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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論題而言，中國大學的時間指向是從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現代”大學的成長過程，但是坐實在當代中國大學。空間指向是“大中華”地區，即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兩岸三地，當然討論問題的時候主要是以大陸為主體，這是討論者的當下關懷注定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所談的不是“中國大學的”處境，而是“中國的”大學處境，意思是要強調，談論對象盡管限定于中國大學，其實是通過談論全球化時代中國的大學處境問題來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處境問題。無疑，這是一種審視大學的布魯姆式[1]的思路。在一個具有全新特點的全球化時代，后發外生的中國大學面臨著與它寄居的社會一樣嚴重的問題。本來，從傳統到現代、封閉到開放、專制到民主、計劃到市場的多重轉型的中國社會與中國大學，現在必須同時面對它所模仿的西方現代社會自身的全球化轉型。就此而言，認知社會的結構特質、針砭中國大學的時弊、矯正大學的建構理念、樹立大學的健全思維，已經成為一個象征著中國社會轉型狀態的重要指標。全球化與大學顯然，今日之大學面對的社會背景，已經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西方社會結構轉型，逐漸造就了一個新型的全球社會體系。到1990年代初期，社會學家們已經斷言這種新的社會體系在人類生活中的獨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個必定在社會科學辭典中占據關鍵地位的術語。”[2]這一斷言，在今天似乎已經成為現實。只要我們在互聯網上鍵入“全球化”這個術語，就會出現汗牛充棟的文獻目錄。中文世界所出版的關于全球化的書籍充斥著圖書市場。而我們中國在加入WTO前后的幾年時間里，對于“全球化”的體會就更是直接而現實了。漢語思想界圍繞全球化問題展開的爭論，則成為近年漢語思想界的一大景觀。全球化的內涵是復雜的。全球化首先出現于經濟領域并獲得疾速的發展。全球貿易與全球市場、全球金融與全球公司是已經為我們所熟悉的事物了。而新近為我們所認識的全球政治——諸如全球軍事關系、全球恐怖活動、全球治理問題、全球公民社會、全球政治組織等等，也日益走進我們的政治生活之中。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政治協動性的強化，全球文化的互動、乃至全球化的文化，也不是一個遠離我們現實生活的問題了——世界宗教、跨國意識形態、全球趨同的大眾文化，構成為我們現實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3]在全球化的文化興起的時代里，大學面對全球化問題的挑戰、以及應對全球化設計新的大學體制，已經不是什么新鮮問題了。從一般意義上講，一個現代化時期，大學教育的重要性已經為人們所認識。誠如金耀基指出的，“現代化最終的動力與實力是知識，也即是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4]對于全球化過程中處境占優的先進工業國家來講，他們已經意識到大學對于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今天，工業化國家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質量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重要了：它越來越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發展潛力，而且，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影響國際的競爭和工業地位的選擇。”[5]對于落后國家來講，意味著急起直追，加強教育的結構合理性和功能有效性。“教育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其解決之道非常道，其解決之途非常途。”它關系到經濟增長、技術進步、人口變動、政治狀況、文化因素。因此，教育成為顯示后發外生現代國家社會整體發展狀態的一個重要指標。[6]這中間，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高等教育不是“免費的午餐”，它已經不是在義務教育的范疇內可以做道義討論的問題，而是在社會發展動力與社會公平標尺的意義上看待的問題。[7]全球化時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于大學教育的重視，是一個共同期待的結果：它都是期望大學給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強勁的動力基點上的產物。但是，這種期待所得到的結果是大為不同的。對于發達國家來講，它之在先起的現代性運作過程中獲得的現代社會運作碩果，為它的大學發展奠立了堅實的基礎。而在現代性向全球擴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全球化局面中，它之占據一個有利的地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從現代大學發展的諸條件來看，政治民主化提供給西方國家大學以獨立的社會地位，使之獲得了學術自由和學術評價的開闊空間。經濟的長期持續的增長，提供給大學以充裕的物質財富的支持，使得大學有雄厚的財政支持，滿足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的需要。而現代文化理念與文化體制的形成，為西方大學提供了開放的文化觀念與廣闊的文化胸襟。這些現代大學發展的外部條件，與西方大學發展的長期有效的內部整合相結合，促使西方大學獲得了現代歷史上大學發展的“典范”地位。尤其是19世紀英國與德國對于傳統大學的現代改造，造就了西方大學的“現代”品格。英國人紐曼與德國人洪堡的大學理念，以及對于大學建構的實際效用，成為后來非西方國家建構現代大學的基本理念，就具有象征性地表現西方現代大學“典范”意義的作用。這是西方大學得以持續發展的內在條件。在全球化時代，對于大學發展而言的這兩種優勢條件，西方國家加以了自覺的延續甚至強化。[8]西方大學繼續成為全球大學發展的“典范”。一方面，他們仍然提供著大學發展的基本范式——比如大學體制之類。