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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一個文化和文明高度發展的時期。陳寅恪先生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達于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后的元明時代所不能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宋代的醫學也呈現出了高度繁榮的發展態勢，“有宋一代于醫學最為留意”［2］。在宋代，大量的文人尚醫、習醫，分別從事著各式各樣的醫學活動。

1宋代文人通醫現象舉隅

1．1身居官位，仕途順利

他們重視醫學的功用和價值，從事為朝廷編纂、校正醫書的工作。如:蘇頌(公元1020～1101年)，北宋進士，歷任宿州觀察推官，江寧知府，右什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蘇頌有頗高的醫學素養，其于陰陽、五行、律呂、本草等無不鉆研，著有《圖經本草》等，并曾奉召校注《開寶本草》，為醫學知識的修正和傳播做出了很大貢獻。沈括(公元1031～1095年)，北宋優秀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學家，“學術浩博，文藝深長，經史之外，天文方志，歷律音樂，醫卜諸家，無不通練，皆有論述”［3］。沈括醫藥學方面的論著，有《靈苑方》(已佚)、《沈存中良方》(后人將其與蘇軾的方書合并為《蘇沈良方》)等專著。郭思，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進士，官徽猷閣直學士、通奉大夫。他非常重視《備急千金要方》，便選取其中藥方，編成《千金寶要》，并刻于石碑上。郭思致力于醫藥知識的普及工作，選方以治急癥為主，用藥簡單方便，所需藥材經濟實用，使百姓遇病時易于翻閱查找。洪邁(公元1123～1202年)，南宋著名文學家、學者，紹興進士，為官端明殿學士，紹興知府，“學識淵博，自經史百家以至醫卜星算皆有論述”［4］，著有《夷堅志》、《容齋隨筆》等書，對于疾病癥狀、單方驗方、方劑來源等內容有大量的篇幅論述。宋慈(公元1186～1249年)，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進士，一生任官無數。著成《洗冤錄集》，聞名于世，成為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李迅(生卒年不詳)，南宋泉州人。“本以儒學傳家，官至大理評事。以醫聞名，精于外科。本著簡單方便、易懂、易實行的原則，編有《集驗背疸方》一卷”［5］。宋代還有很多官員通醫，如孫奇、孫兆兄弟，都是進士出身，孫奇官至尚書部員外郎;孫兆官至守殿中丞，尚藥奉御丞等。他們都通曉醫藥，并在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進入校正醫書局，參與校正醫書《傷寒論》《金匱要略》《金匱玉函經》《千金藥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等。還有掌禹錫、林億等，都參與過校正醫書的工作。這些身居官位的文人，雖然不以醫生為職業，但是編寫過醫書或偶爾為人療疾，他們的官職有高有低。位高者如樞密使高若訥，魏國公蘇頌，潞國公文彥博等;位低者如承節郎張松，奉州興化令陳直，桐城縣尉羅適等。他們憑著自己的愛好而執著于醫學的研究，而且通過醫學實現了興趣與價值的完美結合。在宋代，這樣的通醫官宦多達103人之多，這種情況在前代并不多見。

1．2仕途不暢轉而習醫

他們習醫，一方面是為了滿足生活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方式來實現儒家濟世救人的人生理想。如:朱肱(公元1050～1125年)，他本是元祐三年的進士，官居奉議郎直秘閣，后因上書觸怒皇帝被黜，仕途不暢，轉而潛心習醫，對傷寒有深入的研究，閑居時寫成《傷寒百問》。恰逢朝廷重視醫學，朱肱在政和四年被起用，重登仕途，擔任醫學博士，主管醫藥政令。許叔微(公元1079～1154年)，幼年父母雙亡，屢試落第后轉攻醫藥。著有《傷寒百證歌》5卷、《傷寒發微論》2卷、《傷寒九十論》(合稱《許氏傷寒論著三種》)等，對辨證施治理論多有闡述和補充。許叔微還編有《本事方》、《續本事方》等方書，他在編著醫書的同時，通過參與大量的臨床實踐豐富自己的醫學經驗。因仕途坎坷而習醫，是宋代文人通醫現象中極為普遍的一種。《中醫人名辭典》［6］中就明確記載曾習舉子業、通經史的通醫文人有31人，如單驤、董汲、許奇、聞人規等，他們舉進士不第，后棄儒習醫。

