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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作為理想類型的現實主義；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政治現實主義的貢獻和缺失；走向新的綜合,幾個方面對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分析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理想類型是社會科學中以終極的或純粹的形式闡述事物特性的一種概念,它常常反映出現實的某些方面,人們通常把它當作判斷、解釋或調查現實的基礎、政治現實主義也可以視為一種理想類型、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支配性的政治行為體、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忽視國內社會和政治情形對國際關系中的沖突和安全性質的影響,認為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客觀情勢作為國際關系史的驅動力優先于意識形態、信念和領導力量、具體材料請詳見：

內容提要:現實主義在國際關系理論界始終保持著其地位。但是,其理論貢獻和缺失并存,給予其他學派生存的空間,并使國際關系理論走向新的綜合成為可能和必要。

關鍵詞:現實主義國際關系

一作為理想類型的現實主義

理想類型是社會科學中以終極的或純粹的形式闡述事物特性的一種概念,它常常反映出現實的某些方面,人們通常把它當作判斷、解釋或調查現實的基礎。象其他類型一樣,理想類型也是一種抽象。在現實世界中即使能夠發現這種概念所指的事物現象,也會是很少的。眾所周知,“理想類型”概念是由韋伯創立的,后來為其他社會科學家所運用。韋伯最著名的理想類型是關于權威的,即傳統權威、超凡魅力式權威和法定—理性權威。韋伯認為,在歷史上并不存在這些理想類型所描述的“純粹形式”,但它們提供了歷史上可以見到的不同權威體系的典型特點。據此,學者可以估計社會生活中發現的一種權威體系與這三種類型的相對類似或差異。作為一種啟發式設計,它還有助于提出新的研究途徑。

政治現實主義也可以視為一種理想類型。在政治生活中很難發現一種“純粹形式”的現實主義,所謂“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屬于理想類型,而政治生活的實際往往要復雜得多,絕非那么“純粹”,于是便有人揶揄說,制造這些術語、流派為很多人謀得了在大學里的終身教職。話雖如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理想類型顯然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幫助人們理解和考察經驗現實中一國行為的邏輯。不可否認的是,經過多年之后,現實主義的生命力依然在延續。

二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脈絡

在國際政治理論與實踐的論爭中,現實主義長期來處于中心地位。在理論史上,它雖屢次遭到挑戰,但依然保持著主流地位。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具有豐富的思想傳統,可謂源遠流長,人們一般將其追溯到古希臘的修昔底德及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紀的修昔底德是西方現實主義思想之父,而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盧梭等則延續和發展了這一思想傳統。在當代,這一思想線索貫穿于E·H·卡爾、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漢斯·摩根索、喬治·凱南等人組成的這一脈,其中摩根索是公認的理論上集大成者。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流派的核心觀念包括:

1、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支配性的政治行為體;

2、與此相關,國家間關系的特征是競爭和沖突,戰爭則是解決沖突的一種選擇,在戰爭中取勝被視為衡量政策和領導適當與否的標準;

3、相信國家都是理性的行為者,各自追求它們的利益;同時承認,由于政府內官僚系統的行為理性經常受到扭曲,因而不會對其他國家的福祉或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的福祉給予足夠的尊重;

4、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忽視國內社會和政治情形對國際關系中的沖突和安全性質的影響,認為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客觀情勢作為國際關系史的驅動力優先于意識形態、信念和領導力量;

5、對有關國際關系中暴力的角色發生根本變化的任何綱領都持悲觀的態度,而對保持全球穩定的可能性則持樂觀態度,即使是核武器的擴散也不影響它的這一態度。①

國家是理性的,各國處于無政府狀態中,凡國家都是權力最大化者,這樣一種框架的現實主義,一般被稱為經典現實主義或傳統現實主義。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肯尼思·沃爾茲等人發展出了結構現實主義,也稱新現實主義。②這是現實主義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結構現實主義對經典現實主義的發展表現在,在后者看來,國家作為“理性的”行為者總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積累越來越大的權力。權力被視為是目的本身。結構現實主義不同,它把權力看作是一種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國家擁有的權力太小或太大都會有風險。明智的政治家總是力圖擁有適度的權力。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沃爾茲并認為這是對現實主義的重要修正。③

因此新現實主義是發展和修正了的現實主義,它承認存在著出于自我利益的互惠行為,而且成為了國際政治生活中一個日益發展的維度。這就是說,結構現實主義的產生表明現實主義的主流內部出現了理論的“調整”和發展,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合作也是可能的。④80至90年代,經過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辯論以及現實主義流派內部的論爭,現實主義理論出現了新的發展,經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區分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現實主義理論精細的發展以及其內容的豐富性。

