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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進程中的少數民族民族意識問題值得關注，它對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交往具有重要影響。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發展，民族意識發生的外部環境隨之改變，導致其在表現形式上出現分化與斷裂的現象，在此基礎上民族意識開始在若干方面呈現出異化的趨勢。

【關鍵詞】城市化；少數民族；民族意識；異化；分化

Abstract：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nationalconsciousnessofminoritynationalitiesisworthpayingcloseattention，whichmakesacrucialimpactonnationalrelationsandnationalcontacts.With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theexternalenvironmentchanged，whichleadstothetrendofdifferentiationandalienationofnationalconsciousness.

Keywords：urbanization，minoritynationalities，nationalconsciousness，alienation，differentiation

一、少數民族的城市化與民族意識研究的城市化視角

城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集中表現，城市化是社會變遷與發展的直接動力和必然途徑[1]。少數民族的城市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族地區的城市化，二是民族人口的城市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民族地區和民族人口卷入城市化進程之中。城市化過程本身就是城市多民族化、文化多元化的過程。由于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不同，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城市各民族群眾經濟交往活動日益增多，產生摩擦和矛盾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多，城市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必然是需要長期重視并著力解決的問題[2]。在這種形勢下，以城市化的視角來探討民族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如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民族關系、族際交往、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變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等都成為研究焦點。

民族意識是綜合反映和認識民族生存、交往和發展及其特點的一種社會意識[3]。在城市化的新形勢之下探討民族意識問題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首先，城市化是我國民族交往和民族關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它將多民族人口的生產生活納入到一個共同的有限時空之中。一方面，民族交往、民族融合在此過程中得到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人口密集、關系復雜、文化多元的特點又使得民族交往與民族關系都面臨眾多的考驗和變數。民族意識是民族交往的產物，城市化對民族交往的巨大影響必然在民族意識上得到展現。其次，城市化的實質就是生產力進步所引起的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轉變的過程。城市化對少數民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上，還體現在深層次的文化、意識和觀念上。民族意識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必然對城市化過程中民族交往的現狀做出相應的反映。再次，民族意識一旦形成就將對民族交往和民族關系的建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城市化使得民族關系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關注這一新形勢下民族意識的發展與變化對于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維護國家和平穩定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基于民族意識研究的城市化視角，本文擬探討以下問題：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識的發生條件有何改變?城市化進程中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呈現何種局面?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識可能出現哪些新的問題與傾向?

二、城市化改變了民族意識發生的外部環境

民族意識是人們在族際交往中形成的關于自己歸屬于某個民族的觀念。民族意識的產生不是單個民族孤立的存在所能進行的，它是“民族內部條件和民族關系外部條件相結合的產物”[4]。民族意識的走勢是同民族及民族關系的趨向相伴隨的。也就是說，民族意識不僅來源于民族內部的自我認同，其形成與發展還離不開外部的社會定義[5]。外部環境影響著民族意識的走向，民族意識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外部環境烙印。從現實情況來看，城市化的進程從多個方面改變了民族意識發生的外部環境，從而必然對民族意識的發生發展及其特征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民族人口增多，民族成份復雜，文化多元

隨著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數量迅速增加。根據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城鎮少數民族人口達2458萬人，占全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23.09%。與此同時，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現象日漸突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南京、青島的少數民族成份均在50個以上，武漢、杭州、濟南、廣州等城市少數民族成份也在40個以上[6]。而民族人口增長、民族成份復雜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空間內文化的多元。復雜而多元的城市生活使得各民族在文化傳統和生產生活模式上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與碰撞，各個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得到調整與適應。語言、宗教、飲食、習俗、觀念、節日等方面的彼此差異，使得非我族類的思想更加明晰，族群分界和認同意識更加明顯。而城市生活中交流合作的因素也使得各民族在若干方面的趨同，也存在導致民族意識的弱化的因素。

