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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在追尋自我過程中，一直疏漏了自然之維人，從而撕裂了人與自然間本源性聯結，直至生態危機日益嚴重才促逼人們回到原點重新反思自我，構建人與自然合一的生態自我。“生態自我”作為生態心理學的核心觀念，在詩人于堅那里實現了對接，喚醒人們要拓展自我邊界，建立人與自然間相互交融的生態自我。

關鍵詞：生態心理學；于堅的詩；自我救贖；生態自我

一、自我檢審：從與自然的隔離到融合

“自我”本是心理學概念，從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始就顯示出自我與自然相隔離的特性。馮特認為，心理學是一門研究直接經驗的科學，而直接經驗是指自我主體能直接感受到的感覺、感情、意志等心理過程，對于外部世界的間接認知則排除在外。他既用經驗替代心理，又用經驗偷換客觀事物，從而抹殺了人的心理與外在環境、事物的界限。[2]由此，心理學從一開始就阻隔了個體自我與外在環境的聯系，只注重被他成為心理元素的感情、感覺、意志等研究與分析。之后華生、斯金納開創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則致力于心理學的科學化，努力使心理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并放棄人的心理和意識的研究，而把觀察到的客觀行為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為此，華生把行為和引起行為的環境影響分析為兩個刺激和反映共同要素，這樣人的行為，包括人的心理活動，都由物理化學引起的變化而已，[3]究其實乃是對自我做科學化的分析，再到20世紀60年代的認知心理學繼續沿著對心理做片面分析的路徑，并將作為自我的人的心理分為認知、情感、意志、行為等心理過程，對自我的復雜心理做簡單化處理。心理學中的自我追問，之所以將自我與環境割裂開來有其深刻的哲學根源。自從赫拉克利特提出“我尋找過我自己”之后，西方哲學便開始關注自我，蘇格拉底指出要“認識你自己”，普羅太戈拉則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盵4]他們對自我的追尋旨在試圖建立一種源自人的主體能動精神的確定性和統一性的自我。但這種自我主體性的真正確立則是近代，其代表人物就是笛卡爾。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哲學命題，標志著真正確證起自我存在的實在性。在他之后，許多哲學家沿著他的“自我觀”對自我進行進一步闡釋。如貝克萊認為“存在就是被感知”，一切存在都是被自我所感知的存在，在自我感知的存在之外不存在獨立的存在。康德說得更加直接，“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盵5]另外，費希特、黑格爾等都從不同角度論述了自我的主體性地位。近代以來，自我通過心理學的實證研究和哲學的邏輯推演，將人的自我主體實在性突顯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成為自然主宰，自然只是作為自我的異己而存在，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成為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自然也就理所當然成為滿足人類欲望和需要的存在場域，展示人類理智力量的載體，最終生態危機的引發也就成為必然。因此我們說生態危機，其根源乃是人的危機、自我危機，是自我意識中缺失自然參與構建引發的危機。而生態心理學的誕生也就成為時代精神的必然召喚，他們從一開始就將目光投注到自我上來，努力建構生態式自我以拯救瀕臨危機的生態。他們認為“生態自我”就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自我”，是一種彼此共存、相互支撐的生命統一體。[6]“生態自我”作為生態心理學的核心概念，從認知上來說，生態自我是一種對生命相似性、關聯性，以及對其他生命形式認同的認知；從情緒上來說就是一種對其他生命形式的情感共鳴，即對其他人、其他物種、生態系統的同情、關懷、共情和歸宿的感覺；在行為上就是一種像對待自身的小我一樣去關注其他人、其他物種、生態系統健康的自發行為。[7]“生態自我”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嶄新的自我面貌，在這樣認知和行為規約下，自然不再是作為我們對象性的存在物而存在，而是將自然作為自我邊界的延展，并參與作為自我內涵的道德、情感、倫理、價值觀等的構建，從而促進自我成為一個回歸生命本源的“原生”狀態的人。生態心理學的生態自我觀，給我們重新認識自身、認識自然、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界，更為我們從事文學的生態批判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視界。于堅，作為一個具有強烈生態意識的詩人，他的詩歌創作實踐正給我們一個觀照。

