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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文明建設的內核：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構建

民主具有規范和經驗兩個層面的意蘊。從規范層面來界定，其實質內容就是自由、平等、最高的善；從經驗層面來界定，民主則是一種程序、一種機制。在這種安排下，采用競爭性選舉投票來決定人民“代表”、“代表之代表”，再由這些接近“公意”的代表來代表選民決策。

當代西方學者對民主制度極為推崇。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并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1]筆者對所謂“歷史的終結”抱有謹慎的疑慮，畢竟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多數的暴政”就是民主永遠的痛。[2]薩托利則認為：多數原則是零和原則。這也許就是哈耶克與布坎南等自由保守主義者對民主持保留態度的原因吧。但是作為避免人性之惡的藝術，它能夠使多數人免于受壓迫的命運，至少在目前我們還“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識形態。”[3]

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一種民主形態，它既具有民主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更傾向于從經驗的層面來考察民主，實現了民主分析的經驗轉向，從理想走向了現實。在馬克思主義那里，民主既是規范的，也是經驗的。它是一種議事決策機制，是一種政治制度。民主的實現機制主要表現為三個原則：多數原則、程序原則和少數原則。強調民主的運行，必須有法定的、可以遵循的程序和規則。這種程序和規則，一旦確定，就不能隨意改變。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前提下，允許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不化約少數派的權利。

傳統政治的主體是國家，現代政治的主體是人民。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必然會由政治民主邁向社會民主，作為國家形態的民主必然消亡，自由是人類的本質，未來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未來社會里人權達到了最大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最終奮斗目標。達致這一目標的通路就是驅動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配套規范程序建設、政治文明的觀念建設以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創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在規范與實證統一的理念之下，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憲政主義的張揚、公共領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場經濟的發展、執政黨的建設等路徑來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驅動社會主義民主。

二、現代化與政治文明

“現代化”是一個動態歷史的概念，是普適的話語，它已成為一種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取向。文藝復興是一次偉大的思想革命，它是現代化開始的先兆，是現代化的思想準備階段。現代化的物質進程正式啟動于18世紀的第一次產業革命。現代化是現代性在物質的、制度的、觀念的三個層面上的累積和擴展。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是現代性的兩面旗幟。現代化的判斷指標主要是：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

許多人在物質層面上求變的欲望很強，但在制度、觀念層面上卻是“保守主義”的，甚至持有“科技烏托邦”的傾向，這就必將導致“瘸腿的現代化”。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之上的，現在仍然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仍然處在現代化進程當中，不僅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大豐富社會主義的物質財富，尤其要重視現代性在制度、觀念層面上的積累和擴展。也就是說我國的現代化，在經濟上要分三步走，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在文化上建立科學、民主、大眾的先進文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三、政治文明建設的路徑

1.憲政主義的張揚

“中國自有憲法已將近百年，然而中國之憲政建設尚待完成。蓋憲政之于憲法，猶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興廢，不獨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決于政制之安排、社會之結構、公民之素質與民眾之信仰。故修憲法雖易，行憲政實難。”[4]有了憲法并不見得就有憲政，憲法只是憲政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

憲政是西方歷史發展的一個自然產物，“它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體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義的政治思想中”。[5]基督教的原罪說是基督教的理論與實踐得以立足的基礎，人不是“天使”，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罪惡性和墮落性，人性本惡，因此，權力必須受到制約。憲法又建基于一定的價值基礎之上，這些價值主要體現在“自然法”之上。自然法與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從自然法就是服從自己的本性。”[6]就一般意義而言，自然法指全人類所共同維護的一整套權利或正義。

憲政，意味著國家領導人和政府機構的權力是有限的，并且這些限制可以通過成文的程序得到實施；政府既為社會全體謀利益，也維護個人的權利。憲政的實質意義是用良憲限制國家權力，以建構個人權利。

憲法是憲政的基石，它是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應然”是公意的表現形式。現代憲法學的理想就是人民主權，也即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它的內容主要包括公民權利和國家機關的權力兩部分，但公民權利始終處于中心地位，它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限制政府權力，保證人民享有一切法律規定的權力，實現人的幸福。在肯尼斯·米諾格眼里，憲政的基本精神就是：“選民能夠‘把敗類淘汰出局’。”[7]它內含價值、制度、行為三個層面。“要使憲法成為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憲法。法律權威從采就不僅僅來自以國家暴力機器為憑借的外在強制，而是更多地來自法律自身的內在理性。惟有良法而非惡法，才具有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內在力量。無良法則無善治。”[8]價值向度是憲政的核心指向，它決定和表現憲政的真正本質，為憲政奠定最終的正當性、合法性基礎。如果價值維度缺失便會只有憲法秩序，而沒有憲政秩序。