另一方面，他們直接擠壓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發展，既直接將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教育資源直接吸納到發達國家（比如提供留學基金吸收發展中國家高素質的大學畢業生，并在他們畢業后將之納入大學再生產過程），又以全球化時代普遍化的教育交流將自己的大學模式向非西方國家推廣。再一方面，全球化中資源的集中化態勢使得西方國家足以為大學提供更為充足的支持條件。這些條件還不是像我們中國這樣的后發展、或發展中國家所可以比擬的。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狀況還不足以給大學以充分的發展空間。我們的經濟增長也還不足以給大學最充足的物質資源。我們的現代文化發展史還非常短暫，時常還有文化的抽搐、曲折。這當然給我們一種發展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壓抑感。而且面對西方大學的發展態勢，也確實使人感覺到一種西方大學文化的侵略性。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排拒西方大學的發展借鑒性。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美國大量輸送自己的優秀人才到英國或歐洲留學的時候，他們也有我們今天這樣的壓抑感覺。但是美國的潛心學習、模仿、創造與超越，使得今天美國能夠執西方大學教育的牛耳。全球化時代，我們中國的大學教育更要有一種全球心態，從學習型的大學文化的建構，到超越型的大學文化創造，是我們在全球化時代重塑中國大學的進路。焦躁的大學可是，必須承認，在一個全球化景況中，中國的大學陷入了一種顯見的焦躁狀態。這種焦躁可以被合理地稱之為全球化格局中中國大學做出本土回應的狀態的反映。這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證明：從表象上看，當代中國大學都陷入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旋渦之中。大學、尤其是綜合型研究型名牌大學的目標設計，不是定位在大學自身內在架構的完善上、定位在大學體制的改革上、定位在大學發展的諸社會條件的改善上，而是定位在“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式行為上。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制定了不少旨在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政策。諸如以建立一流大學定位而展開的“211計劃”、“985計劃”、“2加7方案”、“2加8方案”，都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這種心態現在已經投射到香港地區，像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最近也就是在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宗旨下為香港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學某些預謀中的舉措辯護的。另一方面，圍繞這類“計劃”，這些著名大學設計出一系列“追趕實施計劃”。比如在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浪潮中被寄予最高希望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有一系列大學史上的嶄新舉措：北京大學專門制定了“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并不斷圍繞“世界一流大學”的創建目標展開了學校的“改革”——早期埋下伏筆的是俗稱“大師班”的教學改革，其中大學人才產出的“短平快”理念是顯而易見的；后來則出臺了著意培養“通才”的“元培計劃”。而清華大學則以直接引進海外專才引起關注——年薪百萬引進海外一些大學任教的人士為清華大學的教授，成為新聞傳媒追蹤報道的熱點。“中國應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學”一時成為政府當局與大學集群、社會各界的豪言壯語。從大學的重組上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促使中國大學的大規模重組。這次大學重組，對于中國大學發展的影響，絕對不亞于1952年的院系調整。一方面，它象征著中國大學理念的一個重大改變，意味著中國大學在自覺地走出1952年以來長期制約中國大學發展的蘇聯模式。這是一種積極的改變。但是另一方面，大學重組的行政指令性質是兩次院系調整共同的特點。差異只是在于，前一次大學重組旨在使得歐美化特點已經外顯的大學蘇聯化。這一次重組的宗旨則是還原中國大學的歐美化框架。而且，由于這次重組是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心意圖下進行的，大學重組的對象限定于知名大學。所以重組的大學多被認定為“強強聯合”。這中間存在的嚴重的無形資產浪費和“拉郎配”現象，已經引起教育界的重視。[9]各有特點的知名大學被行政命令聯結起來，是否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創建，還是需要長期觀察的問題，但是大學無形資產的嚴重流失，則是一個現實問題。加之這種重組的功利性較強，而合并在一起的知名大學是否能夠有機地運作，也還是一個具體的問題，這就勢必造成新生的合并大學在規模上急劇擴展之外的很多問題，比如大學運轉機制的紊亂、大學認同的錯位、大學內緣發展的曲折。從大學運作上看，大學的高效運轉主要依賴于兩個條件，一個是有寬松的社會政治空間。再就是要有穩定有序的大學內部運作機制。從前一方面講，目前中國大學的社會政治運作條件顯然并不是優良的，而且改善還會相當緩慢。政治因素固然不必多說。經濟因素成為制約中國大學、尤其是大陸大學發展的瓶頸，已經早就為人們熟知。大學的經費短缺對于大學改善研究條件極其不利。而政府對于大學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任務，又促使大學追求當下的物質產出——即將研究成果直接向生產領域的轉化。這更是把大學放置到了一個無法根據科學研究規律來制定研究規劃和發展科學的不利位置上。就后一方面來看，大學自身的良性運轉依靠兩個基本要素：充裕的財力資源與優質的人力資源。由于中國大學發展史的一度中斷，人才斷層的問題，大學的人才儲備嚴重短缺。而世界一流大學顯然需要一流人才。像清華大學那樣試圖直接從海外高薪而短期聘用人才，對于其他試圖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學校來講，完全是一種奢侈。于是在國內高校“挖角風”興起。無序的人才挖角與有序的人才流動，對于大學人才的使用無疑具有不同的作用。