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的本土化進程及理論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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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生則把心理學對自然科學的羨慕發揮到極致，聲稱要把心理學建設成為純粹客觀精確的自然科學的分支;他首先為心理學確定了研究方法———觀察實驗法，進而為心理學設定了研究對象———可觀察的外顯行為;通過強化獲得刺激與反應之間的固定的聯系，而反應最終都可以被還原為肌肉的收縮與腺體的分泌。行為主義將心理學變成了純粹的自然科學，在行為主義者眼中，人不再是人，人失去了人性，變成了只會收縮肌肉與腺體分泌的“物”。面對心理學的自然科學進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堅決反對抹殺人性的做法，堅決反對以自然科學的方式研究心理學，主張心理學研究要考慮到人類的特殊屬性，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而不應該把人還原為沒有靈魂的物。
問題中心與方法中心的分裂。信奉自然科學進路的心理學家篤信客觀實證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只有客觀實證的方法才是科學的方法。他們認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不在于要研究的問題是什么，而在于是否使用了客觀實證的方法。這種以方法為中心的作法尤其以行為主義最為典型。在行為主義者看來，方法決定研究的問題，意識因為不可觀察，因此不能作為心理學的研究內容。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堅決反對方法中心主義，主張應根據研究的問題選擇具體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人本主義不是一味地反對客觀實證的方法，只是反對方法至上主義，正確的作法是以要研究的問題為中心，依據問題的性質選擇適當的方法。
價值中立與價值攝入的分裂。自然科學認為，科學的任務是研究事實和邏輯，不涉及研究者的態度、情感與價值觀。這一觀點在科學心理學中的體現就是“價值中立”。在科學心理學眼中，心理學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是截然分開的。研究者面對的只是人的可觀察到的行為或事實，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不能投射任何個人的態度、情感與價值觀。只有這樣，心理學的研究結果才是客觀的、普遍的和唯一的，才能符合自然科學的特征，才能保證心理學的科學性。按照價值中立說，科學心理學的研究結論將超越和不受文化、歷史與經濟政治的影響。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反對價值中立的取向，認為價值中立只會造成心理學研究資料的簡單累積，心理學將蛻變為機械的研究的重復，從而失去研究的方向與意義。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僵化的物，心理學研究的對象則是生動的人。人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歷史的存在和價值的存在。因此，心理學不能超越社會歷史文化的形態做到純客觀的研究。同樣的事實或行為在不同的文化歷史樣態下，在不同的民族群體中，其含義是不相同的。①西方心理學在中國的傳播充滿了波折。大約明朝中期，西方的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了西方最早的哲學形態的心理學。直到清末民初，西方科學形態的心理學才傳入中國。此時的傳入主要以翻譯介紹為主。比如顏永京于1889年翻譯了JosephHawen的《心靈哲學》;廖世承與陳鶴琴修訂了比內西蒙的智力測驗量表;北京師范大學在1902年首次開設了心理學課程;陳大齊在1917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中國的第一本心理學雜志《心理》于1922年出版。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中國初步有了心理學課程、教材與實驗室，有了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但好景不長，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阻礙了中國心理學的進一步發展。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政治原因，西方心理學的引進與傳播受到了批判。中國心理學轉而開始全面學習蘇俄，尤其是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隨著中蘇交惡及的開始，心理學被看做偽科學再次遭到批判。改革開放以后，大量的西方科學心理學著作與思想涌入中國，中國心理學重新開始了復興。
