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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以來，和諧社會的建設已經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心以及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那么，到底什么樣的社會才是和諧的，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標準又是什么？本文將從社會學的角度來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關鍵詞:社會學,和諧社會,衡量標準

早在社會學創立之初，古典社會學的理論大師斯賓塞（Spencer，H.）就曾經用生物有機體來類比社會。他把社會看作是一個大的社會有機體，認為社會有機體的各個部分如同生物有機體一樣，相互依賴，并且分別承擔和發揮不同的功能。只有當有機體的各個部分都充分發揮自己的功能正常運行時，這個龐大的社會有機體就是處于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狀態。否則，任何一個部分的功能失調，都將影響到整個有機體的正常運行和整體功能的發揮。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中所包含的社會整體論和功能論的思想曾經深深地影響了之后社會學發展的歷程。今天，當我們重新用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來審視我們當前的“和諧社會”建設時，同樣有很多有益的啟發。

我們可以從既存的問題出發，來看當前的社會是否和諧。只有當有機體的各個部分最為突出的病因解決以后，各部分都能夠正常的發揮各自的功能、各部分協調運行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認為，該社會大致處于一種較為和諧的狀態。也即，我們可以從既存的問題出發，來歸納衡量社會和諧的幾個標準。

（一）社會各階層之間能夠和諧相處

應該說，自古以來，社會中就存在不同的階層和社會分化，這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發展所必要的社會分工和分層。但是，如果當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積累和激化的時候，該社會也就處于比較危險的狀態。

伴隨我國當前的社會轉型和社會改革的進程，階層矛盾的凸現以及階層關系的不和諧已經成為學界公認的威脅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之一。與此相關的社會問題是社會強勢群體對于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社會剝奪以及由此而出現的社會斷裂等問題。因此，要建設和諧社會，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協調好各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竭力避免個別的局部利益沖突轉化為整體的社會沖突，避免社會強勢群體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過度剝奪，在統籌兼顧各個社會階層利益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真正的、有機的和諧。

（二）中間階層成為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體

按照西方社會學的觀點，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應該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型態。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目前的社會階層結構是“金字塔”型的，也就是說，社會底層群體在社會階層結構中占的比例過大，而作為社會主體和中堅力量的中間階層（在西方，這個階層被稱為“中產階級”，themiddleclass）還遠遠沒有發育成熟。這樣的階層結構是不夠穩定的。

因此，培育和壯大中間階層，將是我國在未來很多年里社會改革的目標之一。具體而言，將要求我們應該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深化改革，創新和制定恰當的經濟社會政策，推進戶籍、就業、人事、社會保障等方面體制的改革，調整城鄉、區域和就業結構，使該縮小的農業勞動者階層逐漸縮小，使該擴大的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逐漸擴大，引導培育形成一個合理、開放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形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堅實基礎。（三）每一個公民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和晉升

社會成員的社會角色以先賦因素為主還是自致因素為主往往是衡量一個社會傳統還是現代的一個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阻止和限制社會成員社會流動的一些制度和措施，如戶籍制度、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等已經逐步的取消。社會成員，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流動空間和自由度已經空前地加大。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在客觀上影響到社會底層群體實現向上流動的因素。如，農民的弱勢地位，固有的貧困，城鄉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和鴻溝等等。弱勢因素的累積使得社會底層成員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公平地參與社會競爭和分享社會資源。因此，要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的社會流動，參與社會競爭，除了之前所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之外，還應該努力從其它的方面進行配套的改革，最終讓社會弱勢群體也能夠在起點上實現真正的公平，同時具備社會參與和社會競爭的能力。唯有如此，才可能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和諧。

（四）各種利益群體都有合理表達自己利益的渠道

伴隨我國社會改革和社會階層急劇分化的過程，目前我國社會已經形成了多種不同的利益群體。在不同群體進行博弈的過程中，弱勢群體往往是處于被剝奪、被壓制的地位。同時，由于弱勢群體的分散性、缺乏組織性等特點，使得他們往往在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找不到合理表達自身利益的渠道。因此，他們就只能通過諸如上訪、靜坐等消極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內心的不滿。這些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中不和諧的聲音。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認為，“和諧”社會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完全沒有矛盾和問題的、絕對意義上的“和諧”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構想藍圖中的“烏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也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也就是說，完全沒有矛盾和問題存在的和諧狀態只是思想家和學者建構出來的一種“理想類型”（idealtype）。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社會中不和諧的聲音又反映了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在某種程度上的激化。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就不能不重視這些由弱勢群體所發出來的微弱的聲音，就不能不考慮如何在根本上解決社會轉型中凸現出來的這些社會沖突和矛盾。而暢通社會弱勢群體的表達渠道，同時切實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則是在以后的改革中所應該加以注意的關鍵環節。

（五）建立起普適性的社會保障制度，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夠享受到國家的社會福利和保障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局限，我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保障體制還遠遠沒有涵蓋每一位社會成員。具體而言，數量最龐大的農民群體還處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大門之外。廣大的農民還在依靠家庭來進行養老，進城的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等。同時，在另一方面，市場化的進程又無限增加了勞動過程中的風險。因此，要構建和諧社會，就需要社會保障體制充分發揮對于每一位社會成員的保障功能，尤其是保證社會弱勢群體能夠公平地進入市場競爭，同時最大限度的降低市場化過程所帶帶來的各種風險，充分發揮其社會安全閥的功能，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

（六）貧困群體徹底脫貧，實現小康

目前，我國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據國內有些學者的調查結果，我國目前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經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的標準（基尼系數≥0.4）。除此之外，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我國東部最富的省份與西部最窮的省份的人均GDP差距達10多倍。可以認為，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成為威脅我國社會穩定和社會安全的一個重要的不和諧的因素。

在西方那些市場主導型的福利國家中，如美國，通常認為，貧困往往是由個體自身的原因如懶惰、愚鈍等導致的。因此在福利制度的設置上，往往是反對政府對于貧困群體的過度救濟和補貼。

但是，我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首先，從社會制度上講，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貧困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違背的；其次，我國的貧困問題有著錯綜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其中，有一些與社會制度的安排有一定的關聯。因此，消除貧困，徹底解決貧困群體的弱勢地位，讓他們與社會中其他群體一起分享社會發展進步的果實，既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必要前提和保障，同時也是衡量社會進步和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指標。我們可以認為，只有當目前的5000萬社會貧困群體也過上幸福的小康生活的時候，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初步建成了“和諧社會”。

（七）建立起公平的收入分配體制

公平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效率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在我國在以往的分配中實行的原則。但是，在實際的收入分配領域卻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等社會問題。

因此，為了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具體而言，就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要通過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進一步理順分配關系，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同時，從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入手，引導和推動社會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逐步理順社會各方面的收入分配關系，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應該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社會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上述從問題視角入手所提出來的幾個衡量和諧社會的幾個標準將有助于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影響當前社會和諧一些因素，從而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方向和目標有更為明確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