前者會造成人才的浪費，比如占據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最有利地位的兩所學校，有些系科可以一下子從其他大學調進多名知名教授，以致于一個學院一年之內就有了20多位教授。但是由于年齡、資歷、背景的相近性，他們并不能各自將自己的長處在教學科研中展示出來。這就是一種浪費。至于財力的嚴重不足，則不用多說。教育經費一向就處于低位考量的狀態。這使得大學在作為專門教育機構的同時，還必須同時成為一個創收機構。教育捐助的有限與慈善事業的欠發達，以及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教育期待的提高，使得大學無法有效應對它的使命履行問題。人才的短缺與財力的短缺，將中國大學推到了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從大學產出上看，中國大學的產出與其投入一樣，令人困窘。大學的投入與產出具有正比關系。無疑，現代大學經歷了一個從較為單純的學術機構到引領社會生產的專門機構的變化。[10]大學的學術產出與大學的經濟動力變得日益統一起來。以大學產出的數量與質量來衡量大學的水準幾乎是公認的標準。但是，中國現代大學的產出狀況并不令人滿意，甚至可以說是處于一種學術貧困的狀態。[11]在當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熱潮中，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進，反而有加劇的趨勢。一方面，中國（大陸）大學的論文生產量比較有限。而且論文質量堪憂。至于學術界四處曝光的剽竊事件，就更有些令人心驚。另一方面，主宰中國大學的“理工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也沒有令人驕傲之處。2002年度在中國召開的世界數學大會，作為主辦國的中國數學家居然沒有一個人能夠做慣例給予前沿數學家的1小時或45分鐘的大會報告。令當時傳媒一陣驚呼。后來我們大肆慶祝2002年亞運會金牌數第一，而恰恰在今年，日本拿了兩項諾貝爾獎。傳媒感嘆這兩個獎具有的含金量要高于我們的140多枚亞運會金牌。雖然這中間不無激憤之詞，但是基本事實則是明擺著的。從大學評價上看，中國大學的評價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評價來自于教育主管部門的導向與“民間”組織的評估。從前一“評價”方式來看，政治導向還主宰著大學評價。這無疑有礙大學的健康發展——因為大學發展最為緊要的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就此處于一種行政隔離狀態。而教育主管部門給予大學辦學權力的有限、承諾大學的專業開設資格、高層次（碩士、博士）教育設點、經費撥付等等，還有嚴重的行政指令性質。指標的限定與數量化導向，難以給大學發展以健康指引。至于民間的大學評估機構，力求做到公正。但是數十年中國大學的理工科強勢局面，使得這些評估機構給予一所大學評價指標的權重，極其嚴重地向理工科傾斜。而且因為缺乏權威機構的承認，每年這類評估結果一在傳媒公布，就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議。[12]這種焦躁的大學狀態不是人們自愿陷入的，但是中國的大學又不能不陷入這種焦躁狀態，這是各種原因注定了的。簡單地將這些原因歸納起來說就是：其一，社會對于大學的定位是有問題的。其二，權力當局對于大學的管制是有問題的。其三，大學的布局存在內在困難。這中間包括“大中華”地區智力資源的嚴重分散、喪失整合、嚴重浪費。其四，大學的社會產出（知識產出、財富產出等等）不足以提供給大學自尊的資本。分析地看，中國大學陷入一種焦躁的狀態，是具有正面與負面兩個方面的意味的。一方面，它體現了中國大學在全球化處境中對于發展自己的自覺。以及中國大學在全球化處境中急于占據有利位置的強烈愿望。另一方面，它體現了中國大學在發展舉措的選擇上的混亂，大學制度安頓問題上的欠缺。

“大學病”毋庸諱言，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存在一種“大學病”。假如我們不是懷抱一種諱疾忌醫的態度，我們可以對于這些病癥加以全面的指認。這些病癥，大致體現于下述十個方面：第一，政治走向。這在大陸表現為對于大學的政治化處理，在臺灣、香港表現為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文化性的政治心態。從前者來看，大學在國家政治生活格局中的政治地位是頗受重視的。國家領導給予大學的“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性戰略性重要位置”的結構定位，以及對于教育創新具有的“科教興國”、“中華復興”的功能定位，[13]可以證明這一點。這種定位本身本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實際的大學運行過程中，這樣的定位就會賦加給大學以難以承受的政治重荷。在近50年歷史上，大學一直是某種政治意圖或政治爭斗展示的場所。以某種固定的意識形態或政治意圖來模式化的制約大學培養的人才樣式，已經給大學造成了難以自主的歷史局面。當經濟發展成為所謂的最為重要的政治任務之時，大學的政治賦加也就轉換為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機構。這中間具有的某種強制意味可以被解讀為是對于大學的政治制約的新形式。就后者來講，臺灣、香港的大學也在一種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觀愿望的支配下，展開了強勢的合并“喊話”。近期香港教育統籌局長對于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并的急切表態，以及由此引出的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的懇切釋疑，顯示了香港已經加入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大合唱隊伍。臺灣一些大學校長的發言，也明確表示建立國際一流大學的意圖。[14]臺灣和香港對于大學的直接政治制約要弱于大陸。掌校的官員們表達的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愿望，所具有的政治涵義，多半是出于文化競爭考量的。這中間自然也是有政治內涵的——只不過這種政治內涵是基于文化競爭或民族自尊而已。第二，布局失衡。這里的布局失衡有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地域布局的失衡。這當然不是說在中國的每一個地區都應有朝世界一流大學奔去的綜合型研究型大學。