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結構堅實

視野宏闊，是該論著的另一大特點。在結構設計上，《歷程》打破一般的文學史敘述框架，另辟蹊徑，以冰心、丁玲、張愛玲三個女作家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寫體例。更為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一主體框架結構之外，論著作者別出心裁，又設置了一個貫穿始終的輔助性結構或副結構———在每一編的最后單設一章，分論三個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節設置是:時代主題的交響(一)———冰心時代的廬隱;時代主題的交響(二)———丁玲時代的蕭紅;時代主題的交響(三)———張愛玲時代的蘇青。這是一個貫通到底的雙結構。這樣，每一編里實際安排了地位主從的兩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較，冰心與廬隱，丁玲與蕭紅，張愛玲與蘇青，兩兩相對，所謂“交響”，既是對同時代的兩個個性和風格迥異的女作家及其創作之比較，同時，更是對同一時代主題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時代主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特征，“交響”，雙聲部或多聲部之謂也。這樣一個結構設計，是與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同構的，雜樹生花，30年間，中國現代女性文學涌現出了大批經典性文本，現代女作家依據自身的經歷和知識結構將探索的觸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個角落，她們所提出的現代女性的生存空間和出路等重大問題引發了持續的思考。面對這樣一個繁復豐富的研究對象，任何所謂“抽象”、“概況”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見肘，流于簡單。作者顯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論著目前的雙結構設計可謂高屋建瓴，視野恢宏，它最大程度地將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呈現出來，這使得作者的論述豐富厚重，析出的觀點和結論堅實而有力。

二、文本細讀

論從“文”出。《歷程》在文本細讀上所顯現出來的硬功夫，是筆者最想強調的，這是論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上，韓立群這一輩屬于第二代學者，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尤其“啟下”的意義更突出。他們活躍于新時期初期，那個時期撥亂反正、百廢待舉，表現于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就是學科定位和建設問題，所以這一代學者學科意識尤為強烈。當時最亟待解決的學科問題是教材撰寫。在山東，在第一代學者田仲濟總主持下，韓立群參與并主持了山東第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全國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編撰，為山東乃至全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和研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文學史編撰，除“史識”外，通讀作家作品，對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韓立群又主講中國現代文學，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課，培養了幾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對于作家作品的爛熟于心和第一手史料的掌握，長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練就了文本細讀的基本功，因而其學術研究從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觀點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為基礎，作支撐。這種細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讀，在《歷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來，《歷程》三編的框架設置是平行的，每個時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題，即“理性啟蒙”、“艱難實踐”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對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盤考察和整體分析，三個時代女性主題的界定、特征和差異被清晰地揭示了出來;然而隨著討論的展開，你會發現，在女性意識和女性主義文學的演變上，作者實質上劃分出了兩個階段。1940年代隨著愈加深化的殖民地過程，女性在戀愛、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兩性關系中其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被前所未有地擠壓著，女性在所謂“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愈來愈物化、奴化，其結果是女性主體性地位進一步喪失。

三、總結

作者敏銳地抓住它，并層層發掘出來;不僅如此，借助于對張愛玲筆下女性角色的辨析，作者發現，女性愈來愈被物化和奴化的本質正是在這些“文明”、“自由”觀念的掩飾下而變本加厲的。而在革命這一新的社會空間中，將文明、自由的觀念予以實踐之，則是丁玲時代的最強音。在這一“問題意識”的統領下，《歷程》的作者將女性問題一一提出，界定、辨析，引發了我們的進一步思考。

論文摘要：在當今的女性文學研究中，女性主義批評已經成為了我國女性文學批評的主流。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語境中不斷發展的同時，因其在應用過程中沒有很好的結合我國女性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具體實際情況，顯現出了一些局限和問題；因僵化的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也遭到了社會的誤解與非議。女性主義批評日趨保守的狀態使女性文學研究陷入了誤區與困境。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困境

在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傳人，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批評開始真正意義上“浮出歷史地表”．到了90年代．兩者共同創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學景象。然而作為21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的主流，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語境中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與局限，造成當代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困境。