(二)民族交往深化，融合深入

城市化使得各民族的生產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性與關聯性，族際交流與合作的深度與廣度得到迅速提升。城市化的生產生活方式讓不同民族成員得以相互了解、彼此合作，個體感情和民族情誼隨著交往深化不斷加深，在共同生產生活的過程中建構起各種不同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聯系。隨著民族交往的深入，民族融合也得到進一步深化。不同民族成員雜居于同一社區之中、對其他民族宗教活動與傳統習俗的尊重、參與慶祝其他民族傳統節日、民族語言之間的借用現象以及民族通婚的日益增多都是城市民族融合進一步深化的表現。

(三)民族交往中競爭成分增加，民族分層初步顯現

城市是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生產生活模式，其主要特征就是競爭性與開放性。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既存在合作與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與分化。相對于前城市化時代而言，民族交往中競爭的領域開始呈現出從經濟到政治及文化全方位深化的局面。不同民族不僅在經濟生產或商業上展開直接競爭，在政治領域如本民族政府官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人數和比例等方面也是各族民眾廣泛關心的問題。

族際競爭不僅體現為不同民族成員之間的競爭，也體現在各個民族整體之間的競爭之上。競爭的結果就是民族分層和民族分化的出現。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各個不同民族人口在就業、教育、職業、城市化比率、從業產業、收入等方面都存在分化現象。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族際競爭與民族分層呈現進一步加劇局面。

(四)城市少數民族的散雜居化

居住模式對民族意識的影響具有兩面性。民族聚居能夠使本民族文化、宗教、語言等得到很好的保存，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但民族聚居使族際交往相對減少，可能導致民族分界意識淡薄，民族意識處于模糊狀態。民族雜居則正好與此相反，雜居可能引起民族文化和民族認同感的弱化，也可能因為族際交往和族際區分而增強民族意識。對于具體民族而言，居住模式對民族意識的影響方向由該民族自身文化特性決定。

從目前形勢來看，城市少數民族在居住模式上主要呈現出散雜居的趨勢。盡管有學者認為城市少數民族“聚族而居，聚族而業”[7]，但這種聚居僅發生在部分有獨特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的民族之中，同時這種聚居也是屬于大雜居的模式下的小聚居，并沒有改變城市少數民族散雜居的總體面貌。散雜居對民族意識和民族關系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這種居住模式既可能因增進彼此了解與合作而促進民族團結融合，也可能因強化民族差異與民族利益而引起民族糾紛和矛盾。如何通過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來排除這種不確定性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關系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識表現形式呈現分化局面

有關城市化對民族意識的影響，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城市化、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等因素使得民族意識得到普遍增強。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城市少數民族民族意識出現弱化趨勢[8]。研究結論上的差異體現了學者們在民族意識表現形式上關注的側重點不同。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呈現分化斷裂局面。

民族意識的內涵是豐富而復雜的。它表現為對本民族存在和發展道德義務和責任感的復雜感情。諸如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強、民族自豪、民族優越、民族自卑等等心理感情，都是構成民族意識的重要成分[9]。民族成員基于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形成群體性意識，又在此基礎上通過族際交往而形成群體共同利益感，這就是民族意識形成的過程。因此民族意識必然包含三個部分內容：文化意識、群體意識、利益意識，這三個部分構成了民族意識的整體框架。因此，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不僅反映民族生存和發展條件以及與他民族交往的環境與條件，也應該反映民族成員對本民族的特征和特點、歷史及傳統的認識[10]。前者反映的內容是群體意識和利益意識，后者反映的內容則是文化意識。

