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進步的基本單元是“最大的理論”，為此，他們提出了“科學范式”等概念思想。本文認為，科學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要素。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觀念包括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研究主題以及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這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有序的整體。范式與具體理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本文認為，將范式的思想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關鍵詞范式社會科學范式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硬核”是相對穩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一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這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也可包括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任何一種經濟政治制度的產生、存在、發展，都有相應的文化形態作為條件；同時，任何一種文化的存在和發展，都有相應的、特定經濟政治制度的歷史形態作出基礎。不過，文化與具體的經濟政治制度的發展規律不同，因為，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的文化中的精髓——價值因素，不會由于具體的經濟政治制度的消失而同時消失。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歷史形態，由于它與其相應的經濟政治制度，處在特殊的矛盾之中，最后，這種特殊歷史形態的文化，便與其相應的經濟政治制度同歸于盡了。這種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給我們提供了深入探討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原因的新領域——文化學上的思考。

在蘇聯解體以后，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事實：即伴隨著蘇聯的解體，原來的蘇聯哲學、蘇聯政治學、蘇聯經濟學、蘇聯社會學等等，即所謂蘇聯文化也終結了。這就意味著，對于前蘇聯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來說，這種“蘇聯文化”還是外在的東西，始終沒有內化為他們的價值觀、道德觀，沒有成為該社會一種內在的人文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蘇聯存在的歷史時期，始終沒有形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人文科學。這樣，由于社會文化的發展有自己的本質規律，就使它與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終處在尖銳地對立之中。所以這種政治制度與文化發展客觀規律之間的這種對抗性矛盾的解決，便成為這種政治制度解體的文化原因；而那種特定歷史形態的文化，也就只能隨著它附著之上的政權的解體而一起終結了。

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解體與“蘇聯文化”終結的同時性，特定歷史形態的文化與相應的政治制度的這種特殊關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值得認真研究的文化現象；而對這個特殊文化現象的研究，則會使我們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學的認識。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原因的文化學思考，這對于我們總結經驗教訓，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肯定會是有益處的。

以下，我們對蘇聯共產黨統治時期，蘇聯社會中文化發展與政治統治之間的尖銳對立現象，進行一些分析，從文化學研究的角度，進一步探討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的歷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質與政治體制高度集權性的尖銳對立

大量的事實說明，蘇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間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銳，而政治體制本身的各種弊端，又使它無法解決這樣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間對抗性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就成為導致政治體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從蘇聯產生到解體的過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間的矛盾為什么這樣突出，并且最后變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會文化的多元性本質與政治體制高度集權性之間的尖銳對立。

哲學社會科學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其研究始終有一個用什么樣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觀察世界，以什么樣的理論為根本指針的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使科學發展觀真正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所了解和掌握。大 力加強對科學發展觀的學習、宣傳和研究，深刻領會和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意義、深刻內涵和基本要求，不斷提高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當前，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把學習宣傳研究科學發展觀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首要任務，把是否體現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向的根本標準，真正使科學發展觀成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 充分發揮科學發展觀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支撐作用。科學發展觀是植根于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和知識沃土之中的科學理論，而哲學社會科學則是解讀科學發展觀的鑰匙。科學發展觀要真正扎下根來，實踐的證明和推動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時也需要理論上的論證及思想文化上的宣傳、培育。只有通過哲學社會科學從各個層面展開論證、闡發，幫助人們準確認識國際國內的發展環境，準確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準確認識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基本要求，從而使廣大人民群眾真正認識到其合理性，并逐步內化到心靈深處，科學發展觀才能得以有效貫徹。因此，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推出更多理論成果，推動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指導實踐。 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為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在安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是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具有科研與教學緊密結合的顯著特點和優勢。多年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服務黨和政府的決策，為弘揚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為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與形勢發展的要求相比，我省哲學社會科學還存在許多不適應，突出表現在：創新能力還不強，有深度的重大成果還不多，還不能很好地回答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隊伍建設亟待加強，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理論大家和優秀中青年理論骨干特別是基礎理論人才還比較缺乏；體制機制還不夠完善，學科體系、教材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建設還需要進一步科學布局、優化結構，等等。 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進行深入研究，做出科學回答。當前，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我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重點，圍繞如何看待科學發展觀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如何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我省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如何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如何推進全民創業行動，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如何加快融入“長三角”，實施東向發展；如何搶抓機遇、乘勢而上、奮力崛起；如何深化行政改革，加強效能建設等問題深入實際，加強調研，推出一批有深度、高質量、有影響的研究成果，為黨委政府的決策提供參考，為推動工作、指導實踐發揮積極作用，為我省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知識體系的西方社會科學正在出現一次全面而重大的轉型，建基于牛頓經典科學之上的現代社會科學架構的一些基本層面都在發生重大轉變。中國的社會科學在走向繁榮的過程中，應該重視和回應這種轉變趨勢，調整自己的發展基點，實現中國社會科學的中國化。一方面，力求生產出具有推進中華民族復興這一本土價值意義的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全面參與全球化的學術生產，成為社會科學學術生產的大國和強國。

