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政治體制改革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中國與蘇聯都對本國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階段性成果，而蘇聯的改革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卻導致了亡黨(共產黨下臺、解散)亡國(國家解體，蘇聯不復存在)亡社(放棄社會主義)的結局。這就使兩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了可比性。

一、中蘇兩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區別

(一)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動員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創新性，要改革就必須對原政治體制進行批判，使人們認識到進行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須要進行輿論動員。但同時改革也具有繼承性，這就決定了這種批判必須把握好一個度，過或不及要么會產生和否定一切的傾向，要么會影響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堅定性。但是，蘇共在這個輿論動員過程中，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過分宣傳、渲染“差距論”(即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羅波夫的“發達社會主義起點論”，宣傳蘇聯尚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甚遠的理論)，在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嚴重混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潮泛濫成災，從而導致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對蘇聯共產黨、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對歷史問題進行反思和甄別時，對斯大林的評價采取了不實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態度。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在發出“不留有空白點”的號召后，對輿論不加引導，反思過去就變成了否定革命歷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現實；批判斯大林和歷任領導的錯誤以及體制的弊病，變成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做法的結果正如美國政論家米克爾·達維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黨和國家的百年歷史說成集權政治，從而為反共提供了和繼續提供肥沃的土壤。”[1](P.160)這樣，后來的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就成了邏輯的必然。

中國在反思歷史時，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正確引導下，對晚年的錯誤，對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領導工作上的失誤，采取了實事求是的、唯物辯證的分析態度，將的正確方面，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作出過偉大貢獻的方面同他晚年的錯誤加以區別，將思想同他發動“”的錯誤論點完全區別開來，從而正確地評價了及其思想，避免了簡單化的、全盤否定的錯誤做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作出了歷史性的杰出貢獻。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時間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做過多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談話，為我們黨正確評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多次對中央負責起草決議的同志講：“單單講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對的往往是他過去堅持的正確的東西，他所堅持的實質上是脫離了他以往思想正確軌道的東西，解決這個難題，得益于鄧小平的多次指點，他說：“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2](P.298)這樣就使我們黨把和思想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把批評的錯誤和堅持思想統一起來。正像一些黨外人士所言：《決議》是個杰作，表現在它是用思想來批評同志的錯誤。[3](P.850)

(二)關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在社會主義改革的布局問題上，我們認為，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先導是社會主義改革事業成功的根本保證，這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條件決定的。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它的整個體制的優越性和弊病的根子都是在政治體制。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建立先于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是在政治體制的指導和影響下建立起來的。最初建立的政治體制具有高度集權的性質，所以隨后的經濟體制也有了高度集權的弊病。這一主從關系使經濟體制的任何變動都受制于政治體制。政治體制不改革，或者改不動，不僅會阻礙經濟改革，甚至能使經濟改革陷入失敗的命運。所以從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需要出發，改革必須以政治體制為先導。在改革的布局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所犯的錯誤就在于，他既沒有處理好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又在后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因此導致了蘇聯整個改革的失敗。戈爾巴喬夫在其上臺的前三年，一直都是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以經濟改革為中心沒有錯，錯就錯在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沒有以投資少、見效快且在蘇聯一直屬于瓶頸的農業為突破點，為了保持經濟發展的速度，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點又放到了重工業上，其結果是不僅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問題沒有解決，而且經濟形勢還進一步惡化，從而延誤了改革的時機，挫傷了群眾的改革期望，增加了改革的難度。在經濟改革受挫的情況下，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共產黨把改革失敗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蘇聯存在著“障礙機制”，歸咎于各級黨政部門的“保守勢力”抓住權力不放。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宣布把政治改革放在首位，企圖以此來擺脫改革遭遇的困境。從此，政治改革全面鋪開，形成了不斷升溫的全國規模的“政治熱”。在“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下，各地的罷工、集會、示威游行層出不窮，規模日漸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各級黨和政府機構根本無法集中精力從事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各種集會和示威游行更是直接影響了生產。正如俄共中央書記久加諾夫所言：“各種政治運動、代表大會、會議和集會擠掉了對最費功夫的經濟結構的改造。”[4](P.70)其結果是，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引導、服務于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妨礙、影響了經濟改革，使經濟改革因陷入政治斗爭的泥潭而無法進行下去。