從群體意識和利益意識的角度來看，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識進一步明確和強化。民族意識一般是從民族屬性(民族成份的更改恢復、民族認同和分界)、民族交往(民族交往聯系中平等地位和權利的強調，對民族侮辱歧視現象的反對等)、民族發展(自我發展能力的培育、自主發展、均等發展機遇和協同發展的要求等)三個方面認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11]。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同民族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日趨強化，在民族交流合作得到深化的同時，相關民族的利益沖突也在不斷地形成。在這種背景之下，民族自我歸屬意識發生作用，使民族個體趨向于民族整體的內聚；民族認同意識促成民族整體的形成；民族分界意識將相關民族界定為不同利益的集團；民族平等意識喚起同等地位與利益追求；民族自尊意識進一步使其民族的地位與利益追求強烈化；民族自我發展意識提升民族本位意識；民族自主自立發展意識進一步強化民族本位意識；消解民族協同發展意識[12]。在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差異被彰顯與放大，民族競爭得以強化，民族利益感日趨明晰。學者們普遍基于這種現實認定城市化促使民族意識增強。

文化意識也是民族意識的重要構成部分。吳治清認為民族意識具體內容表現為六點，即族籍意識、族源意識、民族語言文字意識、民族地域、環境意識、民族文化意識、民族生存發展意識[13]。其他學者如張學禮、劉寶明等在總結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時均對屬于民族歷史文化傳統范疇的語言文字、服飾、宗教、傳統節日、居住飲食習慣及禁忌等有所強調。無論從當前的實證研究的結論來看，還是從理論分析上來看，作為民族意識重要組成部分和形成基礎的民族文化傳統意識在大部分族群中都呈現衰落的趨勢。

民族意識的分化不僅體現在民族意識的表現形式上，而且體現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上。在城市化過程中，具有民族宗教信仰、人口較多、具有獨立語言文字和獨特生活習俗的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易于得到保存和強化，并與城市化的過程相互形塑，形成新的民族意識特征與特點。而人口較少、缺乏獨立語言文化宗教等傳統文化因素作為支撐的民族意識容易在城市化的熔爐中弱化和消失。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必將出現人口較少民族、長期受周邊強勢文化影響的少數民族民族意識的弱化和消亡，從而導致民族特性的消失。例如杜玉亭認為基諾族民族意識正在快速消亡[14]，韋東超通過調查研究也發現廣西百色城市地區壯族居民民族意識弱化趨勢明顯[15]。

四、城市化進程中民族意識的異化

城市化對民族意識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民族意識強度與方向的改變上，也體現在民族意識構成與特點的變化上。

(一)民族意識中文化虛無化

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化在觀念形態上的集中反映[16]。一個人民族意識產生的最原始的基礎的無疑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區別，而此意識的強烈程度則主要相關于宗教信仰、思維方式和歷史文化傳統等[17]。英國社會學家史密斯認為：族群是一種文化的集合體，……(族群)并憑借文化方面的一個或幾個差別(如宗教、習俗、語言或組織)來相互區別[18]。文化所具備的這種相互區分的功能正是民族認同意識和民族分界意識的來源。共同的語言文字、共同的宗教和儀式、共同的節日和風俗、共同的服飾和禮儀都成為建構民族認同的基礎，而在這些文化要素上的異同則成為區分“我族”與“非我族類”的重要標準。民族成員在文化的基礎上產生民族認同，在民族認同的基礎上產生民族區分，再在民族區分的基礎上產生民族利益感。從這些角度上來說，民族意識產生與發展的基礎是民族文化。

而從當前城市化進程中的民族意識發展趨勢來看，作為民族意識形成基礎和重要構成部分的民族文化意識呈現逐步弱化的態勢。民族意識中文化虛無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競爭與融合的大氛圍之下，城市化進程中各民族文化交融過程中容易出現馬太效應，以漢族文化為代表的主流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沖擊與影響得到強化，而大部分少數民族則可能出現文化加速消亡的局面。二是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少數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特質，如語言、文字、宗教、節日和服飾等，都已經很少能得到展現的舞臺，也就無法承擔起原本承擔的民族認同或民族分界功能。在城市生活中，民族認同和民族分界的標準不再是文化，而是作為民族識別結果的民族身份劃分。功能的喪失也是導致民族意識中文化虛無的重要因素。