1．3因興趣愛好和修身養性的目的而習醫

如:吳拱之，年少時研習儒業，把儒家的高尚品德貫穿在行醫的過程中，以此來獲得精神和生活的滿足。宋代這樣的人很多，他們志向高遠，淡泊名利，依據自己的興趣選擇醫學作為實現人生理想的途徑。此外，理學創始人邵雍也對醫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他精于養生術，詩集《擊壤集》中就有很多養生方面的言論;理學家張載也兼通醫藥，經常為別人診疾治病;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也精通醫藥，曾建議弟子研讀醫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更加重視醫學的價值，強調讀書要“百家諸子之書，及于《難經》《素問》《本草》”等經典醫籍，主張“不如是不足以盡圣人之故也”［7］。這些文人是儒學中的精英，卻都進行過一定的醫學活動嘗試，且對醫學有著相當深刻的見解。

2宋代文人通醫現象的緣由探析

2．1政治穩定為文人通醫創造了良好環境

宋太祖趙匡胤公元960年通過發動兵變，奪取后周政權，建立宋朝。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割據勢力的東山再起，徹底改變唐末五代以來的武人跋扈的局面，成了宋代初期統治者所有政策和策略的出發點和歸宿。“重文抑武”也就成了宋代統治者的治國方針，并為宋朝歷代皇帝所遵從。宋太祖提出“宰相需用讀書人”，宋太宗則指出，要“以文化成天下”，宋真宗也曾作“勸學詩”等等，這種以文治國，以名利勸學的政策，很快在宋代形成風尚，整個社會充斥著崇文的氣息。為博取功名，世人汲汲進取，朝廷也給予士大夫優厚的待遇，一朝登榜，衣食無憂。士大夫們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和條件廣泛學習各門類的知識。宋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呈現出一專多能的整體特征。穩定的政治局面為醫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文人通醫在宋代亦不足為奇。

2．2經濟繁榮為文人通醫奠定了基礎

宋初實行的實物地租，使農民對生產的支配權更大了，生產積極性也更高了。同時宋代的手工業、商業、外貿水平都達到了歷史新高，各手工業的作坊，規模之大，分工之細都超越了前代。城市商業活動更加廣泛，行業規模與種類更多更細了。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宋代社會經濟的快速恢復、發展和繁榮為醫學的繁榮創造了物質條件。在張擇端反映當時宋代的經濟文化發展的著名畫作《清明上河圖》中，在擁擠的人流、熙攘的街道中，作者筆下描繪了至少三家中醫藥店鋪，分別是“趙太丞家”、“劉家藥店”以及“楊家診所”［8］。宋代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為醫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而密度如此之高的藥鋪和診所，正是當時醫學事業蓬勃發展的真實寫照。宋代繁盛的商品經濟促使重商觀念深入人心。社會上追逐財富、名利的意識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給文人們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很多沒有雄厚資產和沒有謀得官位的文人們意識到，必須學習一技之長來滿足生活的物質需求，這個技藝必須是文人們在觀念上認可的，而又不會有損受過正統教育的文人的尊嚴。在這種情況下，宋代醫學的發展和社會對醫學的需要使得文人們選擇了醫學。因為借助醫學知識，他們可以照顧家人的身體，又可以利用醫術賺取些許收入而不辱沒文人的身份。醫者在宋代擁有相對較好的社會地位和可觀的收入，這使得很多儒生向醫學靠攏，兼習醫學。這樣，一方面他們可以通過簡單療疾贏得地方上的尊重，或者接受正統醫學教育來獲得相當高的官職;另一方面，也可以獲得不菲的收入。在宋代，醫學如同儒學一樣，是可以通過一定的考核方式而入仕，從而成為文人們飛黃騰達的又一種方式。