一、傳統境遇下的歷史困境

母系社會之后的歷史，毋庸贅言是男性的歷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始終是一個受強制的、被統治的性別”…，她無處言說，也無人傾聽，更無人評說，她是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在封建社會中只是被抹殺與被掩蓋的對象。她們“勢必生于黑暗、隱秘、暗啞的世界．生存于古代歷史的盲點。”在同樣的歷史境遇中．西方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壓迫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浪潮，使女性主義發展和成熟起來，同時它也是西方人權運動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發展中所派生出來的，它完成了從人的自覺到女性的自覺，從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義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產物。而中國的女性解放總是同各時期的社會問題和革命目標相聯系，婦女的求解放、求獨立、求自由、求平等諸意識始終同被壓迫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是女性解放和性別問題的大前提。中國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又承受著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興亡的巨大壓力。隨后又處于反抗階級壓迫的動蕩的社會變革之中．也就是說女性的自由與權力問題是男性也沒有解決的，整個民族都沒有獨立的人權．又何談女性呢?解放后，雖然民族獨立的問題解決了．但中國一直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階級是超越性別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階級的解放又成為了婦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婦女問題還是被階級的問題所覆蓋。到了90年代，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為中國的女性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掀起了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浪潮．但這次女性熱潮仍不以解放為目的，基本不觸及體制。而是以文化的啟蒙和研究為特征，主要表現為學術界對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介紹。可以說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它缺少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一個歷史契機，或者說是政治契機。它缺少一個把女性問題相對充分展開的時間和空間，它與中國的婦女生活實況是基本脫節的。劉思謙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一書中就說：“我國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自發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所以無論我們是否承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始終都游離于“主流批評”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們或許可以形容女性文學批評為“第二批評”。因為它始終只是西方的舶來品。歷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大背景。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傳人中國。在歷經20多年的理論研究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在此期間，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斷地被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們源引、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現當代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推動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20世紀興起的俄國形式主義以及英美新批評都竭力將文評家的注意力轉向了文本本身，尤其是文學語言本身。緊隨新批評、精神分析等，文學批評流派如雨后春筍蓬勃而生。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論爆炸”：結構、后結構、解構、后殖民、新歷史等主義紛至沓來。西方文學研究總體思路由此發生轉向。文學作品也不再被認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圖”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學批評行為積極參與的意義建構過程。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理論熱”浪潮中興起的各種理論都深受解構思想的影響，是對傳統批評思路，尤其是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強烈反撥，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多而新的視角，對于解除我國美國文學研究中以意識形態為先導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譯介使用這些理論時，也出現了一種不好的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穎的批評話語所吞噬，喪失了獨立判斷，非但沒有對文學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學作品對某種理論的有效性進行論證，將文學批評降格為理論的注腳。文論的極度膨脹擠占了文學性的空間，文學批評也由此喪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結論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論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談。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文學沒落的重要原因：花樣繁多的新潮理論逐步掏空了文學所能指涉的“真實”。誠如耶魯大學的斯各爾斯教授所言，近年來，“我們聽任自己被人說服，接受了所謂談論‘真實’是不可能的說法”，致使文學“淪落”為與時尚、肢體語言等其它符號系統同質的材料。“理論熱”后期，理論演化為自成一體的語言體系、晦澀難懂，甚至成了少數知識分子的文字游戲，不僅嚴重背離了將文學評論的焦點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還走入了理論的虛無，使得美國文學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歸文本”。雖然“回歸文本”目前還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種正在日益擴大的趨勢，主要強調文本才是文學批評的中心。推動這一轉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學研究學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傳統思路認為的“背景影響創作”到解構時代的“語境決定意義”，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語境日益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建構中來，并且隨著文化研究理論的盛行，其界定日趨泛化，文學研究的話語權逐漸被其他學科所吞噬，對于“文本結構與質感的一種特殊形式的關注”長期被忽略———回歸文本無疑是解決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研究深度的增加三十多年來，中國美國文學研究的深度不斷增加，已從最初的簡介概述發展到現階段專題式、階段性的研究。美國文學史的編修即為很好例證：從過去權威的獨語式模式逐步過渡到現在的多聲部體系，不再以大歷史的視角試圖對美國文學的全貌作綜述性的展現，而是專題式、階段性地呈現美國文學的特點，形成了多元文本間互補、并存的態勢。我國第一部美國文學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國社科院的美國文學研究專家編寫的《美國文學簡史》（上冊）（1978）。由于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以及文獻資料的匱乏，這部文學史在參考原版藍本的基礎上，加入了很多帶有強烈文化專制主義傾向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未免失之偏頗，但從整體上看這部文學史仍然具有較高的價值，為讀者勾勒出了美國文學的發展脈絡，起到了先導的作用。1988年，《美國文學簡史》上冊的修訂版與下冊同時問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顯“左傾”的觀點。1998年，《美國文學簡史》再次修訂，增加了很多當代的元素，在展現美國文學歷史軌跡和背景的同時，還兼顧了對文學藝術本身的關注。因此，該書自出版以來一直頗受好評。同樣很有影響力的是由南京大學的劉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學者們用六年的時間編撰，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編美國文學史》（四卷本）。