二、自我迷失：現象背后的理性批判

自我，在生態心理學語境下是生態式的自我，是對其他生命形式的認同，揭示人的生命與其他生命之間具有天然的相似性或同一性，把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更要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種生命共同體。然而，一旦在自我中剔除自然維度后，自然萬物就成為人的一種對象性存在而走向對立面，此時，自然萬物只是作為人的附屬物而存在，是人的主觀意志的體現，是在人的命名狀態下存在。就烏鴉而言，在生態自我視域中原本是與人具有相同生命意志的存在物，然而，一旦將烏鴉作為人的對象性存在，烏鴉就不再是原本的烏鴉，而是人的烏鴉，同時人以命名方式將人的意志強加到烏鴉身上，最終剝奪其作為獨立生命體的存在。然而，詩人于堅在《對一只烏鴉的命名》[8]中試圖解構烏鴉,讓烏鴉回到烏鴉位置。詩人寫道:“當一只烏鴉棲留在我內心的曠野/我要說的不是它的象征它的隱喻或神話/我要說的只是一只烏鴉”，顯然，詩人想給烏鴉去蔽，想把烏鴉從人強加給它的“象征”“隱喻”“神話”等主觀意志中解救出來，告誡人們，它只是一只烏鴉，“在它的外面世界只是臆造”，也只有在擺脫人的命名后才能回到自身，讓烏鴉回到烏鴉位置（掙脫人的命名），讓人回到人的位置（即生態自我），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不管它“飛得高些”還是“降得矮些”，始終是只烏鴉,是“一只快樂的大嘴巴的烏鴉而已”。然而，正是這只同人類一樣具有生命存在的烏鴉，“可是當那一日我看見一只鳥……被天空灰色的繩子吊著/受難的雙腿像木偶那樣繃直?！痹娙藢θ祟愡@種漠視生命的行徑表達了難以抑制的憤怒，雖試圖將人類強加給烏鴉的種種話語隱喻進行解蔽、祛魅，讓生命回歸本身，然而，在自我中缺失自然參與的時代，烏鴉終歸沒有逃脫被人類以各種借口獵殺的命運。在《對一只烏鴉的命名》中，詩人鞭策了人類的自私、冷酷與麻木，缺失對作為與人具有同樣生命價值的烏鴉的生命認同感，同時也警示人類試圖為烏鴉命名的徒勞，表明了人對烏鴉的命名不是對事物本源的切近，而是對生命的一種僭越、一種遮蔽。其實只要我們試圖給事物命名并進行言說時，我們就離開了事物所固有的本來屬性，而將我們人的意志強加給對象身上，成為人的言說而讓對象本身缺席，同時也失去了對對象所本有的生命認同和體驗。這種命名方式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自以為是的“閑談”:“因為這種言說喪失了它和所談的存在者本源性的在的關系,或者它根本就沒有獲得這樣一種關系,所以,它就不會以讓這種在者被它享有的方式本源地傳達,只能以人云亦云玩弄詞藻的方式傳達……閑談即形成于這種人云亦云玩弄詞藻的傳達之中。……它甚至擴展到我們寫的東西,在那時,它的形式是‘陳詞濫調’。”這樣的“陳詞濫調”無疑“破壞了我們和事物本真的關系”。[9]人對烏鴉的命名，就是一種“陳詞濫調”，它阻隔了人對烏鴉作為“在者”的本源性傳達，阻隔了人與自然間天然的生命聯系。即使這樣，詩人仍堅守“生態自我”立場，解蔽命名，讓物回歸物，讓物自身在場。海燕在高爾基那里被隱喻為一個沖破暴風雨的革命者形象,然而詩人在《贊美海鷗》中，卻呼喚：“高爾基已死他的海燕已死那個二十年代的象征已死/死了舊世紀命名一只海鷗的方式/事實上只要把目光越過海鷗這個名稱/就可以看出它們是另一類鳥?！痹凇遏~》中詩人則對人無情獵殺魚的殘冷行為進行了控訴：“后來它再也不動成為這次晚餐的一員/正像一條死魚那樣它躺在圓桌中間/周圍是藍色瓷器青銅湯勺另一些肉/以及端坐如儀的我們?！痹娙藦亩摰囊暯墙沂玖藗€體自我與自然萬物的分離，也就是在自我建構中缺失自然維度的參與，并將自然萬物作為人的對象性存在物，否定自然萬物的生命意志，最終導致自我迷失。然而，人與自然萬物原本具有同等生命意志，二者是在“要求生存”的基礎上達成一致。這就是施韋澤指出的人要“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10]詩人于堅在批判自我與自然分裂的同時，正是在“敬畏生命”這一立場上試圖取得自我與自然的和解，重構自我，生成生態式自我即生態自我,從而在自然萬物身上剔除人的主觀所賦予它們的意旨,進而讓它們回到自身。