但是僅僅是在北京地區依靠中央權力集中資源扶持兩所大學迅速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顯然又是不當的。其二是資源提供的失衡。一方面由于財政收入的有限和財政撥付的局促，高等教育得到的資源就是有限的，教育主管部門得采取“撒胡椒面”的資源分配方式；另一方面，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學需要大量財政支持的常識，使得教育主管部門試圖將資源集中而有效地投向10來所“重中之重”的大學。尤其超重量級的兩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樣得到胡椒面的學校入不敷出，而得到重點支持的大學也照樣資源短缺。并沒有根本改變學校兼創收機構的大學錯位的雙重架構。其三是政策布局的失衡。大學是一個國家的高端教育。它依賴于中等和初等教育的積累。要將資源集中到高等教育來，更要將資源集中到極少數綜合型研究型大學來，就必然將本來稀缺的教育資源政策性地調撥給某些政策需要傾斜的大學。于是，真正有助于改變中國教育落后面貌的中小學教育也相應處于政策性的資源短缺狀況。第三，配置欠佳。大學資源的配置，既需要與中小學資源的配置大致平衡。又需要與社會各個部門的資源配置相吻合。這樣大學才能獲得一種持續發展的健全動力機制。而中國大學獲得的資源與中國教育獲得的資源在整體上的短缺狀況，長期以來沒有改善。在大學與社會的資源配置關系上，從來就沒有獲得來自社會各界的資源再配置的“源頭活水”。窮財政與窮教育的一致，就是正常現象。而富財政與窮教育的對比，在今天也不是罕見之事。加之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部門之間，教育的輔助性地位一直是人們的頑固思想，因此，教育只是人們想要它出結果的時候才被想起。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勢狀態與教育經費短缺的鮮明對比，與日本處于疲弱停滯的社會經濟狀態而絕對不減少大學與研究機構的經費開支，恰好成為說明中日兩國在教育資源配置上的巨大差異，也恰好足以說明中日兩國得到的科研收益的巨大差別。第四，產出匱乏。中國大學一流研究成果的匱乏，早已經不是什么秘密。除開前述的事例以外，中國科學發明獎一等獎連續幾年的空缺，也是讓人尷尬的事情。就是在臺灣、香港的大學，也沒有舉世關注的重大研究突破。大學陷入結構性的產出匱乏狀態，即幾乎所有學科都沒有能夠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人文學科沒有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不說，也沒有解釋清楚全球化與本土化、現代與傳統的基本關系。社會科學沒有足以解釋清楚中國現代變遷的鴻篇巨制。這就遠遠無法與18、19世紀崛起中的德國人提供了嶄新的現代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巨大成就相媲美。邊緣交叉科學（如管理學科）就更是在一種粗淺的引進西方理論的境地中掙扎。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和工科提供的創新技術嚴重地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脫節，與國家的經濟發展脫節。即使與我們一向輕視的印度這樣的國家比較，我們也已經顯露出落后的跡象，更不說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第五，功利心態。國民經濟的主力軍定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強制推進，理工科“大學”地位的飆升等等，給中國大學帶入了不健康的發展心理。人們不是將大學看作自由的教學研究機構，看作與社會健全互動的創新之所，而是看作給社會帶來現實的、直觀的好處的廉價機構。教育主管當局，不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給大學一點投資，就強烈要求大學成倍地給它以有形物質回報。基礎研究被忽視、長期行為被諷刺、機制問題被懸擱，僅僅為經濟發展服務被看作大學天經地義的事情。大學建立起上市公司、建立起科技園、建立起培訓機構，創收活動沖擊了大學的正常教學與科研秩序。大學的從業者為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所付出的心力幾乎超出了為教學研究付出的心力。第六，動力缺損。大學體制的闕失是大學發展動力缺損的重要原因。中國大學的制度供給一直處于不足的狀態。制度供給之所以不足，與中國大學來到世間就被定格為振興國家的半政治機構有關。[15]官僚性色彩始終不曾從中國大學身上完全褪去。這既使得大學無能獲得它應當具有的獨立性，也使得它無法建立起自己獨特的制度體系。雖然中國大學走過了百余年的現代歷程，但是大學的基本制度建構還遠未完成。諸如大學的制度定位、大學的管理方式、大學的資源組織、大學的教育研究制度、大學的教師權利安頓、大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大學的流動體制、大學的學生與教師的互動、大學的層級制度，等等等等，都幾乎沒有坐實。其中特別嚴重的是大陸吃大鍋飯的習性在大學里根深蒂固，嚴重影響了大學在差異性中尋找動力資源。大學的持續發展就此顯得疲弱起來。第七，傳統短暫。中國大學的發展歷程有過歷史性的中斷。1950年代以前中國的大學已經大致形成了一個自己的傳統。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大學經歷了結構的改組。蘇聯式的政治化大學定位，傷害了中國大學發展的健全肌體。到1980年代中國大學才重新獲得了它現代成長的空間。嚴格地講，中國大學還沒有自己獨立的傳統。因為歷史給予它的時間太短暫了。大學是一種傳統，世界一流大學都是自己傳統悠久的傳統，它代有自己的創立者和創新者，沒有絕無傳統的世界一流大學。而在傳統短暫的情況下，中國大學又試圖通過運動型的提升大學水平活動，達到一種投入少、費時短的高水平大學建設的理想狀況，這當然是不現實的。就此而言，中國要想建立世界一流大學，還得首先樹立起“比慢”的現代精神——慢工出細活。如何繼承古典太學的優良傳統、如何接引西方國家大學良好的大學辦學經驗、如何在大學與社會互動的邊緣上尋找到大學的發展契機、如何在歷史的演進中為大學提供優化的動力，是中國大學面對傳統時必須思考的大問題。第八，惡性競爭。教授制度的缺席與“挖角”造成的惡性競爭，是今日中國大學不得不直面的事情。由于教授的評定長期以來主要取決于任職資歷和人緣關系，教授的質量沒有保證不說，教授對于大學事務的介入也相應較少，教授的流動性也比較弱。加之評上教授之后缺乏激勵機制，教授的學術進步比較緩慢、甚至不僅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高質量教授的稀缺，使得中國大學在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激烈競爭中高度缺乏一流師資。