現實主義主流內部的發展表現為結構現實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反映為兩個論爭。首先是在防御性現實主義與進攻性現實主義之間。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在發表于1991年的《帝國的神話》一書中較早區分了“侵犯性的”(aggressive)和“防御性的”(defensive)現實主義。①“侵犯性的”現實主義這一名稱后來演變為“進攻性現實主義”。這一支現實主義的中心論點是,國際體系促進了沖突和侵略。安全是稀缺的,導致了緊張的國際競爭并使戰爭成為可能。理性的國家在尋求安全時經常被迫采取進攻性戰略。約翰·米爾夏默是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防御性現實主義者則認為國際體系不一定導致緊張的沖突和戰爭。懂得國際體系特性的國家會認識到安全是充足的,防御性戰略是獲得安全的最好路徑。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Walt)和查爾斯·格拉瑟(CharlesGlaser)是這一派的代表。它有兩個特點:一是,與經典現實主義關于國家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擴張)的假設不同,防御性現實主義堅持國家尋求最低限度的安全。其二,沃爾茲等的新現實主義通常將國內政治排除在論述之外,而許多防御性現實主義者則相反,在他們的理論中經常使用國內政治來解釋問題。②

第二個論爭體現為,國際結果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力量的分配還是威脅的水平和根源。在這個問題上結構現實主義者分成了兩派。沃爾茲、米爾夏默和克里斯托弗·萊恩是前一種立場的代表,他們強調一個國際體系中大國數量多少和極(polarity)的重要性,以及國家間相對力量變遷的重要影響。斯蒂芬·沃爾特和查爾斯·格拉瑟則是后一種立場的代表,在他們看來,力量的總體分配不如威脅的水平和方向重要。沃爾特的“威脅平衡”論認為國家的反應是針對威脅作出的。一個給定國家所構成的威脅的水平不僅要看其總體力量,而且要看地理位置、進攻性力量和進攻性意圖如何。類似地,格拉瑟論證說安全困境的嚴重性決定著當進攻有利可圖時,力量是否輕而易舉地轉化為威脅,以及力量的增長是否輕而易舉地轉化為威脅,同時合作變得更為困難。③

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隨著2001年米爾夏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的發表,④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自1979年沃爾茲發表《國際政治理論》,確立了結構現實主義的地位,把現實主義發展為一種精致、簡約的結構理論以后,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演進是沿著兩個方向展開的。⑤一是吸收和采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概念和理論,漸次以成本-收益為工具分析判斷國際互動的結果和各國的政策。羅伯特·鮑威爾、吉爾平、勞埃德·格魯伯和格倫·斯奈德把國家行為訴諸于得失的算計,以此來估價“平衡”、“領土擴張”或根據其相對收益決定加入國際組織等政策。現實主義的博弈理論分析也推進了這一研究路徑。由此現實主義就向同樣運用經濟分析測定結果的新自由主義靠攏。這一路徑的問題在于它把國家的行為簡化為完全依照自身利益而作出。

第二種路徑屬于更為經驗性的研究,在過去十余年間以米爾夏默所做的工作為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米爾夏默的現實主義研究是向歷史的回歸。如果說前一種路徑使現實主義被簡化成為某種純粹利己的國際行為考量的話,那么,米爾夏默的現實主義回到歷史,由歷史而對制衡行為、推卸責任行為、力量極的結構類型及其與戰爭的關聯度等重要問題進行理論的分析。米爾夏默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自可見仁見智,但從國際的、歷史的根源以及歷史分析證明或證偽現實主義的理論論點,是理論探究的正確方向。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由于博弈論、理性選擇和經濟分析邏輯的滲入和盛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忽視歷史的傾向趨于明顯,有的是通過統計數據的定量分析來處理歷史和史例,使理論研究趨向非歷史化。以包羅萬象的心理和行為博弈及理性選擇代替歷史分析和田野工作的傾向,已經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警覺和批評。①從這一意義上說,應該肯定米爾夏默回歸歷史的努力是在正確的方向上進行的。

問題是人們有不同的理論定,因而對歷史就有不同的解讀。在米爾夏默看來,各個大國無論何時都在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并試圖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霸主。它們之所以想爭做霸主,想支配國際體系,是因為在國際政治中,這是獲得生存的最佳方式。②無論何時何地,大國一定是追求權力最大化的。(這顯然不同于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假定,即國家追求的是安全的保證。)與新現實主義的國家力量過于弱小和過于強大都不安全的論點相區別,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力量越大越安全。它也跟摩根索的經典現實主義有區別。摩根索認為人生來就是追逐權力的,實際上他是說人生來就是惡的。而在米爾夏默看來,國家的行為跟人的天性是善的還是惡的無關。它是由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的,體系的結構迫使各國追求權力最大化。由此可以推論,大國是走不出相互沖突的歷史宿命的。

這一核心論點,能否經得起經驗事實的檢驗,可能正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軟肋”。而防御性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區分本身是否能為人們普遍接受,也還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