我國的第五部憲法吸納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政治文明和人權等因子，表明人權成為了國家的價值觀，人權從政治權利升華為法律權利，成為國家機構工作的基本或最高準則。立法為民、執法為民、司法為民逐漸具體化。政治文明寫入憲法，表明了執政黨對政治權力的運作向更為科學和更為合理的形式發展，以更文明的方式治理國家；也是黨建構憲政秩序，推動政治文明的制度安排。

2.公共領域的培育

“公共領域”(publicsphere)的要義在于對公共權力提供制約和糾錯的機制，以凸顯公民的權益和人民的利益。哈貝馬斯在他創作于1961年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

書中，探討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起源、產生、發展、瓦解的歷史及其社會結構、政治功能、觀念與意識形態、社會結構的轉型、政治功能的轉型以及公眾輿論。雖然哈貝馬斯認為“本書的目的是分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9]并被許多學者認為過分注重對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對平民公共領域的關注，但其公共領域的理論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還是不需懷疑的。筆者在此借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就是在其普適意義上使用的。如果我們抽去“資產階級”的限定語，那么公共領域作為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對于推動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是很有研究和借鑒意義的。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來自漢娜·阿倫特的“公共空間”的概念，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

根據哈貝馬斯的理論，所謂公共領域，意指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這一領域向所有公民開放，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東西能夠在其中形成。今天的報紙、雜志、廣播和電視就是公共領域的媒介。公共領域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市民們在這個空間中具有話語自由，不受國家的干涉。么共領域是民主得以顯現的重要路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眾傳媒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由于大眾傳媒自身的經濟利益驅動和現代觀念的深入人心，加之政治因素對大眾傳媒影響的適度調整，大眾傳媒除宜傳黨的政策、方針外，傳媒在傳播信息、實施監督、提供表達等方面逐步拓展了比較廣泛的空間。中國的大眾傳媒在保證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逐漸給受眾提供日漸寬松的意見環境和表達空間。

各種傳媒結合自身特點以不同形式，給公眾民意和多元意見的表達提供機會。如報刊開設的小言論、讀者來信、專題討論，廣播推出的熱線傳呼，電視談話類節目廣受歡迎，日益“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其中，還不乏對建構中國公共領域起到很強推動作用的作品，如中央電視臺的《實話實說》，《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貓眼看人”，人民網的“強國論壇”等，這些“公地”敢于針砭時弊、反映現實、表達民意。這些“公共空間”對“公共領域”的生成大有裨益。

3.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

民主的質量取決于公民的素質，需要相應的民主信念、政治文化來支撐。政治文化一直是現代化運動中具有全局影響的一個因素。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培育科學理性并在此基礎上促成主體政治文化發展觀的變革和消除政治發展中的偏見，極為必要。我國現代化運動的根本性突破，在于實質性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文化觀念的更新。教育是影響政治行為的最有力因素之一。根據柏拉圖的觀點，有了良好的教育體制幾乎一切都可能得到改善。胡適立志20年不談政治，要從百年樹人做起。教育如此重要，必須由國家本身提供必要的手段.柏拉圖甚至認為拯救國家的惟一辦法是運用經過訓練的智力。奧斯特羅姆也持相似的觀點，即：觀念改變現實，人們對事物的概念可以型構生活本身。對公民進行民主法制規范的教育，是使公民對民主、法制“信仰”，建構現代“政治人”，為公民的現代生活進行設計。同時政府也將具備民主、法制的觀念并身體力行。

在現代社會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市場政府兩分的邏輯基礎上，由于過分推祟市場價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門的作用以及它們的協調而被“治理”所替代。要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政治文明”，要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更加良好，人民安居樂業”，除了憲政主義的張揚、公共領域的培育之外，對公民的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只手”，是公眾自身發展完善的內在需求。

在“公共領域”的作用下，人民的利益通過制度化渠道，如人民代表大會等獲得表達，人民的利益要求得以輸入政治系統，通過政治系統的整合，輸出符合人民利益需求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為，使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一種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這其中，人民如何向政治系統表達自己的要求，如何利用政治系統輸出法律、政策等制度化的要求就需要一個民主法制教育的過程，來提高公民參政的水平和加速對政治體系產品的認同，同時也提高政治系統維持者、人民利益代表者的素質與能力。