于是，高校之間為競逐優質師資，便展開了挖角的惡性競爭。以致于名牌高校之間也不得不求助于教育主管部門，來阻止挖角風波的蔓延。而在名牌大學校長認為當今中國大學的名牌效應只是因為它的歷史效應，不是因為它的師資力量，即名牌源自學校的名聲而不是教授的水平的當下，被一些人認為有利于顯示大學當局重視人才的挖角，顯然是值得懷疑的事情。何況這種競爭還延伸到辦學資源的惡性爭奪、校際評價的惡語相加等方面，負面影響就更是值得重視。第九，量質錯位。以數量導向的辦學方針，對于中國大學的影響也是使人疑慮的。目前，教育主管部門試圖將以往對于大學采取的完全的行政指令性管理轉變為指導性管理，這種變化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門對于中國大學存在的問題所帶有的復雜性認知不足，所以轉換一下子落實到“數目字”上面。一所大學有沒有資格獲得某種辦學政策許可，已經變成為一所大學有多少博士碩士點、多少學科專業、多少重點學科、多少重點實驗室，甚至是否是行政當局劃定的“重中之重”范圍之中的比較結果。而民間大學評估大學的主要依據的也是數量。以致于大學同行評價并不怎么高的某些大學的某些學科，可以在這種排位中高居榜首，引起同行的非議。但是，數量后面的質量支撐顯然是不足的。否則就不會出現一所大學有人在著名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一篇論文，校方大方地獎勵300萬元的驚人舉措。[16]結合中國大學的產出狀況進行分析，更不難看出這種量質顛倒對于中國大學發展的消極影響。第十，評估失準。自我定位的“世界一流”，似乎成為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調。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硬指標體系是怎樣的，我們并不是十分清楚。更為嚴重的是，我們的大學生存與發展的軟環境質量，是否有助于大學創建世界一流，還沒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結合起來講，我們似乎沒有明白，世界一流大學乃是世界發達社會的產物這一點，我們還沒有予以充分的認識。我們還需要首先對于中國大學進行紐曼式思考、洪堡式改造，需要對于中國大學的軟環境進行改良，需要對于中國大學之作為獨立的現代機構特質加以確認，需要對于中國大學之獲得豐足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形成全民族的共識。否則，我們提建立世界一流大學，不過就是在表達一個發展中國大學的遠期理想而已。而那些愈是自我許諾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大學，就愈是有可能落為大學笑柄。基礎問題中國的大學病，準確地講不是全球化時代落下的。也不是一個短時間落下的。它是中國在區域化發展時期延續到全球化發展時期慢慢形成的，換言之，它是慢性病癥。診治慢性病癥是不能下急性藥方的。我們得有耐心。要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關鍵的問題還不是運動式的鼓噪、追風式的趕超。而是潛心研究清楚中國大學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從根本問題著手來解決問題。這樣，中國大學才有希望取得扎扎實實的進步，世界一流大學才是我們中國大學發展的現實目標。因此，有效地診治中國的大學病，需要從解決相關的病根這類基礎問題下手。追問中國大學病的根源，不外三個方面：第一，社會政治根源。大學的出現是確定無疑的現代事件。現代政治對于大學具有相當廣泛的影響。現代政治是法治政治、規范政治、分權政治。就此它與傳統政治發生完全的分野。在傳統社會里，也有大學這樣稱謂的機構，但是絕對沒有現代大學這樣的機構建制。因為傳統政治的權力要求是絕對的、非規范的、集權的。傳統政治兼容不了自有其權利與權力分割與制衡體制的現代大學。它只能將大學納入單一權力體系之中，并硬性要求傳統大學為傳統政治統治服務。傳統大學就此成為附庸性的機構——或依附于直接的世俗政治權力體系，或依附于宗教權力體系。西方中世紀的大學，雖然為后來西方大學的發展奠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沒有工業革命以來對于西方大學的自覺改造，尤其是洪堡式的改造，我們就無從設想今日西方大學的狀態。中國古典的太學，也為中國大學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參考的藍本，但是，沒有對于西方現代大學理念與制度的系統引進和創造轉化，我們也殊難設想中國大學的現代景況。

可見，現代大學的存在與發展，與大學獲得獨立的社會政治空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可以分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一方面，是在現實社會——政治的整體空間中大學獲得的空間大小問題。另一方面，是大學的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的合理分流問題。就前一方面而言，大學需要獨立的社會政治空間。它是一種足以與組織起來的社會政治權力體系相抗衡的“話語權力”體系。它是整個現代分權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因此，它不是一個隨意由組織化的社會政治權力體制支配的可有可無的機構。在一個大學可辦可不辦、可設可撤消的政治狀況中，大學的發展絕對是沒有足夠的空間的。大學發展就此還需要政治的穩定性保障。在一個欠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大學是沒有捍衛自己發展空間的余地的。西方大學之所以得以成長為“世界”一流大學，就是因為它具備了這兩個方面的條件。它本身已經成為大學典范的“世界”模本。是我們據以歸納出現代大學發展為一流大學的政治條件的原型。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中，這兩個氛圍性的政治條件不說是欠缺的，起碼也應當說是欠佳的。建立起一個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還是我們長期努力的目標。我們的社會政治權力分化程度還是很不夠的。有效限制權力的社會政治體制正在建立的過程中。政治權力的有效制約力量也還顯得孱弱。諸如大學這類現代機構在限制高度組織起來的社會政治權力方面的功用，還有待人們加以更深的認識和了解。對于大學獲得自己的獨立社會政治空間而言，急需解決的問題還是大學的政治依附性問題，還是大學脫離社會政治體制直接干預的問題。