三政治現實主義的貢獻和缺失

現實主義作為國際關系理論中的一種主流理論范式,多年來在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著主導地位,說明它對國際關系具有重要的解釋力,也具有相當的生命力。這可能就是吉爾平所說的“政治現實主義的豐富傳統”使然吧。同時,現實主義理論也仍在繼續發展之中,其活力表現為現實主義流派內部論爭的繼續以及對有關問題的研究進一步精細化。

約瑟夫·格里科曾概括了當代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學的三個貢獻:(1)當代現實主義幫助了我們認識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結構對各國的偏好、戰略、互動和國內制度的影響。(2)當代現實主義幫助了我們理解各種不平等性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尤其是力量不平等性的影響。(3)當代現實主義幫助了我們理解國際事務中的延續性及其重要意義,但它同時也提醒了我們變遷的普遍性。①這幾點應該是可以為人們所認可的,不過現實主義理論家們實際上并不重視變遷,這在下文還將涉及。在與新現實主義的論爭中,新自由主義也吸取了前者的一些觀念和立場,而現實主義吸收其他流派的觀念和立場相對來說可能更困難一些。理論是灰色的,而國際關系現實之樹常青。正是現實主義理論所難以解釋的國際間的一些現象,對其構成了詰難。K·J·霍爾斯蒂列舉了如下一些現象:②

●為什么同盟(alliance)這樣一個在18和19世紀的歐洲無處不在的現象,在20世紀的南美、當代的非洲或東南亞卻見不到?除了在歐洲之外,同盟在世界其他地方為何如此少見?

●19世紀南美洲歷史的特征是頻繁的戰爭、爭奪霸權和制衡行為,而今天盡管它是一個完整的次體系,為什么卻不存在安全困境?

●為什么世界上這么多國家武裝力量的改造是從防務有關的職能轉變到維持和平及維持內部治安(包括對本國人民的鎮壓)?

●如果世界的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和安全困境(來自鄰國的威脅),為什么今天多數國家并沒有準備保衛其邊界抵御外部侵略呢?法德邊界如今是一個無武裝地帶,挪威與瑞典之間、美國與加拿大之間、莫桑比克和馬拉維之間、象牙海岸與加納之間,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之間均是如此。

●在南美或東南亞,也許還包括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為什么不存在霸主國家或妄想取得這種角色和地位者?

●為什么1945年以來大多數的武裝沖突都發生在國家之內?驅動現實主義分析的突出問題是國家間的關系,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國家間戰爭的發生率大幅下降。在這一時期,因其政府、分離主義運動、原始國家或軍閥而死亡或受到威脅的人數比起因于外國政府的要多得多。

●為什么國家間戰爭的前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區幾乎不存在?西歐國家間戰爭可能性的戲劇性下降在當代國際政治的本質方面告訴了我們什么?為什么西歐國家間的關系如此根本性地不同于僅一代人之前它們間的關系,更不用說三百年之前了?

任何理論都有例外,都會有解釋不了的現象。但例外多了的話,就一定會使人們對理論本身提出質疑。我們能夠舉出的很多現象,以及上述的種種,也許已經超出了個別例外的范圍。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討論現實主義理論的盲點和缺失。大致上,我們可以概括出如下四個方面。

首先,現實主義(尤其是結構現實主義)基本上是一種靜止的理論,難以看到國際事務中的變化,也無法解釋國際體系的變化。結構現實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和國際體系結構的根本性作用,既然行為單位的特征并不能使我們得以預測它們的行為,我們就必須從體系的角度進行考察。國際體系的結構導致戰爭一再爆發。也有的現實主義者如吉爾平的確論述了國際體系的變化,但通常是把它跟戰爭聯系在一起。沃爾茲論述了兩極的穩定性,但難以解釋兩極的崩塌,在對北約走向的預見上也出現過失誤。①在這方面,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曾批評國際關系理論未能使人們預見到冷戰的終結;②此前也有人批評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國際政治從中世紀到近代體系的轉變?？梢赃@么說,國際關系中出現主權觀念和確立主權原則,當然是一種革命性的發展,也并沒有過時。但是應該看到,主權是歷史的產物,也在發展變化之中,它不會永遠存在下去。這里的意思是說,國際關系和國際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變遷之中的,然而現實主義理論基本上不是變遷的理論,故難以解釋和預見國際體系中的變革。

其次,現實主義低估了國家間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大國間合作的可能性。不難看到,現實主義更多的是一種關于沖突和戰爭的理論,進攻性現實主義(尤其是米爾夏默的)將其推向極至,推論出關于大國必定沖突的結論,可謂登峰造極。這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對大國合作持悲觀主義的觀點。然而,國際關系的現實也在變化中。三百多年來主導著國際關系的大國間對抗在發生某種轉變。在21世紀初的今天,我們已很難設想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相反,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在增長中。象“9·11”這樣一個對世界政治產生了如此深刻的影響的事件,并不是來自于某個大國的行為。相反,這一事件促使了大國間更進一步的合作。