中國的實踐經驗證明，經濟體制改革總要以某種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為先導，沒有一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任務本身就不可能提出來，更不用說取得成功；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反過來又會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并對它提出更高要求，二者呈良性互動關系。從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22年來，中國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是因為我們從三中全會起，首先改革政治體制。如果不是三中全會打破新的個人崇拜、個人集權，發揚黨內民主，恢復正常的社會政治秩序；如果不是對黨的領導體制、組織體制、干部體制及行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使我們黨形成了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我們就不可能打破思想僵化、端正路線，不可能順利地實現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實現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從而也就不可能獲得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國的改革，正是由政治體制改革起了先導作用。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開始的，“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在農村就是下放給農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5](P.252)這就說明，包產到戶不僅只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建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增強，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著重討論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提出要黨政分開、權力下放。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經濟的民主與法治又推動了政治的民主與法治，黨的十五大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目標。因此，從實踐來看，中國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為先導，經濟改革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政治改革而單獨推進；另一方面，它又對政治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三)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突破點的選擇

政治體制改革的涉及面很廣，要解決的矛盾很多，那么突破口應選在哪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從各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實際出發，從影響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大局的關鍵問題出發來進行選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核心部分，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而蘇聯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一直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一是個人集權、領導職務終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二是黨和國家的監督機制名存實亡，當一把手決策嚴重失誤時，黨和人民無法發揮糾正錯誤的作用。三是蘇聯的干部人事制度不能把真正有能力領導黨和國家的優秀人物推到適當的領導崗位上去，以至于蘇聯黨和國家領袖政治文化修養退化。既然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存在著這么嚴重的問題，按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應以此為突破口，但他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到了國家權力機關體制的改革上，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戈爾巴喬夫提出，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通過民主化、公開性把權力交給蘇維埃和人民代表大會，就是要摒棄僵化的權力體制，建立一個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保障人民全權的、以法治國的新的權力結構。把本來屬于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過去曾不恰當地集中于黨和黨的領袖)還給蘇維埃，理順執政黨與蘇維埃的關系，使蘇維埃真正成為國家的權力機關，這也沒有錯，問題就在于，從1989年底開始，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國家權力體系方面的基本思路已經不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完善蘇維埃制度，而是模仿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徹底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過渡。戈爾巴喬夫的蘇維埃改革，既沒有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也沒有健全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其結果是“非蘇維埃化”——勞動人民政權的喪失。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為突破口的，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我們黨從“”的發動中看到了我國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弊端，即權力過分集中于黨的領袖個人并且失去了民主制約。1980年，鄧小平在其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尖銳地把“領導制度”改革問題擺到了全黨全國人民面前，其中又著重論述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令人無法容忍”的弊端，指出：“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穩定的改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2](P.333)毫無疑問這一講話抓住了我國政治改革全部鏈條中的關鍵環節，重點突出，擊中了要害，既符合實際又深得民心。在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指導下，從1980年～1982年，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了如前文所述的重大改革和調整。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在推動中國的改革問題上，最高決策層意見和步伐一致，政策統一，為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四)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