2．3統治階級重視醫藥事業是文人通醫的重要因素

宋代皇帝對醫學的熱愛是歷史上少有的。李經緯說:“縱觀中國醫學發展史，在歷代皇帝中，重視發展醫藥衛生并主要發揮積極影響者，當以宋代為最，而宋代又以北宋諸帝最為突出”［9］。這番話道出了宋代皇帝對醫學的重視。北宋9個皇帝中，至少有6個熟悉醫學，并且都有為人療疾的經歷。宋太祖曾在弟弟趙光義生病時，親自施行艾灸。宋太宗在沒有繼位的時候就非常留意醫術方藥，還“大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10］都被搜集起來。宋徽宗更是熱心于醫學發展事業，他詔令醫官編寫《圣濟總錄》二百卷，并親自為之寫序。宋真宗也懂得一些醫學知識，曾親自面試考核精通醫術的地方官員劉元賓，還在龍圖閣杜鎬突然重病時，躬身調藥。宋仁宗、宋神宗等也很注重醫藥事業的發展，他們或組織校正醫書，或監督刊印醫書，低價向民間發售。皇帝們對醫學的熱愛提高了醫學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醫者的地位，引發了朝廷內外的學醫熱潮，大臣和民眾開始逐漸正確地認識醫學的價值和醫者的重要性。

2．4較為完善的醫學體制為文人通醫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宋代，一方面，朝廷廣納習儒文人接受醫學教育，還把醫官制度歸入文職系統，規定成績優秀的醫學生可以被授予官職。隨著醫學的發展，醫官地位的提高，文人對醫學的興趣與日俱增。他們不斷接觸醫學、感受醫學的自利利人的作用。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以“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為旨的范仲淹。他在沒有成為宰相前就提出“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11］范仲淹認為，醫學中利己、救人的作用是巨大的，做一個良醫也是文人們不錯的選擇。而且，朝廷對醫學人才的重點培植也使得宋代文人尚醫習醫的現象越來越突出，文人通醫的隊伍也越來越壯大。另一方面，朝廷把“孝”的觀念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成為朝廷制定方針政策的一個重要標準，因而醫學也就成為宣揚“孝道”的載體。朝廷會把文人是否通曉醫學作為判斷其“仁孝”的一個直接表現。醫學中的仁義孝道思想借助官方的力量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客觀上提高了文人對醫學的熱情。宋代的一系列體制和措施發展了醫學，增強了文人們對醫學的興趣。文人們開始關注醫學理論，甚至和一些醫者成為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學習，推動著宋代文人尚醫習醫風氣的形成。

2．5印刷術的發達為文人通醫提供了便利條件

在印刷術還沒有被廣泛應用時，書籍的數量有限，而且傳抄中出現的錯誤比較多，普通百姓和貧困的讀書人很難有機會，也很難有經濟能力買到書籍。活字印刷術的廣泛應用為民眾求知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在朝廷廣泛頒布校訂醫書、大批量印行的同時，私家醫書的刊印也蓬勃展開，并且擁有更強大的市場。他們發行經濟實用的醫學冊子，降低書籍的價格，加速了書籍的流傳速度。在宋代，醫書被廣泛公布于民間，擴大了民眾接觸和學習醫學的機會，有利于醫學知識的傳播。再加上醫學教育制度的推行，醫學的傳承模式也被進一步打破。印刷術的發達、各種醫籍的頒布發行打破了傳統醫學“家族世代相傳”“師徒門派傳承”的單一形式，也沖破了原有的掌握醫學知識的人群的狹小范圍，廣大文人都有機會、有能力自學醫學，從而使文人通醫現象不僅成為可能，更成為宋代一道獨特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