第三,現實主義有意無意地貶低國際制度的重要作用。國際制度的大量增生并對國際關系產生各種規制作用,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從不同的制度設計來看,國際制度有兩種,一種是設立常設機構的,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刑事法庭等;另一種是沒有常設機構的,一般是國際公約、條約等,如核不擴散條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不管是哪一種,其對國際事務的調節作用在增大,約束性趨于增長。在已有國際制度的條件下,一國若不加入或加入以后又退出,就很可能要付出道義的和其他方面的成本。這里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超強對國際制度的破壞作用。這是否能夠證明現實主義理論的有效性,可以討論。美國布什政府決定不執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定《京都議定書》,對這一制度造成重大破壞,而美國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道義和信譽代價。2003年,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而發動了伊拉克戰爭,致使聯合國被邊緣化,造成對聯合國地位和權威的一大打擊,但事實又表明,美國回過頭來還是要借重聯合國來收拾伊拉克的局面。所有這些,都呈現出一種復雜的關系。

第四,現實主義(防御性現實主義可能除外)忽略國內因素的影響作用,妨礙了它對國際現象的解釋力。歷史已經表明,不談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國內變化的因素,是無法解釋冷戰之終結的。對冷戰終結這一重大發展,現實主義理論顯得捉襟見肘。關于中國,也存在類似的情形。米爾夏默在看中國時,基本上不考慮中國國內的情形及其發展變化。然而,不談國內因素,而僅僅按照其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推演,就會作出中美必然沖突的推論。這就免不了要發生偏差。從多方面情況看,實際上,中國并無意把美國的勢力趕出亞洲,也無意挑戰美國的世界地位。世人已經看到,西歐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已經基本不存在了,離開了國內因素,如何能解釋二次大戰后歐洲的和平呢。戰后60年間,西歐各國在經濟上逐步連為一體,日益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由經濟上的整合擴展為社會和政治的整合,逐漸消彌了戰爭和對抗的可能性。現實主義為其理論所囿,看不到一個國家的世界觀和國際行為是可以變化的,國家之間的相互看法也是可以變化的,而這種變化有可能對國家關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一缺失需要由其他方面的理論發現來加以彌補。

四走向新的綜合

理論家的思想活動,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受到現實政治的刺激而進行的。一般說來,理論不是理論家忽發奇想的結果,也不是現實政治機械的反映,而是兩方面相互激蕩的結果。制度主義是70年代以來國際事務變遷在理論上的能動的反映,社會建構主義則更具有理論上的自主性,抓住了文化、認同等非物質因素在國家間關系中的重要作用,異軍突起,在當今國際關系理論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管是制度主義,還是社會建構主義,都是有現實政治作為支撐的;他們所注意到的問題,都是被現實主義理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但又都已被證明是十分重要的。

現實主義之綿延不絕,自有其道理在,它畢竟抓住了國際政治中一些相當核心的東西。但與此同時它又忽略了其他某些重要因素。米爾夏默將現實主義的論述推至極端,號稱“進攻性現實主義”,不考慮國內因素,也不考慮國際制度,認定一國(或大國)無論何時都是追求權力最大化的,而這一假定卻可能不成立,得不到事實的有力證明。因此,“進攻性現實主義”鮮明則鮮明矣,但為自圓其說,終免不了要削足適履。在20世紀后期以來的歐洲國際關系問題上,進攻性現實主義就明顯缺乏說服力,這就難怪《大國政治的悲劇》最后一章論述的薄弱了。原因蓋在于,歐洲的演變已經超越了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階段,已經產生了新的外交政策理念和行為模式。現實主義理論已經無法很好地說明這種發展了。因此,現實主義需要超越就成為理論發展的題中之義。

不同理論流派的并立和相互激蕩對于理論的發展來說是一個良好的條件。在對立面的存在之中,理論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各國的國際行為和外交實踐則為理論發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催化劑。作為理想類型,現實主義理論提供了一個看世界的思想框架或參照系,它的各種假定也好,論述也好,對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激發,應認為提供了需要研究的問題,而不應認為是提供了答案。拿美國來說,它的政策和行為對國際制度理論而言是一大難題,也對制度主義提出了新的問題。同時,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和國際行為,也不是現實主義理論能夠很好解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米爾夏默堅決反對布什政府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就頗能說明問題。世界不是靜止的,國際體系不是靜止的,我們需要

一種能夠理解和解釋國際關系變遷的理論。

歸結起來,就是這樣一句話,現實主義理論需要發展,也需要超越。應該說,國際政治理論的發展和建構,有著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