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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通寶貨幣是中國貨幣史上行用時間最長、制度最復雜完備的一種銅幣體系，在中國經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過深巨的影響。傳統上對通寶幣制的研究側重在錢幣學角度，運用經濟史學的方法來考察則起步于本世紀初葉，它經歷了民國和當代兩度浪潮。值此中國泉學百年集成、學術世紀換千之際，系統整理通寶幣制的學術條件已漸趨成熟，本文介紹了作者論述通寶幣制創立發展和衰變史的學術構想。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mostcomplexand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monetaryhistory.Ithas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currencylaid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thepresent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thepast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thenewcentury,the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briefand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關鍵詞】貨幣史/通寶幣制/貨幣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國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使用貨幣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在歷經上古先秦實物貨幣、貝幣和青銅鑄幣的遞嬗后，以秦王朝統一貨幣為標志，奠定了方孔圓形的銅錢形制。自秦迄隋，半兩幣制和五銖幣制遞相代謝，各領風騷。至唐王朝初年，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多重歷史因素孕育下，終于形成了獨步千載的通寶幣制。

通寶幣制是中國貨幣史上行用時間最長、制度最復雜完備的一種銅幣體系，在中國經濟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長的運行歷程中，形成設置嚴密、運轉靈活的鑄造發行體制和具有鮮明歷史特色的管理調控政策，產生了蔚為大觀的貨幣思想和錢幣文化，對中國中古以來歷史文化產生過深遠影響。這些都是中國歷史上其他幣制所無法比擬的，從而凸現出通寶幣制獨特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價值。

運作之時間跨度，是衡量一種古代幣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國古代貨幣雖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為一種具有相對成熟完備內涵的貨幣制度，是從半兩幣制開始的。半兩幣制的上限，約為秦國孝公時代的商鞅變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實現大一統后即成為一種全國性的貨幣制度，入漢后又行用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為240年。漢武帝中期實行貨幣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銖幣制，歷東漢魏晉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廢止，前后跨度為738年。從世界古代貨幣史的范圍來考察，半兩、五銖幣制的時間跨度記錄已經相當可觀，但與繼踵而起的通寶幣制相比，仍難免遜色。通寶幣制誕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開元通寶在整個唐代通行不衰。兩宋自太祖鑄宋元通寶始，歷朝君主皆鑄行通寶錢。元代一度禁錢行鈔，但大部分時間仍然鑄行通寶。明代錢銀并行，自明太祖鑄行大中通寶始，除個別年代外，皆行通寶制錢。清代通寶自開國迄于宣統，鑄行與清王朝相始終。直至民國時代，云南等省還曾鑄造過民國通寶，成為通寶幣制的余響。綜上所述，通寶幣制創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運行達1300年，這是中外貨幣史上通行時間最長的一種銅鑄幣制度。

在不同時期貨幣結構中所居地位，是評估一種歷史幣制的重要依據。眾所周知，我國封建社會貨幣體系的根本特征是實行銅幣本位，通寶貨幣在封建社會中后期即充當了這種本位制度，從而成為中古貨幣結構中的主體制度。在唐代，一般認為實行所謂"錢帛平行本位"，實際上唐后期絹帛地位在貨幣體系中日趨式微，平行本位維系時間不過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實行錢鈔流通制度，紙幣作為對銅本位的補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錢行鈔，以鈔代銅銀，但為時有限，并未真正動搖通寶貨幣的銅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貨幣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白銀貨幣地位增強，形成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銀錢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銀錢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銀本位幣的沖擊，銀錢比價跌漲無常；通寶幣制代表的銅本位面臨本位轉換的空前挑戰，在衰微困境中通寶幣制借助傳統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歷史舞臺。清末從法律上廢止通寶幣制后，一些農村地區通寶制錢仍舊沿用至北伐戰爭期間。由此可見，通寶幣制在中國貨幣史上擔當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們必須予以透徹考察的基本幣制。通寶幣制與其他幣制間的復雜互動關系以及通寶本位長久占據貨幣本位的內在原因和影響，無疑成為通寶幣制研究中有待追問的學術課題。