社會主義社會同其它任何社會形態一樣，都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三位統一體”，它在政治上的奮斗目標就是要建立高度的民主政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對這一點，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反對。威·李卜克內西在談到社會主義與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時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不是一個東西，但它們不過是一個思想的不同表現，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從來不可能相互矛盾，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臆想的社會主義，正如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虛偽的民主一樣。”[6](P.7)列寧非常精辟地寫道：“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7](P.168)從中蘇兩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兩國均存在著嚴重的破壞民主、破壞法制的現象，領導人凌駕于黨和國家之上、黨和武裝力量又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現象時有發生。從這個角度來說，兩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實現真正、切實的社會主義民主為根本目標。但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上，戈爾巴喬夫選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并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是“更多的社會主義，更多的民主”，而是政治多元化、意識形態多元化，武裝力量非政治化和國際關系人道主義化。由于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強調要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大廈，強調要排除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抗性，由于戈爾巴喬夫強調的民主沒有政治界限，因此這種對過去制度的破壞直接導致了政治多元化，意識形態多元化，導致了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2](P.168)并說：“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2](P.176)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重要會議都曾論及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雖然不同時期在提法上不無差異，但從總體上來看，卻是明確的、一貫的。那么，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主政治呢?黨的第二、三代領導集體主要強調了兩點：(1)這種民主政治首先必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基于此，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政治體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民主，不能搞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也多次強調必須劃分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議會民主的界線。(2)這種民主又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為了保障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采取人民代表大會制作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根據我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交通不便、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等條件，我們又確定了適合自己國情的選舉制度，即對縣級及其以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直接選舉，對縣級以上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實行間接選舉。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關鍵和根本內容，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逾越的政治界線，對這一點，我們無論何時都不能動搖。

(五)關于政黨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實行多黨合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深刻地闡述過這個思想，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恩的多黨合作思想并把它付諸實踐。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到1922年底，蘇聯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布爾什維克黨一黨獨存、獨掌政權的局面。蘇聯的一黨制有很多弊端：黨政合一、以黨代政、權力過分集中；決策上無法保證民主化和科學化；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等。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不是去改革和完善本國的政黨制度，發展黨內民主，而是急急忙忙引進西方的多黨制，致使政局大亂。戈爾巴喬夫在政黨制度的改革上主要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逐漸拋棄了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列寧提出的關于黨的組織建設的根本原則，但是1991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的蘇共綱領草案和戈爾巴喬夫的報告，則對民主集中制只字不提，相反確定了個人自由原則：強調要保護少數，允許黨員公開發表自己的不同意見；允許黨員“圍繞綱領自由結社”，從而正式承認黨內派別活動。蘇共拋棄“民主集中制”使黨內派系林立，嚴重削弱了蘇共的戰斗力。二是逐步接受并實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認為，蘇共地位不能用憲法條文“強加于人”，“實行多黨制并不是悲劇”。1990年召開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定，修改了蘇聯憲法第6條。新修改的憲法規定：“蘇共、其它政黨、以及工會、共青團等社會團體和群眾運動，通過自己被選入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及其它形式，參與制定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8](P.276)這樣就在法律上取消了蘇共的執政黨地位。1990年3月以后，形形色色的政黨和運動在蘇聯成立，一些非正式組織也紛紛改建為政黨。這些政黨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搞垮蘇共，取而代之。就這樣，拋棄民主集中制和實行多黨制為蘇共培植了掘墓人。

在中國，由于歷史原因，除共產黨以外，還存在著長期與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八大派。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一直都是多黨合作制。曾講：“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9](P.279)當然，在1957年以后，由于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由于1958年又在知識分子中“拔白旗，破權威”，特別是由于“”的發生，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1987年在鄧小平的明確指示下，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概念，并第一次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作為一種制度同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并列提出，這就從政治體制的高度進一步規范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政黨之間的關系，規定了各民主政黨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第一次明確地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提了出來，并正式確定派是“參政黨”的地位；199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把這一制度正式載入憲法，變成了國家意志；黨的十五大又將這一制度列入了黨的基本綱領中。我國的這種多黨合作制度既不是一黨制也不是多黨制，而是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它兼有一黨制和多黨制的優點，既發揚了民主，又體現了集中。從實踐來看，中國的這種政黨制度，促進了政治民主，有利于監督機制的完善，有利于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點和優勢。

二、對中蘇政治體制改革比較的重要結論

恩格斯曾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么，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10](P.319)他在這里所講的實際上是規律的重要作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同其他任何社會運動一樣，也有著其內在的規律性。同志曾多次強調要“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的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對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11]。本文對中蘇兩個典型社會主義大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行對比，其目的就在于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探索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規律，從而指導社會主義各國的實踐。通過對中蘇兩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重要結論，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三條規律。

