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政府責任的研究

最近幾年，我國政府的責任問題已經倍受媒體與群眾關注，在政治學、倫理學和法學等領域，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長期專注于這一問題。但不足的是，其中仍處于對西方學者觀點譯介階段的占據了他們所有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到目前為止，國內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和研究成果有：國內較早研究責任問題學者之一的張成福教授，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在他的《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等文章中關注到責任問題，后來又在《責任政府論》一文中較為詳細地探討了責任政府的性質與政府應承擔的有關責任。張教授認為，在實質意義角度來講，政府只有在真正能夠保障社會利益、真正能夠履行責任時，才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同時還把政府責任視為政府社會回應力、政府的義務和法律責任的整體概念，包括道德責任、政治責任、行政責任、政府的侵權賠償責任和政府的訴訟責任五個方面。他認為，責任政府既是當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又是一種對政府的公共行政在進行民主控制上的制度安排。對責任問題也高度關注，在他的《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一書中可以看到，他從對公共行政中的信念觀點和責任辨析切入，指出了官僚制作為責任中心體系的局限性，認為信念與責任是有機統一的，公共行政是交換正義的供給者，提供社會正義是其道德責任。《論政治責任》是我國當前較為系統研究政治責任的一部著作。作者從政治責任的主體、內容結構、范圍三個方面為政治責任的內涵做了界定，認為政治責任即為政治官員履行制定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與推動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執行的職責，以及在這些職責沒有履行到位時，依照有關法規所應該承擔的譴責和制裁。的《政府責任論》，是目前我國關于政府責任開展總論性研究有且僅有的著作。作者理清政府責任涵義，詳細介紹了在不同視野(控權論、管理論、平衡論)中行政法律責任的特點與內涵。作者看來，政府行政責任有三個方面，一是主權與行政賠償責任，一是合法性審查與行政違法責任，一是行政機關的刑事責任。較為詳盡地分析了政府責任的邏輯前提，認為委托關系是政府責任能夠存在的基礎、權責一致原是政府責任能夠存在的主要要求。理論方面較詳細地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責任缺失這一問題，認為改革開放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存在某些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只追求眼前政績，因行政行為不當，損害了當地群眾的權益。由此，他們主張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委托理論，來促進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責任的提升。從公共行政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和經濟學等方面對政府責任的特征、內涵與要義進行了分析。但到目前為止，真正能夠從實踐層面，尤其農村科技服務供給方面深入研究政府責任的文章仍不多。

二、關于農村科技服務供給中的政府責任的研究

從作者搜集文獻來看,目前對政府于農村科技服務供給中的責任研究尚未涉及，只是有少量關于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政府責任研究。少有的研究，也沒有把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政府責任加以提煉。少數專家學者從公共服務的具體內容層面對政府的責任做了分析，較為具體地分析了我國養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責任問題，認為根本弊端是政府責任邊界不清，他們提出在把握我國現有養老保障特性的基礎之上，使政府責任的邊界清晰和法制化。）在統籌農村的公共服務供給政府責任研究中，指出了農村公共服務由誰提供，關系到政府、市場及多元主體的選擇，但是政府在農村的公共服務供給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起關鍵作用，負最主要的責任。他提出我國農村的科技服務供給不足癥結，是政府的責任與范圍不清，上至中央政府供給責任不到位；中間地方政府供給責任移位；下至鄉鎮政府供給責任缺失。通過分析存在的問題，他提出要建立和營造各級政府間合理的合作格局：各級政府要合理分擔農村的公共服務總成本；各級政府責任的劃分與財政籌資能力相協調；明確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各級政府的具體責任。中國農大教授認為我國目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相當的不足，供給責任與供給主體劃分不明確；鄉鎮公共產品供給依然主要依賴制度外的籌資；鄉鎮政府之財權難于保證其事權；政府，尤其中央政府，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責任等。這些問題，既是我國政府長期以來不夠重視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現實體現，也是我國政府在新農村建設初期，功能不全的內在原因。同時，這也是本文選擇這一命題，力爭解決這一問題之意義所在。

三、簡評

農村科技產品的供給對農村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就我國目前農村科技產品供給現狀而言，雖然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國家制度的改革值得肯定的地方越來越多，但整體來說還是不容樂觀，還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各級政府對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還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沒有出臺足夠接地氣的相關政策，沒有發揮其在農村科技產品供給中應有的責任。在政府的主導下建立多元的農村科技產品供給模式是平衡我國農村科技產品供需關系的必經之路。

摘要：農村師資超常量外流成為制約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瓶頸。調查表明，農村中小學師資單向流動幅度很大，中青年骨干教師流出居多。守望崗位與心理落差的交織、鄉土情結與血緣連結的缺失、學校管理水平與教師發展的矛盾等是造成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失的主要原因。在政府采取強有力的“控流”對策的基礎上。還必須建立農村教師服務期制度、城鄉教師變流共享機制、農村學校校際協作教研制度和支教教師年度考核制度等。