4.市場經濟的發展

經濟利益驅動是社會前進的最基本動力。從遙遠的古希臘我們就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財富的增加，文雅生活才成為人們的需要，人文主義的學術研究才開始興起，諸如音樂、心理學、倫理學、政治學。市場經濟對民主、法制要素有著本能的強烈要求，高度的社會和經濟發育度是政治文明、民主政治的催化劑、動力源泉。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的發展建基于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上。政治文明的鞏固、發展、完善需要有現實經濟和社會的充分發展。亨廷頓認為，貧窮才是使民主無法在中進、后進國落地生根的根本因素而非文化。他認為經濟發展對民主的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利普塞特亦認為：“國家越富裕，出現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一般的論點是，只有在沒有什么真正窮人的富裕社會中廣大公眾才可能有效地參與政治，不受不負責任的宣傳鼓動的蠱惑。”[10]

政治大廈建基于經濟基礎之上，政治文明的發展程度最終離不開經濟的客觀基礎。政治改革的迫切和被重視程度取決于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所遭受的阻礙和破壞程度；取決于政治體制中的不同層面與經濟改革相聯系的密切程度。

簡單、保守的自然經濟排斥開放、進取的民主觀念，與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咀，使民主空前發展，締造了現代政治文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為更高階段的民主與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礎。

經濟發展可以擴大民主的社會基礎，可以促進政治文明的發育。“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村民對基層自治所表現的熱情，也為民主與經濟發展的正相關性提供了證明。”[11]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人的需要層次也就由經濟層面自然提升到政治文明層面。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探索，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已形成了這樣的內在發展邏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為動力，通過經濟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采全面推動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進程，形成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和政治民主三者的良性發展。

5.執政黨的建設

政黨就是將民意帶到政治共同體中的一種民意組織。現代政治都是政黨政治，政治文明建設中的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執政黨對于政治文明建設的態度以及在政治文明建設過程中的措施問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生成離不開執政黨的建構性努力。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應然”應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我們推進政治文明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區別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特征。黨與國家、社會所形成的高度緊密關系，決定了黨的組織形態、制度形態和運作形態，將直接影響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

我們

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要完成政治文明建設這樣宏大的歷史使命，必須有強烈的執政意識，加強自身的建設，具備得到人民公認的執政能力，從而獲得人民對政治體系的衷心認同、“同意”，“它治下的人民確信政府的結構、程序、法案、決定、政策、官員以及領袖具有‘正確’、適當或道德上的美德這些品質，簡言之就是享有制定有約束力的法規的權利。”[12]從而不斷加強黨的政治合法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完成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構。政治文明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上述路徑的建構只是其中的一些基本路途而已。作為多元函數，政治文明的建設進程取決于許多變量，例如，國際環境、領導人的道德境界、富有開拓精神的改革者從政治傳統中汲取支撐性力量的能力等。作為一項復雜的社會工程，中國政治文明的生成是緩慢漸進的，規范的制度結構對政治權利的調試也是漸進的，其最終的目標是讓政治在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里運作，建構生機勃勃的公民政治生活，使“社會主義民主運轉起來”。

【參考文獻】

[1][3]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代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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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卡爾·J·弗里德里希：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M].北京：三聯書店，：1997，1，2.

[6]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51.

[7]肯尼斯·米諾格：當代學術入門——政治學[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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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出版序言）[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

[10]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M].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33.

[11]徐大同.當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461.

[12]羅伯特·達爾.現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77.

摘要：現代化內含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向度。政治文明是現代化的核心要素。政治文明的程度就是民主得以呈現的程度，就是秩序與自由的均衡。制度化是現代文明政治的重要特征，政治文明就是要使政治制度更接近人民，創構有力的外在規范結構以建構政治權利。在規范與實證統一的理念之下，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憲政主義的張揚、公共領域的培育、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市場經濟的發展、執政黨的建設等路徑來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關鍵詞：現代化/政治文明/民主/路徑

以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中國進入了激蕩的“改革時代”。透過歷時性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經濟制度的變革過程，還是一個具有明確政治方向與目標的變革過程。這個方向就是政治文明的建構。這次全會因而也成為了中國真正開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