通寶幣制在其歷史運行中，逐漸形成一套職能完備的鑄造管理體制。在唐代，中央鑄錢機構有少府監。御史臺監察御史的職掌中，包括巡按郡縣鑄錢。臨時性職官有朝廷委派并隸屬于戶部的鑄錢使。盛唐以后創置的鹽鐵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鑄錢的事務。唐代地方錢監主要設于"天下諸州產銅之所"，實行集中管理分散經營。各州錢監皆以州府最高長官兼任主監，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觀察使、節度使判監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鹽鐵、度支和戶部總理財政，三部下轄鐵案主管天下坑冶鑄錢事務。元豐年間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務歸隸工部屬下之虞部及少府監統領。在全國產銅各路，設有提舉坑冶鑄錢司，下轄坑冶場和錢監，在各路專置司之上，宋廷對東南重點鑄錢諸路，又設有中央直轄的區域性建置機構--提點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司，大體常駐饒州，代表朝廷管理東南諸路坑冶鑄錢事務。錢監是宋代鑄幣生產部門，分設在路州級政府之下，設有監官、監門、檢勘、物料、庫官等。宋代銅鐵錢諸監由于朝廷調控需要和幣政變動，置廢相當頻繁，體現了宋代鑄錢體制較突出的靈活性和變通性。明清兩代傳世文獻檔案富贍，其鑄行體制、機構皆有史載可循，得敘其詳。明代中央置寶源局和寶泉局，各行省皆設寶泉局。寶源局設有提督員外郎等，由工部戶部官員充任。依據傳世文獻和錢幣背文線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錢局的置廢變革狀況。清代沿承明代舊制，分別由工部轄寶源局、戶部轄寶泉局鑄錢，從內地到邊疆各省皆設鑄錢局。錢局從采銅運輸到鑄造管理等職守均趨嚴密，有史檔可稽其詳。上述制度中，唐宋時期各地錢監置廢情況去今已遠，文獻中的歷史信息出入亦較大，努力將其間變遷真相加以考辨復原，亦是通寶幣制研究中頗有價值的課題之一。

豐富多樣、成敗各異的貨幣調控政策和法律則例，構成了通寶幣制的基本歷史內涵。唐代是通寶幣制形成和初步發展階段，圍繞中唐以來錢重物輕、私鑄私銷等貨幣流通癥結的治理，先后出臺有錢帛兼行、收兌禁斷惡錢、禁蓄錢、禁銅與禁毀錢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幣政，對緩解唐代錢荒和物輕錢重，保障通寶貨幣合理購買力起到了積極作用。進入宋代后，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的貨幣要求和貴金屬貨幣發展相對遲滯，加劇了貨幣流通內在矛盾，錢荒依舊為兩宋通寶幣制遭遇的主要癥結。同時，宋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間的沖突對峙局面下引發的貨幣戰，亦成為制約宋代幣政的重要導因。明清時期，隨著傳統經濟模式向近代經濟的自發嬗變，通寶幣制進一步受到鈔幣、白銀的挑戰。為了維系通寶幣制的主導地位，統治集團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錢與歷代舊錢相兼行使、申令收錢之例、定課稅時銀錢兼收與專令使錢之例、以錢折俸、制定銀錢比率等旨在疏通錢法的政策和措施，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貴金屬幣本位的發展趨勢，維系了銀錢雙本位結構，使通寶幣制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有所發展的環境下，于清代出現了一度復振局面。對于上述不同時段的通寶幣政，我們必須同時從穩定貨幣，發展經濟和促進歷史進步的多重維度加以審視，并充分考慮到中國歷史特點和國情特點，從而進一步拓展評價的思維空間。

為了擺脫財政危機，加強對社會財富的攫取，應付王朝內外社會和軍事壓力，通寶史上又多次出臺通貨貶值性質的鑄行虛價大錢政策。在唐代，高宗鑄乾封大錢，肅宗鑄乾元當十錢，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肅宗又鑄一當五十的重輪大錢，與開元通寶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時蔡京主政，一度專鑄當十銅錢和當十夾錫錢。清代咸豐年間，又曾鑄行當十、當五十、當百、當千等虛價大錢。由于大錢面值與真實幣值嚴重悖離，完全依恃超經濟強權發行，所以嚴重違背了經濟規律，無一例外地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大錢的市價也迅速跌落，均以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既有理財者在貨幣原理認識上的誤區，更主要的在于統治集團私利蒙蔽了貨幣決策應有的理性。凡此，均給后世留下有待進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訓。

