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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給主體多元化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政府應從過去的單一供給主體轉為供給主體之一，與其他供給主體平等競爭。此外，政府作為供給主體，不僅要進一步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更應從制度和方法上對高等教育供給整體進行管理和監督，使其能夠滿足社會有效需求，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關鍵詞：高等教育改革；公共產品理論；改革路徑選擇；供給主體多元化公共產品理論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最初出現于19世紀80年代。它是為適應國家干預經濟的需要而確立的，從理論上說明了政府行為是與市場經濟活動融為一體的。所謂公共產品，是指在消費上不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薩謬爾森對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是：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高等教育，無疑是國家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天之驕子，也是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希望之源。然而，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發展和深化，許多問題也使得我們困惑不已，如擴招后教育教學質量的滑波問題、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等。面對社會的質疑，高等教育改革何去何從，業已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高等教育作為一種適度規模下的公共物品（也有人稱為準公共物品或者俱樂部公共物品），政府有義務、有責任利用看得見的手去介入、影響和校正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路線和目標，使其向著有利于社會進步、國家強盛的方向發展。一、基于公共產品供給理論下的高等教育特征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不少進展，特別是高校擴招以來，大大增加了人們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利于社會整體素質的提高，促進了整個國家的進步和發展。1.高等教育的公共特質。不同教育性質的確認，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如厲以寧從供給主體和教育經費承擔方式來看，認為我國現行教育產品有以下五種類型：具有純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如義務教育）、基本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如政府投資提供的各類學校教育等）、具有混合公共產品性質的教育（如某個組織為自己的成員設立的學校或培訓班等）、基本具有私人產品性質的教育和具有純私人產品性質的教育。王善邁從教育屬于非營利的公共部門出發，認為教育提供的是公共產品或混合公共產品，而不是私人產品；義務教育屬于公共產品，非義務教育屬于混合公共產品。勞凱生則認為，從教育非壟斷性質、公共產品與市場的關系、產品的競爭性和可分性程度來看，教育這種公共產品可以進一步轉化為私人產品或準私人產品。高等教育屬性的確認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供給主體，且完全承擔教育經費，此時的高等教育屬于純公共產品的范疇；第二階段，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高等教育供給主體和經費承擔方式的變化，使得高等教育的性質也相應改變，具有混合公共產品的特點，我們可稱之為準公共產品。所謂準公共產品，是指不嚴格遵守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即高等教育在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但是卻可以輕易地做到排他。例如，高校向學生收取一定的費用，來為特定的群體提供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在一定的規模下（學生數量）具有良好的外部效應，但是超過一定規模后，必將發生擁擠效應，從而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數量和質量。因此，我們又可以稱之為俱樂部產品。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具有公平性和正的外部效應。所謂公平性是指作為一種教育機構，它是面向社會全體成員的，每一個人均能夠享受這種產品和服務。如早期的高等教育，通過公平競爭（高考）被擇優錄取的考生能夠免費獲得這種教育的權利；當前的高等教育同樣需要通過公平競爭（高考），才能夠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只不過教育經費不再由國家承擔。正的外部效應是指個人獲得高等教育之后，不僅個人受益，而且具有明顯的社會效益。如從知識傳遞的貢獻來說，它對于提升國民素質、增強綜合國力、弘揚本民族文化、傳播人類科技和文化知識、提高大眾的民主意識等起著潛移默化的積極作用。高等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如表1所示。2.高等教育的經濟特質。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會產生巨大的效益。首先，個人精神層次的提升（精神收益）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進步（社會收益）等等，這些無形的收益是無法具體測量和估算的。另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也具有相當的經濟特質，具體表現為：(1)新的增長點。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的拉動消費、擴大內需的手段乏力，什么才能夠成為我們社會新的增長點？顯然，高等教育無疑處于聲名顯赫的位置。這在世界經濟和教育發展史上是罕見的，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創新。多項調查表明，目前我國家庭儲蓄的首選目標是用于子女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投資，正是這一具體國情強化和放大了高等教育的經濟特質。對此亞洲開發銀行的湯敏博士早在1999年2月19日《經濟學消息報》中就提出，若三年內使我國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學生一律實行全額自費，學費每年1萬元，其他費用每年4—5千元，則屆時高校每年可多收學費200億，其在校消費約為40億。再考慮這筆錢所帶動的間接消費，用我國的投資乘數來計算，這240億可拉動近1000億左右的投資與最終消費。在筆者看來，此觀點可信度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確實能在短期內大大拉動國內消費需求，刺激短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居民具有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支付意愿和能力，這就使得高等教育成為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點有了可能。(2)產業化發展。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勢頭迅猛，特別是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高校擴招重大決策后，高等教育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據教育部資料顯示，截至2005年底，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1％，在校生數211210萬人，居世界首位。