從本質上講，西方心理學也是一種在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用于解說西方人心理與行為的科學的本土化心理學。然而，在傳播過程中，西方心理學逐漸奉行文化霸權主義，簡單粗暴地認為西方心理學研究結論放之四海而皆準，忽略了其他民族異質文化的特殊性。綜合大陸及港臺學者的研究，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③
(1)保守的本土化階段。這個階段主要指本土化的最初十余年，以港臺學者的研究居多。這一階段的研究以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為背景，以中國人的現實生活為研究情境，以中國人為研究對象，以中國人的心理行為為研究內容，以實證主義為研究的方法論。研究范圍涉及人情、面子、孝道、做人、仁義、義氣、信用、友誼、天命觀、金錢觀、價值觀、道德觀、擇偶標準、社會取向、民族性格、筆跡心理學等方面。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研究課題廣泛，成果豐富。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上實現了由西方向本土的轉換，不足之處在于研究的方法論與科學觀仍然受西方實證主義的局限。(2)拓展的本土化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人員試圖擴展西方心理學的研究范式，尋求多樣化的研究方式。在理論探索方面，葛魯嘉教授提出建立心理學的大科學觀，克服和擺脫西方心理學狹隘的小科學觀的束縛;他還提出立足中國傳統文化的心性學說，建立用于描述和解說中國人心理行為的新心性心理學說。在實踐研究方面，張海鐘等人對中國人的文化類型與區域文化心理的研究、心理學城鄉分野的文化心理學研究等都具有本土化的代表性。總的來說，這個階段的努力旨在徹底擺脫西方心理學的羈絆，建立本土心理學。雖然這個階段的研究努力還帶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已經開始規范性的嘗試。綜合現行中國心理學本土化研究成果，其中最能體現中國人文化特征的心理學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孝”的本土化研究。孝文化是華夏民族生活智慧的結晶，今天它仍然是家庭和諧不可缺少的基本道德要求。臺灣學者楊國樞認為，孝是中國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國文化中家庭關系的核心。他將孝分為認知、感情和意志三個部分，并對孝的認知結構劃分了四個維度，分別是尊親養親、護親榮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張坤、張文新研究發現，當代青少年對傳統孝道的核心內容，如尊親、養親、悅親等依然高度認可;但對順親、榮親、祭親、留嗣等觀念并不太認同。這說明孝的核心價值觀念并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孝的次要價值觀念則因社會發展的沖擊而受到削弱。④鄧凌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孝道觀念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尊重父母、熱愛父母、感恩父母、履行贍養義務、平等盡孝、注重對父母的精神之孝等。杜靈樂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認為應該把孝作為大學生社會化的邏輯起點。王大華對老年父母對孝順的期待作了研究，發現居住地是影響老年父母孝順期待的一個重要變量，表現為農村老年父母對子女孝順的期待明顯低于城鎮老年父母對子女的期待。王仁燕、付紅主張應該將孝道觀念貫徹到學生的素質教育中去，以實現學生的道德品質、心理健康和文化教育的多重效果。第二，對“面子”的本土化研究。(1)對“面子”的內涵界定。由于面子內涵的復雜性，迄今對其內涵的界定仍未取得一致意見。但有人從反面給出了面子的含義，何有暉指出，面子不等于地位、身份、聲譽、名望、自尊等。胡先縉則對面子和臉做了區分，認為臉和面子雖然相關，但卻是不同的評價標準，并認為一個人的臉決定一個人面子的多少。⑤
(2)對“面子”維度的研究。胡先縉認為，面子可分為“道德面“和”社會面“兩個維度。華人心理學家Ting－Toomey依據面子指向的不同，將面子分為三個維度:自我面子、他人面子和共同面子。趙卓嘉采用因素分析法提取出面子的四個維度:能力要素面子、人際關系面子、個人品德面子和自主需要面子。(3)對“面子”的測量。目前尚未開發出直接測量面子的工具，對面子的測量主要集中在影響面子的因素方面。結構主義觀點認為面子受個體的地位、身份、成就、名聲等影響。認知主義觀點認為，只有在具體的人際交往情境中，上述因素經過情境中他人的確認，并經過個體的主觀認知和體驗后，其面子才會受到影響。(4)面子的作用機制研究。行為主義堅持“刺激—反應”模式，認為面子隨著語言刺激而出現，有什么樣的語言刺激就會有什么樣的面子反應。陳之昭與左斌認為，特定的語言刺激與面子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決定面子改變的是具體的情境和個體對于語言刺激的理解與體驗。朱瑞玲從眾多因素中提取出三個影響面子感知和維護的因素，分別是情境因素、個體因素和行為因素。