間的不平等競爭，突出表現在稅收負擔水平相差過大。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可享受免征或減征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收優惠。由于外資金融機構享受著眾多的稅收優惠，因而極大地削弱了中資銀行的競爭力。中國加入WTO后，內外資銀行的稅負水平將會統一，使內資銀行能夠與外資銀行進行平等的業務競爭。

環境管制收益與成本的計量問題，是一個特別有爭議的領域，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管制的收益與成本牽涉到現成市場計量措施無能為力的要素，如健康收益和景觀美感改善的價值等；第二，政策制定者不愿使用如“人類生命價值”這類的貨幣計量手段，來評估環境管制的得與失。當然第二點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環境經濟學家在評估“非市場化”（non-rnarket）的環境服務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自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環境革命”至今，環境經濟學在收益與成本計量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兩點進展：首先，環境以及其他領域的經濟學家發展出了利用環境質量與各種市場化產品之間關系的技術，即間接市場法（indirectmarketmethods）。這些方法允許我們從市場化產品，以及以各種方式與其相關的物品的價格，來推測環境質量改善的價值。其次，環境經濟學家還借助于在經濟學領域一直存在爭議的個人直接調查法（directquestioningofindividuals），即直接問詢個人對環境服務的估價。如個人直接調查法中“或有評估”法，能被用來引出明確而可靠的環境質量改善的個人評價。

在轉入評述之前，需簡略說明我們是如何界定這個文獻評述的。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嘗試對“環境經濟學”和“自然資源經濟學”作一劃分。自然資源經濟學的突出特征是，它專注于可再生的與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跨期（inter-temporal）配置。自然資源經濟學理論是運用動態控制方法來分析跨期資源利用問題的典型，它起始于Hotelling。的一篇開創性文章。此后，關注漁業、森林業、礦產業、自然能源、瀕危物種的管理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文獻大量涌出。我們評述的對象不包括這類文獻。此外，必須指出的是，環境經濟學與自然資源經濟學的劃分界線是相當模糊的。然而，為了使文獻評述易于處理，我們將集中于環境管制的兩個重要方面：環境管制收益和成本的評估與分配，來展開評述。

一、環境質量變化價值的評估

環境經濟學文獻的標準方法，是將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排放導致的污染，作為“公害”（public“bad”）來處理。cornes和Sandler以及Baumol和Oates，將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產品生產函數及環境質量水平函數，表述為如下基本關系：（1）代表性個人的效用被表示為消費品向量和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消費品數量的增加而提高，隨著環境質量水平的下降而降低。（2）環境質量水平被表示為廢物排放量的函數，隨著廢物排放量的下降而提高。（3）產量被表示為傳統投入品（如勞動和資本）向量、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函數，并隨著傳統投入品、廢物排放量以及環境質量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這個函數關系中，廢物排放被簡單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降低廢物排放量將意味著，部分其他的投人品將被用于廢物削減活動，從而減少了用于產品生產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數量。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是不難理解的。簡言之，降低廢物排放量將導致產量的下降。產品生產函數將環境質量水平作為一個自變量，是因為污染對產品生產（如對周圍的洗衣店或農業生產）產生負面效應。在最簡化的情況下，環境質量的提高可視為所有生產者的廢物排放量減少的總和。

這里有兩種情形值得關注。第一種是，如果消費者（或廠商）將環境質量視為非個人所能控制的，我們能定義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值，然后，根據污染水平的變化，來推測居民對環境質量變化的評價。第二種情形更為復雜。有時通過使用一些投入品，能削弱污染的影響。例如，藥品可用來減輕由空氣污染引發的呼吸道疾病癥狀。這樣，就必須改寫環境質量水平函數，在改寫后的函數中，自變量有污染水平和用來減輕損害的投入品。這樣，必須評價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居民的評價，因為居民的評價不再是外生的了。

對廠商而言，環境質量變化的價值，是當環境質量變化時廠商利潤的變化量。不論所討論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還是廠商對環境質量下降的賠償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P），這個數量是相同的。對消費者而言，污染水平變化的價值依賴于初始的產權配置。如果消費者被視為必須為環境質量的改善而付費，他們應該愿意為這個變化而支付的最大額是，當環境改善時，為達到他們原先的效用水平必須的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如果消費者被視為擁有更高水平的環境質量的權和，因為環境質量的下降，必須要對其進行賠償，那么大多數人愿意接受的最小數額是，為達到原先的效用水平，他們必須花費的額外數量。一般而言，與環境質量下降相對應的賠償接受意愿，將高于為相同數量級環境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正如Hanemann所表明的，接受意愿超出支付意愿的數量，直接隨著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的變化而變化，同環境質量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成反向關系。如果對環境質量需求的收入彈性為零，或環境質量是對一私人物品的完美替代，支付意愿應該等于接受意愿。然而，如果環境質量與私人物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是零，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之間的差額可能是無窮大。因此，采用哪個評估概念，是支付意愿還是接受意愿更為合適，取決于所研究的問題。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為中國加入WTO掃清了最大的障礙。加入WTO之后，中國銀行業將得到眾多收益，同時，也將付出相當成本。

一、收益

(一)引進競爭機制外資銀行具有充足的資金實力和先進管理經驗和服務技術，高水平的服務效率和卓越的商業信譽，必然對中國銀行業產生強大的競爭壓力。外部競爭力量的引進，有利于推動中國銀行業素質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動中國銀行業改革和服務現代化的進程。

(二)增加外部資金進入渠道外資銀行的進入增加了外部資金進入中國的渠道，為中國境內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到1999年8月底，中國批準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已達到33.55萬家，已開業的外商投資企業超過20萬家。毫無疑問，如此眾多的外商投資企業，如果單靠幾家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很難滿足其數額巨大的金融需求。

(三)有利于中資銀行擴展海外業務根據WTO互惠原則，在允許大量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同時，中資銀行開展海外業務將會較少受到市場準入的限制，這就為國內經營狀況良好的一些商業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爭取更廣泛的生存空間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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