該書在學術界廣受好評，可謂是中文版美國文學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實、視野廣闊，彌補了很多國內出版的同類型專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國印第安文學傳統等。近年來，很多專題式、階段性的有關美國文學專著也相繼問世。程錫麟、王曉路在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美國小說理論的專著《當代美國小說理論》（2001）中全面闡述了當代美國小說理論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黃祿善在我國第一部美國通俗小說的專門史《美國通俗小說史》（2003）中系統地梳理了17世紀到20世紀末美國通俗小說的演變，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華等在《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化思潮和文學表達》（2004）中將目光聚焦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學，細致描述了這一時期文學與文化間的交融與互動；芮渝萍在《美國成長小說研究》（2004）中采用結構主義、原型批評以及文化批評等多重理論視角詳細敘述了美國成長小說的文學特征，頗具開拓性。此外，還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劇小說研究》（2002）、楊仁敬的《解構與重建：美國后現代派小說論》（2004）等，都對美國文學的某一側面或者時期進行了深入淺出、系統性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學術個性和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些優質學術成果表明我國美國文學研究日益多元與開放，已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研究廣度的拓展：經典我國美國文學研究不僅在深度方面不斷增加，在廣度方面也逐步拓展。

研究者在繼續研究霍桑、狄金森、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納等經典作家的同時，還將目光投向了族裔文學、女性文學以及后現代文學。族裔文學中黑人文學、猶太文學以及華裔文學最受關注。1、黑人文學方面：從最初主要研究賴特的《土生子》和埃里森的《看不見的人》到如今在介紹評介黑人作家新秀上基本與美國同步，我國的美國黑人文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目前正不斷升溫。研究者們對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格外關注，幾乎對其每一部作品都進行了深入細致地研究與剖析，發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其中南京大學王守仁教授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如《走出過去的陰影———讀托妮•莫里森的〈心愛的人〉》《超越種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等。2、猶太文學方面：劉洪一教授的《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2002）試圖突破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局限，以文化詩學為研究工具和視角，系統梳理并重新界定了美國猶太小說的價值；喬國強教授的《美國猶太文學》（2008）考察了文化視域下美國猶太文學的發展狀況，剖析了其與猶太文化以及美國現實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還對“猶太性”的界定提出了創新性的觀點，進一步理清了過去對于“猶太性”的模糊認識和直觀感覺，將“猶太性”分為宗教層面的“猶太性”與文化層面的“猶太性”兩方面加以闡釋，為考察具體作家的“猶太性”提供了可參照的標準。3、華裔文學方面：胡勇在《文化的鄉愁：美國華裔文學的文化認同》（2003）以個案研究的方法對美國華裔作家的文化心路進行了剖析，進而揭示了其與中國文化間的互動關系，探索了美國華裔文學所處的文化語境。類似的研究成果還包括張弘的《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宋偉杰的《美國小說戲劇中的中國形象》（2003）等。此外，北京外國語大學還成立了“美國華裔文學研究中心”，繼續深入發展這方面的研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學者提出從“飛散”的角度來研究族裔文學，認為這一類型的文學是“跨界的、旅行的、翻譯的、混合的……是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這一新的解讀視角有助于深入挖掘族裔文學的異域價值，頗為值得借鑒。