(一)從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上看，必須堅持適應性原則

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的每一個政策、措施、方案的出臺，從指導思想的出發點來看，都必須堅持適應性原則。這個適應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它必須與國家的政治生態環境(或曰政治國情)高度適應，這種政治生態環境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客觀規律。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必須適應本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國體、政體和政黨制度等。國體是指國家的階級本質，它的核心是哪個階級掌握政權；政體是指國家政權組織形式，這兩者與政黨制度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國家的階級本質并有效維護國家政權的穩定和發展。蘇聯政治改革的失敗正是它否定、拋棄基本政治制度的結果，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以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為前提的。我們在改革中一直強調：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等等，絕不是放棄黨的領導，而是在新時期更好地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政治體制改革也絕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而是對它的完善。

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它的經濟基礎相適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一定的政治形式是以一定的經濟形式為基礎的，當一定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時，政治體制也就必須隨之發生變化。對社會主義各國來說，經濟的發展會在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政治體制形成沖擊：首先，經濟的發展會造就高度的城市化、高識字率和高水平教育，它也帶來就業結構的變化，導致農民在規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知識分子和城市工人的發展。后兩個群體會不斷要求在影響他們的政策上有發言權和影響力。第二，經濟增長造就了一個更為復雜的經濟體系，這樣的經濟越來越難以受到國家的控制，從而引起了傳統政治體制的結構和功能的諸種不適，如宏觀調控弱化、管理體制的交叉、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失衡、人事干部制度的滯后等。第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利益多元化、社會分層也不可避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整合利益分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其經濟基礎的上述變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基本上相適應的。正如前文所言，我們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起了先導作用；到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改革的全面展開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鄧小平開始認識到政治改革的滯后性，并疾呼“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5](P.176)，從此，政治改革在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權力下放、基層民主等方面邁出顯著步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又進一步提出依法治國、健全民主制度。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是完全脫節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是落后于其經濟的發展的。在蘇聯，從60年代初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城市人口開始占其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業人口從20、30年代的83.1%下降到20%左右；另一方面，非體力勞動的白領階層迅速成長，使蘇聯在一個相當短的時期內，便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現代文明的工農結構的國家。這種社會基礎的形成必然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即必須打破傳統的過分集權的政治體制。但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緩慢的，甚至是使傳統的體制更加完美和精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蘇聯的政治改革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完全脫離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并且實際上不考慮任何經濟后果。蘇聯在改革中，把民主、自由、透明度、公開性等問題炒得火熱，似乎政治體制改革搞得轟轟烈烈，但是，這些空洞的政治叫嚷，由于離開了經濟基礎，不僅任何實際問題、任何涉及國計民生的問題都解決不了，反而不斷發生社會、政治震蕩，并且引發了經濟危機。蘇聯的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建立之前，先行建立起立于其上的高度民主體制，不僅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而且還會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倒退。

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政治現代化的客觀規律。所謂政治現代化是指傳統政治社會向現代政治社會的演變過程，其實質是從傳統專制制度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轉變。它的根本內容和根本標志是民主化和高效化。民主化的最關鍵方面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民主化的選舉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政府組織形式；第二，嚴密和完善的社會法制體系，真正實現由傳統社會的人治向現代社會的法治轉變；第三，政治決策的科學化和透明化。高效化是指政治系統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即能夠高度有效地發揮政治系統在動員資源、組織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為實現以上方面，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要積極進行民主政治建設，探索實現民主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參照借鑒西方國家在運用國家權力進行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層面上的一些機制和方法。如西方的選舉制、任期制，就是同封建主義的世襲制、終身制相對立，并比后者進步的東西，我們就可以借鑒。再比如，“三權分立”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應用“權力制衡”原則而采取的統治形式和權力組織形式，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三權分立”，但不等于也不應該把權力制衡原則一起拋棄。

