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旅游發展必要性

（一）吉林省生態旅游優勢

首先，生態資源豐富。吉林省縣域資源形態各異。如長白山21個縣自治州，東部水資源、森林資源豐富，中部及境內農業資源豐富，且草原濕地較多。其次人文資源便利。如朝鮮族、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特色鮮明，擁有濃郁的民俗風情。如，左家鎮特產觀光生態園、安圖國營福滿林場都被列入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最后，交通條件便利旅游產業基礎雄厚。

（二）吉林省生態旅游劣勢

首先，旅游創新能力不足。從目前吉林省區域旅游經濟發展來看，景區形象設計、旅游線路設計、產品開發營銷方面有明顯不足之處。其次，缺乏聯動力導致人力資源匱乏。吉林省區域經濟生態旅游缺乏專業人才，以森林生態旅游為例，從業人員專業知識嚴重匱乏。同時，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蘊。緊鄰生生態旅游文化僅停留在表面，缺乏一定的民俗文化、地址文化以及民間傳說等。這導致縣域經濟優勢沒有完全開發應用。

二、生態旅游發展原則和途徑

1經濟發展導致生態危機

人類在尋求高科技，高經濟增長速率時，生態危機隨之產生。經濟發展所導致的污染幾乎波及了人類賴以生存的整個生態環境。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時間里，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了近10%，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甲烷、氯氣、氮氧化合物等劇毒氣體的含量也在顯著增加。這除了直接危害人類和生物界的生命之外，還將造成影響世界性氣候變化的“溫室效應”、因臭氧層減少而帶來的紫外線過多、通過化學反應而形成的“酸霧”“酸雨”等等。目前世界上有20億左右的人飲用受污染的水，每年有上千萬噸的石油、幾百萬噸的垃圾、幾萬噸有毒金屬被倒入海洋，部分海域已經成為“死海”。和諧的生態系統平衡也隨著生態環境的破壞而面臨崩潰。有資料顯示，在人類大規模砍伐以前，世界上的森林和林地覆蓋面積約60億hm2，而到20世紀80年代，全世界木本植被總面積則只有45億hm2。森林的破壞是水土流失、洪水泛濫、土地沙漠化、物種退化的主要原因，同時還導致物種的持續減少。地球上原有的500～1000萬生物物種中，現在平均每天有一個物種消失。根據對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的調查，如果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21世紀初將有12%的鳥類和15%的植物種類消失。目前全球每年約有600萬hm2土地淪為沙漠，沙漠化土地已占全球陸地面積的35%，有2/3的國家面臨著沙漠化的威脅。

2生態危機與生態倫理

生態危機的發生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迫使人們不得不立即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造成生態危機的原因。為了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并實現生態與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于是科技與倫理2者互為前提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合——生態倫理學。所謂生態倫理學，就是研究由人性決定的、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與共同發展的人類行為的價值理念與價值規范的實踐哲學。生態倫理學認為，就是要承認人的利益，又要承認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但是滿足人的利益常常要損壞或犧牲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如何作出選擇?如何協調這兩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呢?人們普遍認為，生態危機并不是自然環境本身變遷造成的，而是人類濫用自然環境的結果，人是生態危機的始作俑者。必須依靠高科技手段，調動人類所有的倫理智慧，提高資源利用率，開發非耗竭性資源和可再生資源，如此才能找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達至未來人類社會的和諧生態。生態倫理并不僅僅是為了維護人類利益而對人類生態行為的限制，也不僅僅是為了尊重自然存在物的權利和內在價值而對人類生態行為的約束，而是人類實現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徑，是人類達成心理健康的必要環節。

3循環經濟的理論

循環經濟的核心是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它的根本目標是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統一起來，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所要求的生態可持續性、經濟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的發展目標。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再生資源”閉環流動的生態經濟，其社會經濟運行活動的目標是追求資源的減量化、產品的重復使用和再循環使用，即循環經濟的三大原則，又叫做“3R”原則。它要求物質通過優化組合，不斷把廢物盤活變成資源的過程。循環經濟要按照生態規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和確保生態平衡，以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轉向。循環經濟要求以環境優化的方式利用當代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轉向；最后達到以經濟增長為核心到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核心的完全轉變。這必然反映其生態倫理思想的特征是強調發展的“整體性”和“綜合性”，強調從社會的整體結構和功能出發，尋求社會、生態和經濟協同發展的最佳方案。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人們明白自身活動對于自然、對于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長遠影響和后果，認識到自己對社會和子孫后代的崇高責任。