對于大學有否獲得獨立的社會政治空間這個問題來講，有兩個顯示指標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大學的知名教授專家對于社會政治事務的干預權威性有沒有得到社會的公認。他們能否直接進入合理化運作的政治權力體系的高層，將政治的理性思考和規范設計直接帶入權力的運轉過程，而不是以他們只是書齋知識分子為由加以排斥。二是大學的話語權有沒有獲得公認。他們能否對于社會政治問題、專業問題發表自由的見解，并且不因為這些見解遭到專業的或社會的排擠、打擊。換言之，公共空間與大學發展空間的相互配合余地有沒有開辟出來，成為檢驗大學發展的社會政治條件是否優良的一個重要指標。就大學的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的合理分流問題來看，大學的宏觀發展布局當然是政府的事情。大學獲得的基本學術自由保證和足夠的財力物力支持問題，也是政府的事情。但是政府對于大學的宏觀管理也就就此止步。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門不應當干預大學的具體管理問題。在諸如大學的專業設置、發展趨向、財政開支、學術評價等等方面，大學主管當局只應當借助于社會中介機構進行引導性的評估，而不應當直接加以行政干涉甚至僵化規定。西方國家的大學之所以能夠長期引領社會發展的路向，提供給社會發展以持續的動力，就是因為它的發展有足夠的內緣調整能力。尤其是美國發展得很好的私立大學，政府的干預很少，自主的空間很大，足以自律的私立大學為自己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講，“管得太具體，大學沒希望”。中國的大學，至少目前還處于細致入微的主管部門的管理之中。大學的自主管理還沒有得到合法的承諾。大學的具體事務還處于教育主管當局的直接干涉范圍之內。從大學的生死存亡到大學的專業設置、從大學的經費來源到經費的具體使用、從大學的人事制度到大學的職稱評聘、從大學的地位給予到大學的政策空間、從大學的合作合并到大學的拆散分離、從大學的學期設置到大學的運作放假，主管部門都有直接的管理權力。大學是戴著鐐銬跳舞的機構。大學是在狹小的空間里營造大世界的機構。當然，大學的發展態勢之不令人鼓舞，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第二，經濟根源。大學處于良性發展的格局之中時，它既耗費大量的經濟資源，又帶來大量的經濟活力。分析大學發展的經濟根源這一問題，就此可以區分為經濟發展的需要問題與經濟投入的力度問題兩個維度。就經濟發展對于大學發展的內在需要而言。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是大學發展的基礎條件之一。在一個經濟欠發展的國度里，它對于大學的發展便處于一種需求不足的狀態。大學也就缺乏經濟支持。放眼世界，一流大學主要都是在經濟發達的國家誕生的。這是因為，經濟愈發達，經濟發展的規范性就愈強。經濟發展的規范性愈強，需要的經濟創新動力就愈急迫。而大學在規范的現代經濟活動中，恰恰是持續地、不斷地提供創新經濟動力的機構。現代大學與現代經濟內在地相互需要。正是與現代經濟活動的緊密關聯，大學得以與現代日常生活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加塞特強調，“大學必須對其所處時代的整個現實環境開放，必須投身于真實的生活，必須整個地融入外部環境。而且，所有這一切不僅僅是因為生活在快速變化的歷史與現實環境中符合大學的目的，同樣，人民的生活也確實需要大學的參與，需要大學發揮其作用。”[17]對此，從西方大學與現代經濟聯動性的發展史，可以獲得廣泛而深刻的理解。就目前中國而言，經濟發展對于大學創新動力源的需求，是無須多言的。問題是怎么能夠將這種需要融進大學的運作過程之中，一方面促進大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又保有大學的特質，而不至于將大學改鑄為經濟機構。就經濟投入的問題來講。長期的、巨大的、有效的投入，是現代大學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大學是不可能無投入地產出的，也是不可能低投入高產出的。這是一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簡單道理。西方國家的大學之所以能夠主宰現代知識的產出，成為現代知識的絕對主流的生產者，而不是我們這樣的較為單純的現代知識的消費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經濟的強度投入。后起現代國家如日本，之所以能夠取得經濟發展的科技動力，也就是因為日本對于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全力投入。即使在近年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日本也沒有減少對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投入，所以它可以保持知識生產的旺盛勢頭，不斷獲取旨在獎勵科研前沿成就的諾貝爾獎。沒有長期的、巨大的、有效的投入，中國大學要想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而恰恰是在投入方面，中國大學顯露出自己捉襟見肘的尷尬。這是對于中國大學發展最實際的、也是最嚴峻的制約因素。第三，文化根源。大學不僅是現代社會政治與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現代文化發展的產物。現代大學與現代文化具有一種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現代文化愈是發展到晚近階段，大學文化愈是與其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我們分別從社會文化與大學文化的兩個端點來觀察問題，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從社會文化的視角看大學文化。大學是社會文化制約下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殊文化形式。一方面，傳統的社會文化會影響現代的大學文化。另一方面，現代的活的文化也會制約大學文化的發展。就前者講，大學是否與其生存其中的環境文化協調，是大學文化是否獲得社會支持的條件。西方大學從中世紀漸漸發展起來，它取得了西方社會文化的廣泛認可和深度承諾。所以它足以從社會文化的發展中吸取資源。可以說正是在現代西方兩種文化（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互動中，大學獲得了它廣闊的文化發展空間和文化發展資源。[18]正是因為如此，世界一流大學只能是漸進積累的傳統的產物，而不可能是急切“創建”的結果；只能是社會發展中外部客觀評價的結果，而不可能是大學中人主觀愿望的產物。