(二)從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方法上看，必須堅持有序性原則

政治體制改革是個最敏感的課題，它不僅涉及到敏感的意識形態問題，而且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敵對勢力借題發揮。如果在這樣一個敏感的問題上掌握不好火候，就會出大亂子：改革過快，會引起社會動蕩，導致翻船；改革太慢，其它改革進行不下去，也要翻船。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有序性原則。所謂有序性，一是指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二是指政治體制改革要有秩序，即要有目標、分步驟地推進各項工作。

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復雜性和敏感性，也決定于黨的性質、黨的領導作用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民主又是有階級性的，世界上并沒有超階級的、全人類共同的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發揚民主是為了調動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蘇聯的實踐證明，撇開黨的領導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走到邪路上去，甚至會為敵對勢力奪取政權打開通道。蘇聯的改革需要蘇共充當推進改革的核心力量，但從戈爾巴喬夫上臺開始，蘇共就由于多年來的官僚化、腐化和內部意見分歧沒有形成一個改革的領導力量。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維的推行，蘇共的領導地位、領導權因多黨制出現、總統制的確立而被奪走；蘇共的形象因其歷史成就在“反思潮”中被一筆抹殺而被完全丑化；蘇共的骨干隊伍在戈爾巴喬夫掃除“障礙機制”、大批撤換干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蘇共的組織系統因淡化民主集中制而渙散，黨內派別林立。面對這樣一種狀況，戈爾巴喬夫還能靠什么來推進改革呢?實際上，從戈爾巴喬夫推行新思維開始，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失敗就已成定局。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一直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鄧小平指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原則，也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他強調：“共產黨的領導，這個丟不得，一丟就是動亂局面，或者是不穩定狀態。一旦不穩定甚至動亂，什么建設也搞不成。”[5](P.252)

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秩序。原因在于“這個問題太困難，每項改革涉及的人或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會遇到很多障礙，需要審慎從事。”[5](P.176)所謂有秩序就是指必須有目標、分步驟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各項工作，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消極等待。這是一個策略問題。首先，必須制定政治體制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個目標既要體現最大多數的根本利益，又要預示人們將能得到的實惠，只有這樣才能使改革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并鼓起人們改革的熱情，使大多數人挺身奮起。其次，要分步驟地推進各項工作。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要看整個條件的成熟程度，一步一步地來，不能急于求成，匆忙行事。鄧小平強調：“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搞不行。”[5](P.284)中國國家這么大，情況太復雜，改革不容易，因此，決策要慎重，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不論干什么工作，都“要先從一兩件事上著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樣就亂了”[5](P.177)。以中國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為例，由于這個問題是長期以來逐步形成的，要一下子廢除不現實。鄧小平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從十二大設立顧問委員會，通過這樣一個過渡性組織形式，爭取在十年到十五年內比較穩妥、比較順當地解決這個問題；到十三大時，鄧小平“搞了個半退”，部分老同志退了下來；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身體力行，完全退下來，帶頭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制；十四大時，顧問委員會如期完成其歷史使命，退休制度初步確立。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分步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藝術體現得淋漓盡致。蘇聯的情況剛好相反，它的整個政治體制改革是在目標模糊、缺乏充分準備、統盤考慮、周密論證的情況下進行的，以至于出現了一系列的失誤：首先，在改革時機的選擇上對蘇共就極為不利。具體來說，戈爾巴喬夫是在輿論導向嚴重失誤，蘇共威信顯著下降的情況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其次，改革缺乏周密完整的計劃。許多改革措施的制定都非常草率，如總統制這樣重大的問題，從出臺到戈爾巴喬夫當上總統，總共只用了40天時間。第三，對可能出現的嚴重后果缺乏預測和應變對策。因此，當這些后果出現后只能被動應付，步步退讓。這就直接導致了蘇聯國內很快形成了權力渙散局面。正如利加喬夫所言：“它證明一些人操之過急，不愿意考慮可能的后果。……剛剛開始建立新的，就急于破壞舊的。”[12](P.281)