關鍵詞：福建省；農村師資；教師流動

師資合理流動是促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關鍵。然而，農村師資超常量外流嚴重削弱了農村中小學的師資力量，成為制約教育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瓶頸。理性審視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現象，采取相應對策，扭轉農村中小學教師超常量外流局面，對辦好農村中小學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概況

2008年福建省小學在校生2471464人，其中農村小學在校生1311091人，占小學在校生總數的53％。與2007年相比較，農村小學在校生減少了15.7％，農村教師減少了417％。農村小學生師比從2007年的15.1:1下降到2008年的13.6:1。

2008年福建省初中在校生1512936人，其中農村初中在校生629789人，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41.63％。與2007年相比較，農村初中在校生減少了3.4％。2008年農村初中教師占初中教師總數的41.58％，其中，調入1568人，調出2732人，凈調出人數是1164人。2008年農村初中生師比是15:1，與2007年生師比17:1比較，生師比相對下降。

1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思路

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以農村信用社為主體，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參與信貸提供，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與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參與提供農業保險服務的農村金融體系.但是，隨著農業現代化發展的要求，農信社管理、沉重歷史包袱的不斷暴露，以及銀行商業化與逐利化的傾向的加劇，現有的農村金融體系已經不再適應現實情況，難以為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穩定的資金支持，因此，必須打破現有的農村金融體系，建立更加完善的農村金融制度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現存的農村金融體系問題諸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1金融財政化，歷史包袱過重，導致農村金融機構難以符合市場要求，持續經營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多為政府背景或政府主導，受政府干預程度較大，政策性和商業性難以明確分離，導致很多應由地方財政完成的目標被迫由金融機構負擔，導致農村金融機構負擔過重，例如農信社在“支農”目標的政策性指導之下，負債累累，造成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符合市場化、商業化的要求，出現大量劣質資產，其凈值甚至成為賬面資本金兩三倍的負數，難以持續經營.這種歷史包袱的出現一方面與政府的行政干預有密切關系，另一方面也有農信社自身和價格機制上的原因.周小川曾提出在改革的轉軌階段要正視這一問題，不能回避，更不能一直拖下去，同時他提出了消除歷史包袱的兩點解決辦法，即一種是繼續發放低價的再貸款，旨在使農村信用社通過存貸款利差逐步消除歷史包袱，另一種則是使用中央銀行票據國家與農信社各承擔一辦的凈值損失，在中央銀行的資金支持下，進行增資擴股和股份制改造，依靠自身的力量提高資本金，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加強內部管理.同時重視正向激勵，參考國外先進經驗，建立監督和退出機制，從整體上推進農村金融機構向好的方面發展，逐步的解決存在的問題.

1.2金融機構規模過大，結構單一，缺乏針對性，大量貸款需求難以滿足農信社、農業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發放農業貸款基本上處于壟斷地位，近年來，農業銀行經營重點轉向城市，不斷收縮基層網點，缺乏銀行認可的抵質押物等等問題導致大量的中小額農戶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得不到滿足，活躍的非正規民間借貸也正說明了農村對于貸款資金的大量需求.從現實需求的角度來說，隨著整體經濟的發展以及城鎮化的進程，農村的金融需求絕不僅僅是存貸款，更包括其他方面，例如針對自然災害的農業險，代收代付、轉賬結算等金融服務，現有的近乎于寡頭壟斷的農村金融機構遠遠不能滿足逐漸發展的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現有的農村金融機構結構過于單一，提供的金融服務也相對單一，加快建立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機構，在兼顧地區實際需要的前提下，建立包括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信用社、商業保險公司、證券機構在內的多層次的機構網絡，提供包括存貸款、證券交易、財產、人壽和支付結算等中間業務在內的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已經成為下一階段的任務和要求.

1.3農村資金嚴重外流，難以形成保證對農業農村發展穩定的資金支持國有商業銀行縣域基層網點不斷收縮，信貸業務逐步轉向中心城市，農業農村缺乏必要的信貸資金支持，造成資金外流.同時郵政儲蓄銀行不斷從農村吸儲轉存人民銀行，在缺乏必要的激勵引導的情況下，很難回流農村.農信社由于商業性、逐利性，逐漸出現了貸款非農化的傾向，大量來源于農村的資金嚴重外流，難以形成對農業農村貸款的良性循環.農村資金的充裕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資金的嚴重外流，必須從政策上予以改進，建立公平合理的政策引導資金流向，加大對三農的支持.要求郵政儲蓄在價格政策上與農村信用社的基本平等，理順其與農村金融體系之間的關系，降低利率水平，逐年擴大郵政儲蓄對老轉存款資金的自主運用，爭取在五年之內達到全部自主的目標，同時擴大其資金自主運用的范圍，逐步建立財政對郵政普遍服務的正常補貼機制.針對這一問題，周小川提出我國需借鑒和研究美國的社區再投資法案，鼓勵我國存款類金融機構承擔一定的回饋義務，開展社區金融服務.這就對監管機構工作的透明和及時，以及更多技術性的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4農業保險制度缺乏應有的效率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國際通行的農業保險體系，主要依靠國家提供災害補助的方式進行農業災害救助，其效率和覆蓋的廣度不足，導致花費大量資金仍然援助不足.農民承受災害的能力差，沒有自上而下的健全的農業保險制度，很難對農業、農民提供必要的保障，同時，農業災害的不確定性及風險，也使農業更難以獲得金融機構的貸款支持.參考國外的先進經驗，例如日本就采取“三級制”村民共濟制度，形成農民共濟和政府相結合的自上而下的農業保險組織體系，政府對農業保險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費補貼；美國則采取多層次的保險提供更加完備的農業保險制度，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有經營農險資格的私營保險公司與農作物保險人和查勘核損人形成層級式的農業保險制度.法國除了對農業保險進行干預外還加大對于農業風險科學研究機構的支持力度，投入巨資支持研究.