三、自我救贖：詩意生存的本源召喚

面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不得不促逼人們施行拯救，拯救生態，拯救自然，為此就要從拯救自我開始，建立生態自我。生態自我的建立，不僅在認知層面上確立人與自然萬物平等的觀念，更要在情感層面上形成人與自然萬物的心靈感應、情感體驗，即生態體驗。在生態心理學家看來，生態體驗就是一種情感聯結、生命認同，呼喚我們從物所處位置上看世界，體驗物的情感，與物同悲同喜。此刻的自我已不再是單純的自我，而是生態自我?！爱斘覀兏杏X到自我與他人、其他生命形式、生態系統或是整個地球的聯系時，那就是在體驗我們的生態自我。當我們感覺到一種與其他物種間深深的共鳴、一種歸屬性以及與更大的生態整體相聯系的時候，我們就是在體驗生態自我?！盵11]在詩人想象中，正為我們勾畫出一幅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詩意圖景，是自我救贖后聽命于人與自然本源召喚的詩意圖景。他在《避雨之樹》中為我們勾畫了這幅生態自我式生存景觀。詩中描繪了那棵高大榕樹庇護下的一個人與萬物友好相處、相親互敬的世界。在樹下，人僅僅是蕓蕓眾生之一員，人與蛇、鼴鼠、螞蟻、蝴蝶、鷹等都棲身大樹之下，心中涌動的“這是來自母親懷中的經驗”，甚至“我們聽到它在風中落葉的聲音就熱淚盈眶\我們不知道為什么愛它這感情與生俱來”。這種對大榕樹的依戀已經不再是把榕樹以及棲居榕樹之下避雨的所有生命作為人的對象性存在，而是將他們作為自我存在的“人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人通過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和生命體驗從而將自我變成環境的一部分，同時，自然環境也成為自我的一部分，融合了人與自然萬物間的隔離，重構人與自然萬物間交融合一的生態自我?！侗苡甑臉洹窞槲覀児串嬃巳祟惻c自然萬物詩意棲居的圖景，那么在《一只螞蟻躺在一顆棕櫚樹下》則將“詩人”與螞蟻間的情感聯結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把人與動物或者動物與人的情感聯結展現出來。詩人寫到：“一只螞蟻躺在一顆棕櫚樹下/三葉草的吊床把它托在陰處”，螞蟻怡然自得，輕松愉悅，享受著屬于自己的快樂時光，此刻的詩人不僅在螞蟻身上看到自己，將自己的情感投注到螞蟻身上，螞蟻也變得像人一樣，具有思想、具有情感，從而螞蟻也“胡思亂想千奇百怪的念頭”，而作者自己卻“蹲下來看著它像一頭巨大的猩猩/在柏林大學的某個座位望著愛因斯坦”，“我的耳朵是那么大它的聲音是那么小/即使它解決了相對論這樣的問題/我也無法知曉對于這個大思想家/我只不過是一頭猩猩”。在這里，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邊界已經消解了，就如莊周夢蝶般，不知我是蝴蝶還是蝴蝶是我。此刻詩人與螞蟻間已經達到“物我兩忘”或“物我合一”的生態體驗狀態，正是這種體驗式的生態自我達到了與其他人、其他物種、生物圈的共情、歸屬的感覺，在情感上，自我與他者的邊界溶解了。在《黑馬》中詩人更是賦予自然萬物以生命。詩人敘述了黑馬像人一樣有其自身生命意志，不僅如此，詩人筆下的大地和草木都具有了生命，同時都與“我”相互交融，我就是黑馬,黑馬就是我；我就是草,草就是我。詩人寫道:“一匹黑馬站在蔚藍的天下”“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啃嚙著那片荒原/當我眺望它時似乎我的生命/也成為它嘴下的青草”“只要它一躍而起/大地就會快樂地呻吟”“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啃嚙著那片荒原/一動不動悠閑自在/而渴望馳騁的卻是我/啊像一匹馬那樣馳騁/黑馬你來看電視我來嚼草/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對我無動于衷”。詩人寫得不動聲色,渾然天成。我們看到人與馬是平等的,都各有其“自在”,又有其在天下地上達成“共在”。這種在人與馬之間，通過人與自然的聯結，并沒有將個體的自我迷失或俺沒在自然之中，而是在與自然聯結中重新找到自我，形成所有生命形式、生態系統和地球本身緊緊圍繞在一起，規避環境倫理、道德律令，形成一種自我與環境、自我與他者的融合、滲透、共情的生命共同體。從生態心理學的“生態自我”核心觀念考察于堅詩歌為我們解讀文本打開了一個新的視窗，通過這個視窗，我們洞見人類的生態危機其根源乃是人的自身危機，是自我解構的危機，而于堅的詩正從正反兩個方面為我們確立生態自我提供參照，并喚醒我們要真正在心靈深處確立起生態自我的觀念，為解除生態危機、開啟人類生態文明新時代確立一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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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M].郜元寶,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62-78.

[10]阿爾貝特•施韋澤.敬畏生命[M].陳澤環,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9.

[11]吳建平.生態自我:人與環境的心理學探索[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151.

作者:秦春 單位:鹽城幼兒師范高等?？茖W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