她認為，個體的面子是否受到威脅，個體是否想要維護自己的面子，都與具體的人際交往情境有關。換句話說，個體的面子總是在具體的人際交往情境中發生改變。(5)面子的社會功能。陳之昭將道德、法律和面子的功能做了對比，認為道德規范的是少數的君子，法律規范的是小人，面子規范的是偽君子。所不同的是，道德與法律的作用在于事先的預防，而面子不僅能預防個體不適當的行為，還能積極引導個體做出社會期望的行為。第三，對人情的本土化研究。各個民族都講人情，但只有中國人將人情提升到人際交往的核心地位。對人情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人情的含義。李偉民認為，人情既是人際交往中雙方相互交換的資源，也是雙方應該共同遵守的規范。作為資源，人情既可以物化，也可以表現為無形的活動。作為規范，人情就是待人處事之道。⑥
(3)人情行為規范。情與理都是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規范，兩者常相提并論，如合情合理、通情達理等。但李偉民認為，情與理的重要性并不是等同的。理偏重于邏輯和秩序，表現為個體在認識和行為上的主動遵守，情則偏重于個人色彩。林語堂曾說過，“近乎人情”勝于“合乎邏輯”。在中國人的實際交往中，往往情在理先，情大于理。(3)人情的運行規則。姚本先對比了中國與西方的社會形態，發現了中西方人際交往的規則———中國人講究互惠，西方人講究公平。互惠規則講求的是回報和算不清，算清了也就沒有必要進一步深入地交往了;而回報則有兩個要求:一是要延時回報，二是要加利回報。通過互惠，施惠者與受惠者的角色在反復地轉換，于是人際關系就建立起來了。西方人的公平原則講求等價，因此交往通常具有暫時性。
我國心理學本土化之難題
在中國心理學本土化進程中存在著幾個根本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關系到心理學本土化的學科基礎、方向與道路。這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心理學本土化的“本體論”問題。針對心理學本土化，楊國樞提出了“本土性契合”的標準，但是這個標準受到了個別學者的反駁。林正弘表示:“本土性契合”是否意味著必須要以當地的文化與歷史的觀點來研究當地民眾的心理行為?為什么只有以當地的觀點來研究當地的現象才能獲得真實的結論?不是當地的研究者，為什么就不能研究當地民眾的心理行為?他們對當地人心理行為的研究，為什么就一定做不到楊國樞所說的“密切貼合或契合呢?”⑦追根溯源，林正弘的質疑關涉的是心理學本土化的“本體論”問題，即本土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的本體是什么?什么樣的人適合去研究這種對象的本體?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影響到本土心理學的學科屬性和知識體系的性質，還影響到研究者的方法論。換句話說，心理學本土化的所有爭議與分歧，其根源就在于本土心理學的本體論、方法論和知識論。
第二，我國心理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楊國樞引用菲律賓本土心理學家Enriquez的研究，將本土化區分為“外衍性本土化”與“內發性本土化”。他認為，外衍性本土化建立的是一種“外衍性本土心理學”。這種心理學是以他國他地的社會、文化及歷史作為研究的資源與基礎，而不是以本民族的社會、文化及歷史作為研究的資源與基礎。他認為，與西方心理學相比，外衍性本土心理學只是更換了研究對象與研究情境，研究的方法論依舊是西方的，這樣的心理學不能夠真實地反映當地社會、文化及歷史，因而不能算是真正的本土心理學。林正弘對其說法表示質疑，他反駁道，如果外衍性本土心理學不能真正有效地反映當地社會、文化及歷史，那么勢必要有某個超越各個理論之上的中立的標準，以判定當地真正的社會文化及歷史是什么，否則不同的心理學體系均認為其所反映的就是當地真正的文化與歷史。問題是，這個中立的、超越的判斷標準究竟到哪里去找呢?⑧中國心理學研究應該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研究預設，展開對諸如儒學、孝經、道德經等傳統文化的挖掘與利用。⑨
第三，我國心理學本土化的知識論問題。不同體系的心理學有不同的前提假定與理論預設，這決定著研究者要采用什么樣的知識體系來解釋研究對象。楊國樞建議心理學本土化要盡可能多地采用符合當地風俗習慣的概念，盡量減少使用西方概念，以保持所研究的對象的本來面貌。針對這個建議，林正弘質疑道，楊國樞并沒有說明是在描述研究對象時盡量采用本土概念，還是在解釋事實時采用本土概念，還是兩者都采用本土的概念。如果在解釋事實時采用本土的概念，則本土心理學將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本土概念。但這些概念似乎只有那些非常熟悉當地社會、文化及歷史的人才能掌握其真正內涵。這樣的人要么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要么是長時間生活在本地的人。但這并不現實，否則，不同地區的心理學家該如何溝通呢?林正弘的質疑其實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心理學工作者究竟要對他研究的對象進行“再次解釋”，還是要保持所研究的對象的本來面貌?另一方面，本土心理學者如何才能以本土心理學為基礎，發展出既能反映全人類共性，又能兼顧本土民眾特殊性的全球心理學?人類學者陳其南回答了第二個方面。他認為，神話的結構與所有人類的心靈結構都是一樣的，但在不同的社會或文化中，經驗的事實卻完全不同。前者是人類的邏輯結構，對所有人類來說都是一樣的，不存在本土化的問題，后者則存在本土化的問題。