論文關鍵詞：農村初中教育困難對策

論文摘要：此文論述了農村初中教育改革面臨的困難、原因，提出解決辦法及發展的相關對策。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的發表，給教育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一定的教育和一定辦學模式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同時也為經濟基礎服務，顯然，教育與經濟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深化農村教育改革，必須找到目前農村初中教育現有的辦學模式、培養目標、教育教學實際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因素，積極地探索與改進，交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真正提高辦學效益，使農村初中教育改革影響和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原有的應試教育觀念必須徹底改變

目前，我地區農村初中教育中的應試教育傾向比較突出：學校在辦學方向上是為升學服務的，學校評價的重心也傾向于學生的考試成績；在培養目標上，重智育，輕德、體、美、勞等全面發展，使一些學習成績比較低的學生，整天背著“差生”的包袱，躲閃于教師和同學之間，久之，便開始逃學，甚至綴學；在教學內容上，重視升學考試學科，忽視非考試學科；在培養途徑上，重視課堂教學，忽視課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課堂教學活動不容忽視，這是提高學生素質的主渠道，可是課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所接觸的內容是課堂上很難學到的，通過一系列活動才能使學生全面地健康地發展；在培養對象上．只注重少數升學有望的尖子學生，忽視大多數學生，只能得到以犧牲多數學生時問為代價，來換取個別學生單項發展的可悲教育效果。從農村目前情況來看，比較好的初中學校畢業生升入高中的升學率只在2O左右，而8O左右的初中生進入社，兩手空空，怎能做一名新型農民?產生上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教育本身的原因外，也有來自社會、家庭的因素．其根本原因就是對義務教育性質和農村初中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意義不理解，對農村初中學校的辦學方向和培養目標缺乏正確認識，也阻礙了農村初中為本地經濟建設培養人才。

我們采取的對策是：確定學校的培養目標，端正學校的辦學思想，實行“分層輔導、逐步過渡、分流施教、短期培訓”的教育教學管理方案，各級行政領導和教師都要站在戰略的高度，深刻理解深化農村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偉大意義，搶占農村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做到農村經濟建設和學生升學兩不誤。

利用族譜資料和計算機對明清以來的農村社會進行探討，已經有若干學者做了開創性工作，特別是臺灣的劉翠溶女士，卓有建樹[2]。對江西地區，劉女士也曾對宜黃北山黃氏家族做過計量研究[3]。但僅此單一的個案當然遠遠不夠，且單純的族譜計量統計若無其他文獻和實地調查相配合，也難以深入認識地域社會的真實內涵和運動過程。作為江西省樂安縣流坑村研究課題的一部分，筆者以民國二十五年（1936）底刻印的《撫樂流坑董氏復彥房譜》為基本資料，將該譜全部人口記錄輸入電腦，進行統計，再結合以往調查研究所得加以分析，這里是其中的婚姻部分。希望這能夠深化我們對明清以來江西農村的認識，并對有關研究有所助益。

材料與方法

關于流坑村，幾年來我們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4]，故這里不重復介紹。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資料──《撫樂流坑董氏復彥房譜》，是流坑董氏第三級宗族組織中最大的一房──復彥房的房譜。流坑現能看到的20余種族譜中，唯一的大宗譜修成于萬歷十年（1582年），早期的記載也并不完整，用于計量研究不夠理想。而八個二級宗族組織的宗譜，最后編修時間多屬清代，只有文晃房譜成于1936年，歷時最長，內容也很充實，可惜我們未能借出復印，暫時無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成譜時間、內容和保存情況，以流坑董氏八大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復彥房房譜作為研究對象。

復彥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復彥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該譜記載的人口歷時跨度，從明中期的1436到民國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記載開始時流坑宗族組織已經高度發展，按時修譜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紳亦比較多，故內容較為翔實和完備。另外本房是流坑諸房人數最多者之一，又絕大多數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數據更具完整性。

本譜樣本總數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記錄可確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則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記錄以及修譜時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記錄均詳的，男性1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譜時尚存活者，則男性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見，復彥房譜的人口記錄不僅數量較大，而且相對而言也較為完整[5]。特別是3499個生卒年俱詳的記錄，對我們分析人口狀況及其變動，尤為重要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