1生態農業的內涵解讀

現代農業主要表現為現代石油農業、現代生態農業等各種不同的模式，因為現代石油農業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巨量化學物質的投入來提升產量與經濟收入的，因而也造成了對水資源的極大消耗，甚至導致生態環境出現了惡化，所有也被認為是一種不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生產模式，隨之，生態農業這一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模式開始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盡管全球范圍內各國關于現代生態農業的名稱有所不同，一些國家稱之為有機農業，一些國家稱之為生物農業或者無公害農業，還有一些國家稱之為持續農業等，但是對于其內涵之理解卻是一致的。生態農業事實上是應用生態學的原理以及系統科學的方法，將現代科技和傳統農業技術加以結合，全面而合理地運用自然資源以實現農業生態、經濟、環境等方面效益的有機統一，從而讓農業能夠走上良性循環之路，所以，它已經逐步成為如今全球農業發展的重要潮流之一。生態農業和循環經濟之間具備了極為密切的內在聯系，循環經濟理論認為這反映出人類積極尋求和自然界和諧共處之理念。循環經濟運用于農業上即為生態農業，所以，生態農業也屬于循環農業發展模式。循環農業之實質在于用環境友好方式來運用自然資源以及環境容量，從而實現我國農業經濟活動趨向于生態化，實現經濟、社會以及生態等諸多方面的相互統一。有鑒于此，發展生態農業和循環農業之間具有目標上的一致性，兩者均要求在農業生產活動之中和自然環境、生態系統形成良性發展的新機制，以達到節約資源與重復利用能源之目標。

2循環經濟條件下生態農業的基本特點

（1）資源化

也就是要以污染排放的最小化為主要目標。應當針對產業鏈之輸出端，即廢棄物，以充分提升綠色農業技術的發展水平，也就是要運用對廢棄物實施多次的回收、利用與資源閉合式循環，從而實現廢棄物排放的最小而。資源化原則是一種輸出端的方法，能夠將廢棄物再一次地轉換成為資源，從而減少最終的處理量，這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廢品回收以及綜合利用。為了和資源化的過程保持適應，消費者要提升購買再生產品之意識，從而促進循環經濟之實現。

（2）再利用

一、西部生態環境建設對于西部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建設生態環境是西部綠色經濟發展的自然基礎西部的生態環境建設是西部進行公路、鐵路、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前提，是現代農業和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西部生態環境的建設與保護可以改善投資環境、推動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和適度消費模式的建立，推動能耗物耗高、經濟效益差、破壞生態嚴重的產業改變落后的生產方式和工藝，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培育新興產業，帶動西部經濟社會的發展，提高全民素質，改善地區形象。

（二）建設生態環境是西部大開發大戰略的重要內容西部大開發的最終目的是提高西部人民的生活幸福指數。如果只是追求經濟建設，而造成環境破壞，人民的幸福也無從談起，因此，西部大開發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手同時抓，建設山川秀美的新西部，保護好生態環境首當其沖，如果在西部大開發中把生態環境破壞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再大，西部大開發也將歸于失敗，不僅會影響到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甚至會威脅到西部自身的生存，給全國整體發展帶來深遠影響。

（三）建設生態環境是西部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生態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生態環境的狀況又從某種程度反映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潛力。社會經濟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相協調，這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如果在發展當中忽略了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也就是破壞了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基礎。所以西部地區要避免我國東部發達地區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彎路，堅決防止以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為代價換來一時的發展。

二、西部生態環境建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1999年中央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明確要求“把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作為開發的根本”。此后，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一直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內容。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西部地區局部生態環境明顯改善，但生態環境總體惡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

——中國革命現代性的一個話語—歷史矛盾溯考*

在20世紀中國的鄉村革命與“繼續革命”進程中，“革命”與“生產”是有著復雜關聯的話語和歷史實踐。例如在“”時期，“抓革命、促生產”的著名綱領、“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持續10余年的“農業學大寨”政治運動熱潮都清晰地體現了這一關聯。圍繞“革命”與“生產”而生成的諸話語和歷史因素之間的實踐關系并非協調一致，而是充滿緊張、錯位乃至“斗爭”。這一關聯所蘊含的結構化張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革命現代性的實踐形態。然而，如果說革命與生產的“系統矛盾”是理解革命現代性實踐的一條重要線索，我們就必須追問這一矛盾是在什么樣的話語一歷史情境下如何實踐地生成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對其原初實踐形態進行話語做歷史考察。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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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數易其稿，黃宗智先生曾耐心閱讀所有稿件并提出許多重要建議。在此，謹對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誠摯謝意。非常感謝應星與其他兩位國際審稿人的寶貴意見，特別是其中一位匿名評審直率而細致的批評促使我在一些實質問題上做出進一步論證與澄清。另外，白凱(KathrynBernhardt)教授、陳慧彬、安陶(NormanApter)也曾提供許多幫助，在此一并致謝。

本文將革命一生產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鎖定為1946～1948年間在北方諸解放區鄉村開展的運動，并試圖經驗性地揭示北方時期的“翻身”實踐與“生產”實踐如何構成了話語一歷史矛盾，而這一矛盾又如何影響了北方的進程。本文認為，北方中“翻身”與“生產”的矛盾構成革命一生產這一中國革命現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態；在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話語一歷史矛盾已經預示了未來將貫穿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構性張力。

近10年來，運動逐漸進入旨在重新認識與反思中國革命的學術視域，并吸引了來自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及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眾多海內外中國學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之上，本文是將北方運動的歷史考察與所謂“中國革命現代性”的一般題域相勾連的一次初步嘗試：一方面，在中國革命現代性這一問題意識下，通過對翻身與生產之矛盾的具體歷史考察，以求重新審視北方運動，另一方面則通過在實踐的具體歷史情境中探究革命與生產的矛盾，反過來又為深入把握中國革命現代性的歷史特性開拓新的路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