對于中國的大學而言，悠久的傳統歷史文化積淀為大學提供了豐厚的養料。現代文化在中國廣袤土壤里扎根下來，也為中國大學的發展提供了新鮮的文化養料。但是，就文化氛圍來講，較為單純的人文傳統確實宥限了中國大學文化的發展。科學文化的欠發展，使得中國大學文化的社會土壤顯得稍微貧瘠了一些。這是需要花費大力氣改善的。從大學文化之作為社會文化的視角來看。“大學的自治自律是大學的希望所在”。大學必須具有一種自律自治的制度安排機制。管理的機制、學術的機制、激勵的機制、評價的機制、學習的機制、研究的機制，在與自律自治的大學文化精神相匹配的情況下，成為大學發展的自主文化的象征。而大學對于自己文化的基本關系的處理，諸如專精與通博、教學與研究、學術獨立與自由、知識與德性、書院的文化生活與品性之培養、象牙塔與服務站[19]等等關系的適當處置，成為大學文化得以健康發展的內緣動力。據此，大學的自我評估，行業的自我把握，大學發展的自我控制，成為大學獲得公認成就的基礎。就大學的自我約束來講，中國大學還處于初級狀態。大學的自我約束不僅是不夠的、甚至是松弛的。面對急促變化的社會局面，大學的應付能力還較低。面對經濟需要的緊張性，大學的應對措施還是單一化的。而大學在“掘金”機會面前的自我把持能力則是嚴重不足的。影響大學質量的創收舉動，對于大學還有極大的吸引力。這對于大學的發展是不利的。同時，大學的行業自檢能力也還有待培養。大學的自我評估、社會評估的合理性、科學性還有待加強。這對于大學文化的發育發展都還是在底線意義上講起碼的、必須的。

從全球處境出發校正中國大學發展的偏差問題，醫治中國的大學病，是中國大學得以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大學病如何可以得到有效的醫治，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處理好的問題。顯然，思考這一問題不能只是在中國的范圍內展開。原因很簡單。因為現代大學的典范不是我們中國自己樹立起來的，而是由西方國家提供的。在中國大學發展的需要與西方大學的典范性邊沿上面，我們才足以尋找到大學發展的“陽關道”。這需要大視野。這需要從中國的大學的現實處境——一種全球化處境出發考量問題。從全球處境出發，最為優先考慮的大學發展的社會問題是全球化對于中國大學發展的社會意義。最為優先考慮的大學自身發展的問題是“大學何謂”、“大學何為？”。從前一個方面來講，全球化對于中國的意義是確認它對于中國大學的意義的基礎。全球化對于中國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帶給中國以發展的機遇。又對中國的發展形成挑戰。機遇之說是基于全球化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新的空間、新的切入點。在此特定角度講，“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中國進入全球化進程的歷史。”[20]挑戰之說則是基于全球化對于中國運行中的各種制度都構成了一股促使其改革甚至重組的力量。一方面以它具有的風險性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以它具有的成本要求制約我們加入全球化游戲的可能。我們當然不能對全球化懷抱一種單純樂觀的態度。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們是不能回避全球化進程對于中國的影響的。我們只能采取積極應對的方式來處理全球化與中國的關聯性問題。至于全球化施加給中國的影響和對于中國的挑戰，投射到中國的現代大學建設之中，驅使我們看到中國大學在發展中調整、在進步中完善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一方面，在全球化處境中的中國大學首先要根治自己的大學病，從現代大學的根性上著眼反思中國大學定位與運行的基本問題。既看到大學的全球化、國際化趨勢，又看到中國大學在這種情勢下的改革處境。前一個方面啟示我們，全球化格局中的大學一般處境對于我們大學處境的同構關系。全球化時代大學的國際化辦學路向，是我們必須接受和實行的。因此與教育國際慣例接軌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這種國際化特點體現在大學辦學之中，要求我們的大學必須在教育的目標上國際化、在教育內容上國際化、在教育合作上國際化，換言之，教育的國際化、產業化與規模化是我們的大學必須適應的新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學的應對措施在理論上容易厘定的，諸如論者指出的以增強國際化意識、建立相應機構來推動的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戰略，以加快重中之重大學的建設工程、擴大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增加國際教育課程、加強對外漢語教學帶動的尋求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路。[21]但是，真正緊要的是對接國際高等教育持續發展的社會政治條件、經濟支持方式與文化演進模式的慣例。這是最基本的要件。于是，中國大學在全球化處境中推進大學的發展，之從自己的全球處境出發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從全球處境出發考量中國大學發展的諸問題，關鍵是要確定考量這一外問題的視角。如此才能明確“大學何謂”（何種情形中大學才足以被稱為“大學”）與“大學何為”（大學在現代社會中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的解答進路。這里有四個具有某種必然性的視角值得強調：其一，這種考量，必然是全球化的。這是中國大學的全球化處境所注定了的，是毋庸特別伸言的事情。其二，這種考量，必然是大視野的。所謂大視野，就是要胸懷全球考量中國，胸懷世界一流大學考量中國大學的發展問題。而不是自我鼓舞性質的、短平快式的拼接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必須確認“大學的世界精神”。大學之具有世界精神，是因為大學來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之中，就具有的先天品格所致。大學興起于中古，“中古已成為歷史之往跡，但中古大學的世界精神卻已成為今日大學最光輝的遺產。”[22]這里的世界精神就是指的大學所追求的普遍價值具有的世界性品格。所謂“大學之為大學，即在其擁有一種學術沒有疆界的世界精神”就是強調的這一點。大學的世界精神也就是一種開放的精神。它不單是對于大學內部各系科的開放，使得大學足以鍛造出人文精神、科學理性、技術手段有效交融的大學文化；而且也是對于社會的開放，使得大學既與社會的健全發展健康互動，讓社會發展的良性因素有效引導大學的發展，也讓大學的新興觀念作用于社會，從而促進教育與社會的公平公正，以及增進全社會各個階層的福祉。