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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寬容的本體論基礎

傳統哲學秉持客觀世界的“抽象同一性”，這是一種絕無寬容的哲學。而現代哲學以差異性為要義，必然生變為“寬容的哲學”。檢視傳統哲學的發展歷程，對“同一性”的強烈偏執是人類固有的一種心理趨向和價值理性，這種理性認識必然導致對客觀世界絕對同一、至善盡美和絕對真理的抽象思維，并邏輯地斷定客觀世界的絕對同一和絕對真理的價值原則和價值標準，人們認為一旦俘獲它，便可一勞永逸。作為這種傳統經世哲學思維下的客觀世界和實體存在的政治表象，必然是不寬容的。“排他主義的道德觀”和“獨斷主義的真理觀”是這種經世哲學的集中體現，它既不可能生成寬容意識，更不可能生變為寬容的政治。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異質的社會。多元異質化的特征透露了世界的本質不是抽象的“同一性”和“單一性”，“差異性”和“多樣性”是這個社會的本來樣式。首先，從政治哲學檢視，馬克思主義本體論就是以確立“差異性”作為世界的本原為前提，用這種世界觀來“觀”世界，世界的本質必然是形態各異、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具有多元特性的“差異性”個體，勢必不可能是千篇一律、恒久不變的抽象的“同一性”。換言之，世界的本原不可能存在專斷排它的“同一性”權威。其次，由于不同主體間的生存環境、受教育程度以及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不盡相同，使得各自主體對同一問題的理解和把握往往會產生差異和矛盾。就思維方式而言，它是主體感知、把握、理解、評價客體的方法和程式。傳統形而上學的僵化的兩極思維往往使人們陷入“一體化”、“非彼即此”的窠臼中，勢必走向一個武斷、極權、專橫的無寬容的世界。多元社會的現代性特征必然要求主體間實現思維方式的蛻變，克服形而上學僵化的“同一性”權威和絕對真理，以辯證理性思維去認知和把握客觀世界，正確認識客觀存在的“新”、“多樣性”和“獨特性”，適應客觀存在的個體化、多元性的發展趨勢，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包括溝通、談判、協商、寬容、妥協、交流等方式來達成價值共識，從而避免主體間各自獨斷、專橫的片面性。“即要以更寬容的心態去反思和考量現實社會，引導和發掘現實社會中的寬容品質和寬容精神”，構建適合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寬容理性。人是客觀存在和社會生活的主體，“異中求同”、“同中存異”是政治寬容的應有之義和前提條件。“沒有差異就無所謂寬容，但寬容本身卻是在‘存異’中‘求同’。”價值多元是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向和表征，多元價值的存在意味著主體間不同價值存在相互沖突的可能。政治寬容不僅承認主體間價值多元的客觀存在，而且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寬容正是一種有利于大家共同發現真理、維護真理，有利于在多元化、多樣化的基礎上實現統一與和諧的一條現實的必要的原則”。這正是政治寬容的本體論根據。

二、政治寬容的人性論基礎

“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政治哲學自始至終把對人性的認識作為政治實踐和政治致思的第一要義。對人性的不同詮釋和理解，在政治哲學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制約著政治理論的價值取向、路徑安排和理論建構。因此，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審視，政治寬容的生成與演變，亦是以人性認識作為自身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面對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社會現實和客觀存在，政治寬容消解了人們對“性惡論”和“性善論”單一的、抽象的人性道德假設，而是對客觀現實社會進行更加縝密、細致的剖析，以人為本，以人性作為政治致思和政治實踐的契入點和理論基石。勞動創造了人，也是人與自然界分離的標志。從此，人成為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主體和主導，對人自身和人性的認識，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及其評判與標準，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理解和詮釋便成為社會實踐和政治致思的永恒主題。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它一方面是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則是人生而固有的社會本性”。古代哲學家大多認為:人之為人，在于人“成神似的自戀”，成了“萬物之靈”，成為一種超越性的存在，人能夠不斷超越自我，不斷克服有限局限，為自己構建充滿理想的真、善、美相統一的現實社會，達到道德至善、價值完美、理性無限。這種完美主義播下了的恰恰是不寬容意識，培育了政治不寬容的土壤。雖然人們在追求自身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需要，都是在自己的利益驅動下活動的，不同個體之間在利益上就必然有互相排斥、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一面，這就可能會導致不寬容態度的產生。但是，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就意識到了個人利益實現的非獨立性，意識到了個人利益對他人利益的依賴性，這就使相互沖突的利益之間又表現出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相互聯結的一面。這種利益的共同性使人們認識到，要實現自己的愿望就必須相互合作、相互寬容。