對我國心理學本土化的若干思考
除了以上三個方面的難題，心理學在本土化過程中，還有一些基本的、局部性的關系需要思考。對這些關系的思索與解答有助于消除研究者頭腦中的模糊或錯誤認識，理清研究思路，更好地利用心理學資源，明確心理學本土化的目標與路徑。
第一，心理學本土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心理學本土化的使命在于立足本土的文化歷史傳統，挖掘整理本土的文化資源，解說與構建本土民眾的心理生活。但立足本土文化傳統并不意味著要返回傳統文化，將其中的每一個心理學思想都作為今天本土化的資源。中國古代的心理學思想確實真實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心理生活，體現了當時人的心理面貌。但是時代和社會在變遷，文化與歷史在更替。要想正確解說現代人的心理生活，一方面要立足傳統文化中的心理資源;另一方面，也要結合現代人生活的文化環境，這是現代人心理生活的直接根源。面對傳統心理學思想，要拋棄那些已經被歷史淘汰了的沒有生命力的東西，選擇那些迄今仍然體現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有生命力的思想，作為心理學本土化的基礎資源。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解說本土民眾的心理生活。
第二，心理學本土化與科學化的關系。心理學的科學化是指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是普適的，是超越文化的，是沒有地域之分的。心理學的本土化是指人的心理生活作為文化的產物，是有文化屬性與地域屬性的。兩者不但不矛盾，而且還有著密切的關系。科學化的目的是為了發現存在于人類之中的普遍的、共同的心理規律，體現的是人類的統一性。而本土化則是為了發現某一文化傳統下人們的心理與行為特點。文化傳統不同，受其影響的人的心理與行為特點也就不同。所以本土化體現的是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多樣性。科學化體現的是人類心理與行為的普遍性。沒有多樣性，也就沒有統一性。多樣是統一下的多樣，統一是多樣基礎上的統一。心理學本土化的過程就是將本土心理學科學化的過程，換句話說，科學化是心理學本土化的必經之路。心理學本土化對科學化的依賴有兩種表現:一是科學化為本土心理學的研究設立規范，使其科學有序地發展;二是科學化推動整個心理學科學觀的變革，使心理學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科學。
第三，心理學本土化與全球化的關系。通過本土化，可以建立起一套解說與干預本土民眾的心理學知識體系，但本土化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互不關聯、各不相通的心理學體系。人類，作為自然界的最高物種，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屬性，這就為建立共同的、統一的全球心理學奠定了物種基礎。每一種本土心理學都從本土的觀點充實了全球心理學的內容，但它們只是在比較具體的層次上建立的只能解釋某一特定文化中的民眾的心理學體系。而這些知識的融合就為建立全球心理學———一種描述與解說全人類共同心理行為的學說奠定了學科基礎。本土心理學之間要想溝通與交流，相互理解與滲透，相互接納與融合，就必須建立全球的心理學。所以，心理學的本土化離不開全球化，否則本土化將固步自封;全球化也離不開本土化，否則全球化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第四，本土心理學與西方心理學的關系。本土心理學最初是作為西方心理學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從本質上講，西方心理學也是本土心理學的存在和表現樣式，也存在著西方文化的根基。只是在后天傳播的過程中，將自身的研究結論視為一種超越文化的存在。心理學的本土化并不是要建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彼此絕對獨立的心理學體系，本土化的任務是既要發展出適合考察本土民眾的心理學知識，又要能夠與其他異質文化中的本土心理學進行溝通、比較。因此，熟悉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學研究范式就顯得十分必要。其實，西方心理學所使用的心理學理論、方法與技術并不意味著只適用于西方人，方法本身沒有學科的限制，西方的心理學與中國的心理學可以共享同一種研究方法。但在一定情況下，方法會受到文化的限制。所以，中國心理學本土化可以參考西方人的研究范式，選取其中適合本民族文化特點的方法與技術。不同本土心理學之間只有通過交流與比較、借鑒與吸收，才能最終建立起全球的心理學。
作者：趙忠宇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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