美國女性文學近年來也頗受青睞。值得肯定的是我國的美國女性文學研究已從解構剖析父權社會中女性的邊緣地位逐步發展為利用女性主義話語建構女性身份以及拓展女性生存空間等，有很多學術水平很高的專著、，如金莉的《文學女性與女性文學：20世紀美國女性小說家及作品》（2004）、徐穎果的《美國女性文學：從殖民時期到21世紀》（2010）等。同族裔文學、女性文學并駕齊驅的是后現代文學。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跨文化交流的興盛，后現代、身份、生態等備受國外學者關注的關鍵詞也開始進入我國美國文學研究者的視野。與后現代相關的概念、元素（如碎片化、互文性、拼貼等）一時間成為我國美國文學研究的時尚話語，不斷受到研究者的討論與借用。以上成果固然可喜，但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其一，習慣并受限于西方批評話語，缺乏具有文化自覺以及民族意識的聲音。同時，受時代大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研究者極易陷入自說自話、自娛自樂的批評模式，很難與國外學者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交流。其二，研究范圍相對狹小。研究小說、現當代美國文學的學者扎推，而詩歌、戲劇以及美國早期文學則鮮有人問津，對墨西哥裔、加勒比海裔等的文學更是缺乏關注。誠如科洛普夫所言：“如果我們不能滿懷深情地回到美國文學的源頭，我們將永遠無法深入了解美國文學的內在意義。”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論爆炸”：結構、后結構、解構、后殖民、新歷史等主義紛至沓來。西方文學研究總體思路由此發生轉向。文學作品也不再被認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圖”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學批評行為積極參與的意義建構過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理論熱”浪潮中興起的各種理論都深受解構思想的影響，是對傳統批評思路，尤其是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強烈反撥，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多而新的視角，對于解除我國美國文學研究中以意識形態為先導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譯介使用這些理論時，也出現了一種不好的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穎的批評話語所吞噬，喪失了獨立判斷，非但沒有對文學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學作品對某種理論的有效性進行論證，將文學批評降格為理論的注腳。文論的極度膨脹擠占了文學性的空間，文學批評也由此喪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結論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論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談。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文學沒落的重要原因：花樣繁多的新潮理論逐步掏空了文學所能指涉的“真實”。誠如耶魯大學的斯各爾斯教授所言，近年來，“我們聽任自己被人說服，接受了所謂談論‘真實’是不可能的說法”，致使文學“淪落”為與時尚、肢體語言等其它符號系統同質的材料。

“理論熱”后期，理論演化為自成一體的語言體系、晦澀難懂，甚至成了少數知識分子的文字游戲，不僅嚴重背離了將文學評論的焦點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還走入了理論的虛無，使得美國文學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歸文本”。雖然“回歸文本”目前還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種正在日益擴大的趨勢，主要強調文本才是文學批評的中心。推動這一轉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學研究學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傳統思路認為的“背景影響創作”到解構時代的“語境決定意義”，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語境日益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建構中來，并且隨著文化研究理論的盛行，其界定日趨泛化，文學研究的話語權逐漸被其他學科所吞噬，對于“文本結構與質感的一種特殊形式的關注”長期被忽略———回歸文本無疑是解決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研究深度的增加

三十多年來，中國美國文學研究的深度不斷增加，已從最初的簡介概述發展到現階段專題式、階段性的研究。美國文學史的編修即為很好例證：從過去權威的獨語式模式逐步過渡到現在的多聲部體系，不再以大歷史的視角試圖對美國文學的全貌作綜述性的展現，而是專題式、階段性地呈現美國文學的特點，形成了多元文本間互補、并存的態勢。我國第一部美國文學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國社科院的美國文學研究專家編寫的《美國文學簡史》（上冊）（1978）。由于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以及文獻資料的匱乏，這部文學史在參考原版藍本的基礎上，加入了很多帶有強烈文化專制主義傾向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未免失之偏頗，但從整體上看這部文學史仍然具有較高的價值，為讀者勾勒出了美國文學的發展脈絡，起到了先導的作用。1988年，《美國文學簡史》上冊的修訂版與下冊同時問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顯“左傾”的觀點。1998年，《美國文學簡史》再次修訂，增加了很多當代的元素，在展現美國文學歷史軌跡和背景的同時，還兼顧了對文學藝術本身的關注。因此，該書自出版以來一直頗受好評。同樣很有影響力的是由南京大學的劉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學者們用六年的時間編撰，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編美國文學史》（四卷本）。該書在學術界廣受好評，可謂是中文版美國文學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實、視野廣闊，彌補了很多國內出版的同類型專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國印第安文學傳統等。

近年來，很多專題式、階段性的有關美國文學專著也相繼問世。程錫麟、王曉路在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美國小說理論的專著《當代美國小說理論》（2001）中全面闡述了當代美國小說理論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黃祿善在我國第一部美國通俗小說的專門史《美國通俗小說史》（2003）中系統地梳理了17世紀到20世紀末美國通俗小說的演變，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華等在《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化思潮和文學表達》（2004）中將目光聚焦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學，細致描述了這一時期文學與文化間的交融與互動；芮渝萍在《美國成長小說研究》（2004）中采用結構主義、原型批評以及文化批評等多重理論視角詳細敘述了美國成長小說的文學特征，頗具開拓性。此外，還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劇小說研究》（2002）、楊仁敬的《解構與重建：美國后現代派小說論》（2004）等，都對美國文學的某一側面或者時期進行了深入淺出、系統性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學術個性和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些優質學術成果表明我國美國文學研究日益多元與開放，已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研究廣度的拓展：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