三、政治寬容的認識論基礎

政治寬容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所謂理性，常被看作是人類獨有的用以調節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為的一種精神力量，它是指人的抽象的邏輯思維能力以及受這種思維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的、克制的、自覺的能力和存在屬性。理性使政治寬容成為了可能，理智、克制和自覺這些“理性品質”使人們可以冷靜而審慎地看待這個世界而不至于陷入盲目、迷信與狂熱之中，從而為寬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政治寬容正是對“人是有理性的”這一命題的認可。人是理性的，這不僅表明人可以有意識地進行思考，而且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對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權衡利弊，從而在最大限度上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這樣就有必要給每個人留下自我選擇和活動的空間。然而，理性的合理內核和功能含義如何界定?這一直成為人們探討和深究的話題。迄今為止，理性幾經嬗變，因其概念泛化，仍難被人們表述清楚，乃至眾說紛紜，歧義百出。綜而觀之，我們可以從四個維度概述理性的功能含義即本體理性、認知理性、價值理性和方法理性。但是，理性的這些功能含義卻暗含著另一種危險，即對理性功能的無限夸大和盲目崇拜，又會陷入理性主義的泥潭。理性使寬容成為可能，而盲目夸大人類理性功能和作用的理性主義，又會導致人類走向寬容的反面———不寬容。

特別是近代以降，隨著自然科學的顯著發展，人們對自身理性能力的自負達到了極致。尤其是西方啟蒙哲學家們不僅把理性看作是一種先天具有的邏輯思維能力，試圖從一個確定無疑的邏輯起點，經過理性的演繹、歸納和推理，架構起邏輯上自成的知識體系，從而獲取某種預設的、具有確定性的結果，并以此用以分析對象、認識事物并揭示客觀事物的本質。“我思故我在”正是笛卡爾為理性主義辯護的最好回應，而且經過康德對“理性”的偏執，特別是黑格爾的過分偏愛，“理性”最終被推到了終極真理的高度。理性成為最高裁判者，除此之外，一切皆被置于理性天平的審視之下。如是，理性便生成為一種主宰本體的決定性因素。它是道德至善、人性完美、絕對真理的堅強支柱，也是政治實踐、政治致思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從而阻礙了人們進一步探索真理的可能，探索真理的過程成了符合論，是一種向本原復歸的過程。人類在消除神秘虛幻的宗教外衣，掙脫宗教神權的控制，從漫長的神學崇拜中解脫出來之后，卻又掉入自我設計的理性主義的陷阱之中，一切任由理性裁斷其存在的合理性，并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威，進而伸延至社會政治生活領域，走向絕對理性，導向政治神話，產生因過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而引發政治不寬容的悲劇。從政治寬容的角度審視，反思政治實踐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歷程，人們在承認理性的功能和作用的同時，也看到了理性的局限性、過錯性和相對性。理性常常與主體的抽象思維能力緊密結合在一起。

主體可以通過抽象思維能力，通過概念、判斷、分析、推理獲得對客體抽象形式的認識。倘若這種抽象形式是事物的本質形式，人類為此也就獲取了對客觀事物的本質認識，獲得人們所需要的科學知識、絕對真理和永恒價值標準。其實不然，抽象思維能力之所以被重視，恰恰是因為人類理性是相對的和有限的，它自始至終受到人的有限理性的局限和制約，所謂的“全知論”者是不存在的。基于人類理性認識的有限性，認識主體才需要通過各種抽象思維形式來分析、判斷、認識客觀事物，得出對客物事物的最可能正確的認識，即相對真理和科學知識。“人的有限理性對抽象思維的制約表現在抽象思維并不總能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形式，而且所把握到的本質形式也總是具有歷史相對性。”人的認識和理性有限性告誡我們:必須正視人的理性及人的認識是有限的、相對的，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價值標準、永恒真理和絕對權威，每一個主體都要承認自身認識中可能的過錯性和有限性，同時也要承認其他主體認識中可能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即便是其他主體認識存在過錯乃至謬誤，我們仍然要以寬容的心態對待并尊重其認識。密爾曾說過:“即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一個錯誤，它也可能，而且通常總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題目上的普遍意見亦即得勢意見也難得是或者從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敵對意見的沖突才能使所遺真理有機會得到補足。”矜持絕對理性者不承認每個主體都享有同等的試錯權，剝奪了主體在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上的差異性和有限性，甚至把犯錯的權利都交給那些“全知”的偉大人物，這種理性潛入到政治生活領域勢必導致專制;與此相反，信奉理性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寬容對待他人，審慎和謙卑地對待理性在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運用，從而為政治寬容提供認識論上的合理性依據。

作者：丁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