(三)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奮斗目標來看，必須堅持協調性原則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僅涉及到政治體制內部的民主、高效，而且還涉及到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從這一點上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協調性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改革全局來看，必須正確處理政治改革、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系；二是從政治體制改革內部的關系來看，必須正確處理領導者、執行者和監督者的關系。

首先從全局來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之間存在著一種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是動力，它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服務并提供基礎，政治體制改革的著眼點，就在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因此，必須在確保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過分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又為政治體制改革提供前提和保障。鄧小平多次強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極端重要性，強調它們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中國最大的利益就是穩定。只要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就是好事。”[5](P.313)“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5](P.284)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所講的穩定，不是指靜態的穩定，不是指維持現狀、停滯不前，而是指要維持社會政治安定，這是一種動態的穩定，是一種發展中的平衡。靜態的穩定是排斥政治體制改革的，因為政治體制改革肯定要破壞現狀；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積重難返，終有一天會導致政治體制的全面危機。動態的穩定正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和理想狀態，它也將更有利于經濟的發展。“89”政治風波以后，鄧小平進一步指出：“人民現在為什么擁護我們?就在于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這不只是個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5](P.354)他還講：“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5](P.371)換句話說，沒有經濟的發展、沒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沒有穩定帶來的種種好處，人民就不會擁護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一旦失去了來自民間的支持，就會演變為高層的權力斗爭、反對派的權力爭奪，從而誘發政治震蕩。為此，必須在動態中把握好政治體制改革的力度、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穩定的程度。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和建設中必須經常注意把握好這三個度，使三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其次，在政治體制改革內部，必須正確處理領導者、執行者和監督者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從政治結構來看，與西方社會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會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結構的核心是黨的領導，怎樣正確處理黨與其它各類機構、組織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內容，在所有這些關系里面，怎樣正確處理領導者(共產黨)與執行者(政府)和監督者(包括人大、政協、紀委、群眾等，從體制改革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人大)的關系又是重中之重。在領導者與執行者的關系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克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實現黨政分開及黨政的合理結合。(在黨政關系問題上，一些文章往往只談分開，不談結合，這種觀點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不能不言“政”、不理“政”的，關鍵是要合理劃分黨與政府的職能，在這個基礎上黨與政府各司其職。)在這個問題上，列寧倡導的關于黨政關系的兩條著名原則，即黨的領導原則和黨政分開原則永遠都是正確的，黨的領導是根本，黨政分開是為實現和改善黨的領導服務的。在黨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所犯的錯誤就在于，雖然他認識到了蘇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弊端，但他把劃分黨政職能演變成了拋棄黨的領導，并直接導致了蘇維埃政權的消失。在領導者、執行者與監督者的關系上，黨及政府要時時記住，黨和政府的權力是來源于人民，是人民賦予的，黨應該向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社會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通病是缺乏監督或者是監督不力，尤其是憲法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權沒有落到實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必須使人大(或蘇維埃)的監督職能落到實處。在領導者、執行者和監督者的關系問題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現黨的領導、政府嚴格依法從政和發揚人民民主的統一。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經過20多年的風風雨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民主的實現程度問題，權力過分集中問題、腐敗問題等。從政治體制改革的適應性、有序性和協調性三規律來看，當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首先從農村突破，中國的民主應首先在農村中推行，從村、鄉鎮、縣一級一級實施。通過基層民主特別是村民自治，一方面可以為上層提供許多可以借鑒的關于民主建設的實用經驗，另一方面，可以為民主建設培養力量和社會基礎，從而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民主建設之路。

收稿日期：2002-03-20

【參考文獻】

[1]江流等.蘇聯演變的歷史思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2]鄧小平文選(第2卷)[M].

[3]李劍.關鍵會議親歷實錄[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4]國際共產主義運動[J].1992，(1).

[5]鄧小平文選(第3卷)[M].

[6]威·李卜克內西.不要任何妥協[M].三聯書店，1964.

[7]列寧全集(第28卷)[M].

[8]黃宏等.原蘇聯七年改革紀實[M].紅旗出版社，1992.

[9]選集(第5卷)[M].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

[11].論“三個代表”[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12][俄]葉戈爾·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