[關鍵詞]西方社會科學；轉型；中國社會科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冷戰”格局的崩解、經濟全球化的迅猛推進，以及科學探索的長足進展，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深刻而全面的改變。建基于牛頓經典科學的社會科學體系的一些基本層面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科學理論思維的空間視野開始出現由“西方中心論”向“全球體系論”的位移；歷史進步模式出現了“革命”還是“演進”的爭論；歷史終極動力的追尋已經超越物質層面而直指人類文化深層世界；對人類行為價值歸屬的追問開始超越人本身的訴求，而訴諸整個生命現象；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始出現與自然科學方法交叉與整合的趨勢。總之，社會科學一場深刻的轉型或者革命正在潛動。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調整自身的發展基點，以回應這種轉型。

一、西方中心還是全球體系：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空間視野的位移

全球化的推進首先觸發了社會科學理論探索空間視野的位移，即從“西方中心論”向“全球體系論”轉變。

近二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的基本視野是“西方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是源于西方的一種社會歷史觀。在這種觀點看來，人類文明的歷史產生于歐洲。歐洲人創造了世界歷史。歐洲人在地理大發現以后，憑借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開創了全球化時代，

學習了方法論課程，覺得很有意思，對很多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就以下兩個方面談一點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共性與個性”的問題

“究竟個性重要還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個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礎是什么？”在課堂上曾經就這些問題做過一些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認識。

共性的問題，深究起來應該是客觀性與真理性的問題，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才能用于確定共性的問題。共性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可以找到絕對客觀的依據和絕對正確的理論（真理）。按照證偽主義的觀點，所有的理論都不是絕對正確的，都會在不斷的發展中被證偽，絕對真理不能達到，只能無限接近。而索羅斯則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必然存在偏差（徹底的可錯性），人所認識的不是絕對的客觀。絕對的共性意味著絕對的正確，但是由于沒有絕對客觀的基礎，絕對共性難以達到。從這一層次上說，絕對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現實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東西，比如兩人對同一類問題有著同樣的看法，兩個國家選擇同樣的社會制度，對同樣的社會問題選擇同樣的政策。這種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種弱化的共性，因為它們產生的基礎并不完全是一樣的。在這里，只能說個體從各自的認識基礎（對事物的理解）出發，得到了相同的觀點。由于這種基礎根本上來說并不是客觀的，所以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義并不是很大。但是隨著這種基礎的不斷客觀化，這種相同存在的基礎越來越牢固，越來越有意義。

一般的說，我們還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礎是我們認為我們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識，比如自然科學理論（尚未被證偽的），社會科學知識（尚未被證偽的），歷史、地理事實，道德倫理觀等。雖然這些基礎嚴格說來并不算是絕對客觀，但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似乎沒有必要追求過于苛刻的絕對客觀。過于苛刻的追求會讓我們陷入不可知論的恐慌之中。可以采用的合理的態度應該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盡管這種共性并非絕對真實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認識到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并非絕對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