而且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大學的開放與否已經不是對于大學機構內部的和外部社會的開放問題了，而是對于國際社會的開放問題了。國際公認的大學理念、大學制度、大學運作機制、大學舉措，就應當獲得它相應的國際化的中國回應。在一個全球化時代，我們已經喪失了以一種獨特的社會政治理由拒斥國際化的大學理念、制度機制、舉措的合法性了。于是我們中國的大學，應當習慣于一種國際化的大學運作方式。教育管理當局應當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權，大學應當學會自律有效地應用這些權利。大學當局應當審慎地采納國際化的教育進路、教育方案、教育內容、教育機制。諸如教育內容的國際化標準、知識傳授的普遍化準則，都是我們應當納入國際化大學建設的議題之中的。為此，我們的大學應當增強當局與大學的互動，增強大學與社會的互動、增強大學內部各個部門、系科、師生之間的互動，這也是建立一流大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三，這種考量，必然是希望形態的。我們的大學發展是落后于先進的西方國家的。我們的大學發展態勢相比于西方大學也是令人憂慮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中國的大學發展就是沒有希望的。相反，我們對于大學發展態勢的反省、我們對于大學發展問題的反思、我們對于大學發展的合理預期、我們對于大學發展的理智籌劃、以及對于大學發展的扎實支持，是我們中國大學發展，乃至于生長一些世界一流大學的強勁動力。希望就在我們的行動中展現。我們能否走出發展現代中國大學的急功近利境地、告別約束大學發展的社會政治僵化理念、有效控制大學發展的宏觀局面、強化大學的自治自律意識、增強大學有效產出的比率、解決大學發展的制度短缺問題，對于我們實現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希望具有現實的制約。只要我們“懷著期望前行”，努力推進“現代大學”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會出現在中國這片土壤上。其四，這種考量，必然是當下針對的。從全球化的視角考量中國大學發展的問題，不是僅僅著眼于未來的一個理論游戲。它是要針對中國當下大學發展的問題，找出中國大學發展的病癥、病因，發現它的病理與救治之方。所以，我們思考的指向是遠大的，但是關懷上是當下的。我們得動心忍性，對于中國大學發展中存在的弊端痛下決心加以治理——這對于教育主管當局而言就是要改變支配性地對待大學的態度，對于大學當局而言就是要組織有效資源為大學發展提供健全機制，對于大學教師而言就是要尋找到學術自由與學術責任的契合點，對于大學學生而言就是要確立學習與超越的有機交匯意識，對于社會而言就是要寬容大學的獨特性而不是僵化地要求大學與其他社會機構（如公司、行政機關）那樣投入產出。這樣中國大學的發展就有希望從當下開始診治它的政治病、社會病以及機構病。就此而言，全球化處境中的中國大學發展絕對是行動形態的，而不是觀念爭執的。

注釋：[1]參見艾倫·布魯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2]參見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3]參見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4]參見金耀基：《大學之理念》中“現代性，全球化與華人教育”。三聯書店2001年版。[5]參見弗蘭斯·F·范富格特主編：《國際高等教育比較研究》“前言”、“第一章：國際高等教育政策總論”。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6]參見陸建華：《中國社會問題報告》，第七章“教育問題”。石油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7]參見楊東平編：《大學精神》“前言：重溫大學精神”。遼海出版社2000年版。[8]參見《國際高等教育政策比較研究》中對于發達國家教育政策的描述與分析。[9]參見楊東平：《恢復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公正性》，載《2001——2002·東方·人文備忘錄》，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陸建華：《中國社會問題報告》“教育問題”部分。[10]參見金耀基：《大學的理念》中“在世紀之交談大學之理念與角色”部分。以及劉安之、黃俊杰主編：《大學理念與實踐》中“從當前臺灣高等教育脈絡論大學與產業界之關系”一文。逢甲大學、臺灣通識教育學會1999年版。[11]參見任劍濤：《學術貧困與學者自律》，載《2001——2002·東方·人文備忘錄》。[12]關于學術界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大學評價的爭議，可以參考著名的學術網站“世紀中國”近期的“世紀沙龍”。[13]參見“在慶祝北京師范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4]參見臺灣中央大學校長劉兆漢“大學特色之建立”，載劉安之、黃俊杰編：《大學理念與實踐》。[15]參見任劍濤：《大學的主義與主義的大學——北大百年與中國現代大學精神的嬗變》，載《東方文化》1998年11期。以及鐘叔河、朱純編：《過去的學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16]參見《南方日報》2002年10月22日“時政”版相關報道。[17]奧爾特加·加塞特：《大學的使命》，第99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8]參見同上書，第五章“文化與科學”。[19]參見金耀基著《大學的理念》中所收“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一文。[20]參見楊雪冬、王列：“關于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載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21]參見王留栓：“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及其中國特色之路”，載同上書。[22]參見金耀基：《大學之理念》所收“大學的世界精神——為‘新亞書院龔雪因先生訪問學人計劃’之成立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