民族意識中文化虛無將會導致民族凝聚力的下降，也會導致民族意識對本民族發展的推動力和協調力的喪失，從而對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不良影響。同時，缺乏民族文化基礎的民族意識還容易向狹隘和偏激方向發展。

(二)民族意識中情感性與工具性的疏離

民族差別與民族利益是民族意識形成的雙重基石，因此民族意識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的雙重特性。一方面，民族意識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是對民族存在的反映。它是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基于共同文化、共同際遇、共同心理特征的產物，因而具有強烈的情感性和排他性。其表現形式為民族自豪感、民族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推動民族意識形成與發展的“歸根到底是民族的共同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19]。“民族意識本質上是關切、維護自己民族的民族權益或民族利益的”[20]。對自身民族生存、交往、發展的地位、待遇和權利、利益的享有和保護是民族意識工具性的體現。這兩部分共同構成民族意識的整體內容。

隨著城市化進程中文化的多元碰撞，市場經濟背景下利益考量的增加，個體利益和民族整體利益的逐步分離，以及隨著民族意識中文化成分的虛無，民族意識中工具性和實用性的因素和考慮逐步增加。相對于民族意識的情感性作用，如族內交往、情感支持、彼此認同而言，作為民族意識或民族身分背后維系的利益因素卻日益為民族成員所重視。民族意識工具化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從作用機制來看，民族意識在發揮動員、組織、協調作用時對民族情感和認同方面的強調在減少，而群體利益因素在整個過程中能夠發揮更為強大和直接的感召力。即民族情感所起作用下降，利益因素所起作用上升。第二，城市化背景之下個體利益與本民族整體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個體民族意識的激起往往需要強烈的外部刺激，同時這種刺激指向了個體利益所在。個體只有意識到自己利益受損的時候才能積極投身入整體民族利益的維護。第三，部分民族成員為個體利益或小群體利益，如在城市拆遷、商業競爭、私人恩怨這些問題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過民族意識動員引發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在城市化進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謀取利益、利用民族沖突為個人尋求好處的案例都有存在。這樣一種借助民族意識的方式來挑撥民族關系、影響民族交往的行為和趨勢是值得警惕的。

(三)民族意識的兩極分化

從現實情況來看，城市化進程中民族意識的兩極分化主要有兩重意思：一是就民族意識構成自身而言，民族意識中文化意識因素日漸衰亡，而利益意識因素則日趨強烈。二是就民族意識主體而言，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部分少數民族民族意識日益高漲的情況之下，部分少數民族民族意識日漸衰退。本部分主要就第二種意義上的兩極分化進行討論。

多元的文化環境、主流文化的外在迫力、各民族全方位的競爭與融合，面對城市化進程中諸如此類的外部環境，各民族都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來適應形勢的發展。然而復雜多元的外部環境容易使得民族意識脫離“適度”的區間，呈現向兩個極端發展的局面。一方面，部分少數民族民族意識空前高漲，甚至出現“把民族意識要凌駕于國家意識之上，把民族群體的利益凌駕于國家整體利益之上”的思想意識。這種狹隘偏激的民族意識的結果就是導致民族自利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盛行，導致民族沖突、民族矛盾的易發，影響我國和諧民族關系和穩定發展的大局。另一方面，與民族意識過度強烈相對應的是民族意識的過度弱化。部分少數民族，尤其是長期與兄弟民族關系良好、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差異不大、自身民族意識較為淡薄、缺乏“民族自覺”的少數民族呈現出迅速融入整體社會，民族意識淡化甚至是消亡的局面。民族意識是民族存在的主要標志之一，民族意識的消亡將導致“族將不族”。民族意識的兩極分化與我國“多元共存、和諧發展”的民族理念是不相符合的，這也是城市化進程中民族關系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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