通寶幣制為后世留下了異彩紛呈、蔚為大觀的貨幣文化。中國古代貨幣一般可分為錢幣、金銀、紙幣和實物貨幣四個類型，其中錢幣類型在種類、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構成傳統貨幣文化的主體，而通寶錢在錢幣類型中又是品類最復雜、形制變化最多、流通范圍最廣、影響也最大的。通寶貨幣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現大錢、小錢、細錢、惡錢、官爐錢和私鑄錢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鏇邊等名目。又有小平錢、折二、折三、當五、當十直至當五千。還有合背、合面、對文、對讀、旋讀、復決文、傳形等不同造型差異。歷代通寶錢的紋飾亦相當復雜，如星紋、月紋、孕星紋、波紋、云紋、鳥紋、馬紋和龍紋等等。這些紋飾的緣起和文化內涵，也成為頗為費解的貨幣文化課題。就斷代變遷而論，唐代通寶首推開元錢，學者根據其書體變異和背紋等要素劃分為許多版別。北宋凡九帝三十五個年號，而北宋通寶中有二十六個年號鑄錢。自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以后，除按年號鑄錢文外，還在錢的背面鑄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標明系該年號中第幾個所鑄，是為我國最早的紀年錢。史家公認，宋錢在通寶錢流程中是最復雜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寶中，萬歷錢號稱精整，尤以崇禎通寶為復雜，文字制作大小、輕重、厚薄千變萬化，僅錢背文字就有數十種。清代錢中獨具特色的為漢字錢、滿文錢、滿漢文錢，新疆諸錢局又鑄有紅錢，19世紀末洋務派引進西方機鑄技術，出現了亙古未有的機制錢。就錢文書法而言，不同時期的通寶錢亦是繽紛流華、各呈風采，尤其是北宋通寶的錢文書法可謂百花齊放，篆、隸、真、行、草書體各臻其妙。作為廣義的通寶貨幣文化，還包括了歷代通寶幣材的探索，鑄造工藝的演變等科技文化內涵。總之，通寶貨幣文化不啻為傳統文化中的一大寶庫，需要我們精心清理開掘，從歷史回溯中獲得美學啟迪和感受。

自通寶幣制問世以來，以關注王朝貨幣行廢和國計民生興衰的憂患意識為出發點，以評說通寶貨幣及其政策為中心，歷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總總、嘆為觀止的宏論卓識，形成與通寶幣制密切互動的貨幣思想流程。這筆思想遺產既是我們全面把握通寶幣制演變的不可缺少的寶貴史料，又是深入詮釋通寶幣政決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經濟思想所能達到的歷史高度及其自身難以逾越的認識局限。在唐代，圍繞鑄幣權收放的政策抉擇，劉秩祖述《管子》和賈誼學說，對國家壟斷鑄幣權原則作了繼承和發展。在對錢荒的剖析和對策論議中，陸贄依托傳統輕重論，更清晰地表述了銅鑄幣條件下的貨幣數量論。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寶流通速度與數量間關系，最早提出了貨幣流通速度的理論概念。宋人周行已則闡發了"錢與物本無重輕"，"而相形乃為輕重"的思想，使傳統輕重論空前地逼近了科學價值論學理。這些認識成就，是唐宋通寶幣制極盛時期深入發展的貨幣經濟現象在主觀認識上的反映，也指導了朝廷有關貨幣決策，為改善貨幣現實發揮了某些積極的影響。

自紙幣問世后，南宋楊萬里、陳耆卿運用傳統母子相權論，創造性地提出錢楮母子論。上述理論思考，對宋代錢鈔并行流通現實和通寶與鈔幣間關系的認識達到一定深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稱提之術"，即運用通寶、銀絹等收兌流通中過多的紙幣以穩定紙幣幣值的管理調控方法，這是歷史上幣論與幣政密切互動與結合的典型史例。歷史進入明清時期后，在銀、錢、鈔多元貨幣體制的背景下，持續出現了"廢銀行錢"的貨幣思潮，許多啟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黃宗羲至近世的馮桂芬等均未能免俗。這種貨幣思想發展遲滯現象和"戀銅情結"，亦是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緩滯的歷史投射。同是對通寶幣制的維護與推重，卻因為時代的變異而具有進步與落伍的分野，其間歷史因果與是非，無疑也構成了回溯古代幣制傳統和通寶貨幣思想時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題。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通寶幣制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項貨幣制度，精蕪并存，包羅宏富，歷盡興衰，影響深遠。通寶幣制以其內在的歷史價值和學術魅力，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貨幣史學的重大課題。

二

通寶幣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來歷代正史的《食貨志》，一般都記述本朝的通寶幣制運行與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冊府元龜》、《通志》，元代的《文獻通考》，明代的《續文獻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續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會典》、《會要》等都載有這方面的內容。但嚴格而論，由于傳統時代學人對于經濟現象認識理解能力的局限和傳統學術中經濟史學的有欠發達，致使這些典籍對通寶幣制在研究層面上留下的認識成果相當有限。從當代學術的角度而言，毋寧將它們視為通寶幣制的基本史料。

從錢幣角度研究通寶貨幣，在中古以來學術史上卻一直是門久盛不衰的大學問。唐代有封演的《續錢譜》。南宋洪遵著《泉志》，為現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學專著。明代有胡我琨《錢通》等。至清代泉學再盛，名著如翁樹培的《古泉匯考》，倪模的《古今錢略》，李佐賢的《古泉匯》等。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寶錢幣文化的大量資料和學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國時期，丁福保編著《古錢大辭典》，雖屬大型工具書，實際上匯聚了歷代有關通寶的拓片和論述資料，代表了民國時期通寶錢幣文化研究的水準。凡此，皆為今天深入研討通寶貨幣文化營造了豐厚的學術基礎。

運用近代經濟學和歷史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貨幣，起步于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時第一部中國貨幣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國泉幣沿革》，1915年出版，全書八節中只有第一節"歷代泉幣沿革大略及制錢沿革"簡略地敘及通寶貨幣。1925年張家驤出版《中華幣制史》，全書十余萬字規模，其中第一編述及通寶幣制。

五六十年代關于中國歷代貨幣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彭著熔貨幣史和錢幣學于一爐，對兩門學科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被學界公認為是標志本世紀中國貨幣史學發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該書在敘述歷代貨幣通史過程中，給予通寶幣制空前的關注，對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寶貨幣的鑄行、購買力、貨幣理論和信用問題，運用異常豐富的史料進行了開創性的探索和論述。諸如唐代通寶的幣重幣輕，宋代的錢荒與銅錢外流，唐宋通寶購買力的波動，明代通寶的行廢，清代通寶制錢流通中的銀錢比價等通寶幣制史上許多重大問題，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討并提出明確的結論，其中不少經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觀點皆澤被泉界，啟迪后學。雖然有些論證和看法有待進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是仰之彌高的。

60年代問世的斷代貨幣史著，有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全書七篇中以三篇的規模對清代通寶幣制--即制錢制度首次進行了詳盡的整理和論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寶幣制最好的專著。60年代還有胡寄窗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中冊出版，該書中冊不少篇章也開創性地論述了與通寶幣制相關的歷代貨幣思想，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

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學術界思想解放、百花齊放的新形勢下，中國貨幣史學和錢幣學研究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學術界不僅對歷代通寶貨幣進行具體而微的錢幣學考察，而且就通寶幣制開展的貨幣史研究也日漸深入，已發表的論文中力作頻見，勝義迭出。同時，其間出版的經濟史、財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關于通寶幣制的精辟論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漆俠的《宋代經濟史》，汪圣鐸的《兩宋財政史》，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李潛龍《明清經濟史》等。在古代貨幣通史方面，蕭清推出一卷本《中國古代貨幣史》，該書以24萬字篇幅濃縮地論述了古代貨幣發生、發展歷程，對于通寶幣制給予較多關注，在表述角度和側重點上對彭著有所突破。在貨幣思想通史方面，葉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國貨幣理論史》，在系統探究歷代貨幣理論的宏大背景下，論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來的通寶貨幣思想，在研究視野和理論詮釋上皆有新突破，同時填補了中國近代貨幣理論專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蕭清的《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葉世昌的《中國經濟思想簡史》和趙靖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論及與通寶幣制相關的貨幣思想，代表了國內學術界在這方面課題上所達到的較高研究水準。

當然，從本課題的學術角度而言，上述貨幣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這些著述均為全景式貨幣通史性質，將各個朝代、各種貨幣統統納入其研究范圍，而不可能對其中的通寶貨幣作專題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沒有一部通寶幣制的學術專著，誠為百年貨幣史學的一大憾事。其次，從作為一門制度史的學科建設來看，在其邏輯思路、整體結構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處。比如對通寶幣制在內涵、外延范圍內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疇研究不盡全面，諸如每個王朝的貨幣管理體制、鑄造機構、鑄行法律、法規沿革等幣制最基本層面，亦可稱為幣制的硬件，幾乎被忽略而付闕如。

回眸本世紀的貨幣史錢幣學研究，經歷了民國和當代兩度高潮，其間學人輩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學術界對通寶幣制各個側面展開的單題研究，逐步廓清對這一歷史制度真相的認識，提高了理論詮釋水平，近年有關通寶幣制的考古文獻資料也呈現新的開發局面。值此中國泉學百年總結集成、學術走向世紀換千的歷史時刻，系統總結通寶幣制史的學術環境和條件已漸趨成熟。三

基于以上認識，筆者在從事江蘇貨幣史研究課題時便萌發了對于通寶幣制特別執著的興趣，在經年思考醞釀后，慎重選擇本課題作為學術攻堅的戰略突破點，旨在填補學術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統論述通寶貨幣制度創立、發展和衰亡演變史的專題著作--《中國通寶幣制史稿》。

關于本書性質，如所周知，古代貨幣的研究存在貨幣史和錢幣學的學科分野。本書以貨幣史學的研究為主體，同時遵循當代學術趨勢，努力將兩門學科緊密結合，揚長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學術信息方面，亦付出較大努力。本書稿引用、參考貨幣史、錢幣學和經濟思想史著作數十種，以及刊登在高校學報、經濟史和錢幣學專門刊物百余篇論文，廣泛了解和把握海內外在這個領域的學術動態，充分吸取歷代學人和時賢研究精華。

在學術創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貨幣史著的思維定勢和研究局限，以社會經濟史為基本背景，以通寶幣制和幣政為研究重點，突出歷代封建皇朝在貨幣制度建設與貨幣管理決策方面的經濟職能和主體作用，盡可能搜集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體生動地反映通寶幣制運行史貌，深入評析歷代有關通寶貨幣的經濟思想，客觀展示通寶貨幣文化的輝煌成就。

對于通寶幣制在歷代演進中產生的重大歷史問題，本書稿也力矯以往史著中考論不力，與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諸不足之處，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實，勾勒脈絡，闡明觀點和傾向，力求給讀者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啟迪。諸如通寶幣制之淵源、通寶之命名、唐代之錢重物輕、唐宋鑄錢機構之沿革、宋代之夾錫錢、明清之銀錢關系等許多重大問題，均提出作者獨到見解，盡量做到根據充分，思路縝密，在自圓其說的基礎上有較強說服力。

關于通寶貨幣文化部分，《史稿》首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通寶書法藝術，總結歸納了大量錢幣學著述，將一些分散的研究成果加以集中提煉，在內容涵蓋面上超越了一般著述或工具書。能夠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并配合文字敘述設計了有關表格。

鑒古知今、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和生命力所在，貨幣史研究也同樣以此為旨歸。在對通寶幣制史學描述的基礎上，本書注意到公允評價歷代通寶幣制幣政的積極作用，反思其歷史局限和政策誤區，詮解其演變之內在規律和成敗之由，從而為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金融體制建設和管理決策，提供切實有益的歷史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