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是馬丁·特羅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創立的，他分別將15％和50％作為大眾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即將毛入學率低于15％的高等教育稱為精英教育，在15—50％范圍之內稱為大眾化高等教育，而在50％以上稱為普及化高等教育。我國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和相關數據表明，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已到來，為此很多學者提出了高等教育產業化發展的口號。所謂教育產業化，是指運用現代產業發展機制和管理方式推進高等教育辦學主體多元化、辦學方向社會化和辦學投入產出效益化的過程。盡管教育產業化問題見仁見智，爭論很大，但事實上，當前在我國還是有具體表現的——主要就是利用社會閑散資本興建并經營大學城、職業院校、二級學院以及民辦高校等，并允許營利的一系列行為。二、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進程中的責任作為高等教育供給主體之一，政府不僅需要在財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還需要強化市場意識，并在宏觀上對高等教育領域進行全面的規范和引導。1.加強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構建良好的發展環境。加大財政投入，優化配置，整合各種教育資源，搭建強有力的高等教育平臺，能夠發揮顯著的引領作用，從而有效地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穩定發展。以“211工程”和“985工程”為例，政府集中資源對部分基礎好、水平高的高校進行重點建設，是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模式的成功嘗試。這兩大工程很好地實現了通過重點建設進而推動整體發展的戰略構想，較大程度改善了高校的辦學條件，提高了高校培養高層次創新性人才和進行高科技開發的能力，一批重點學科已成為國家高層次人才培養、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的主要基地。2.不斷調整知識結構和教育模式，滿足社會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為專業教育，直接為社會輸送各類高層次人才和服務，因此必須與市場保持緊密的聯系。而我國傳統高等教育存在的與市場需求聯系不緊密、辦學模式封閉滯后等弊端，導致其不能及時準確地反映經濟發展態勢，無法滿足社會有效需求的變化。因此，政府必須洞悉當前社會的需求發展態勢，審時度勢，不斷對高等教育的知識結構和教育模式進行調整，從而引導高等教育保持正確的前進路線。3.建立現代產權理念，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看，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是我國高等教育取得快速發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關系并非不可變化，應該看到，由傳統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轉變應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標之一。因此，建立現代產權理念，實現高校所有權和辦學權的分離，使高校成為具有經營自主權的產權清晰的市場經濟主體，既是重構政府和高校關系的契機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內在要求。4,建立嚴格的準入、核查和激勵制度。隨著高等教育領域向社會（私人）資本開放，使得某些院校的辦學規模、質量等指標沒有一個嚴格而統一的標準。更有甚者，僅僅把高等教育當成自己的搖錢樹，只重視自己的經濟效益，一切向錢看，最終會導致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遭到社會的質疑，從而失去公信力。因此，政府首先應設立一定的門檻，并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及配套措施，對高等教育供給主體進行資格審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實行有效監督。其次應對其提供的高等教育產品進行全面評估和核查，保證質量，提高消費主體的競爭力。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勵制度，通過諸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或者其他市場化手段對提供優質高等教育服務和產品的供給主體予以獎勵。

三、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困境分析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的發展不平衡，單一的供給無法滿足日益多樣化、多層次的社會需求。高等教育資源的這種短缺具體表現在其供給數量的匱乏和供給質量的缺陷兩個方面。1.人口基數過大。隨著知識經濟的深入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顯旺盛。盡管近幾年來，高等教育獲得了快速壯大和發展，但相對于我國過大的人口基數，仍然顯得有些供給不足。筆者參閱教育部相關數據，總結了我國2003。2006年的高考招生數據，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雖然2003—2006年高校招生名額增加了150萬人，但是隨著報考基數的增加，高考毛錄取率卻下降了6個百分點，因而2006年就有420萬人得不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以預見在未來五年之內，毛錄取比例在達到人口峰值之前還有可能下降，還會有更多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龐大的人口基數是造成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之—。2.低質供給和知識結構的錯位。高等教育供給不足不僅包括數量上的供不應求，還包括質量上的低質供給以及知識結構上的錯位，導致該資源供給無效或者低效，進一步加深了其供給不足的程度。首先，由于消費高等教育資源的絕對數量不斷增加，從而使得擁擠效應的發生率大大提高，出現了規模低效的現象，使得教育資源的消費質量大打折扣，主要表現在教師總量不足、組織管理水平落后、教學事故發生率（諸如曠課等）提高等方面。據有關部門對99所高校外語教師情況調查，周課時一般為14節以上，其中20—29節的占教師總數的32％，30節以上的占5.4％。而據研究外語教師周課時在8節左右最為適宜。班級教學規模膨脹過快，合班上課，一兩百人上大課現象增多，教師組織教學難度加大，嚴重影響了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3.高投入和低產出的矛盾。2006年8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開展了一項由8777人參與的調查，結果顯示，34.7％的受訪者在談到自己的大學生活時，都覺得“后悔”。高等教育的消費不僅具有抽象的精神收益，還有看得見的經濟收益，因此我們就無法逃避對其投入產出進行比較分析，也就是說要看高等教育的回報率是否大于（或等于）預期。許多教育經濟學家在一般教育投資和高等教育投資等方面作過深入的研究，也給出了不同的估算值。表3是關于不同收入國家對于不同類型的教育投資社會回報率及個人回報率的估算。從表3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率，無論對社會還是個人，都是非常高的。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不同國家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率隨著其收入高低呈遞減趨勢，也就是說，收入高的國家，高等教育的回報率比低收入國家普遍要低。這說明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的收入越高，高等教育的回報率將逐漸減低。換句話說，假定投入（不計機會成本投入）一定，拋開其他諸如知識結構、專業設置不合理等不利影響，當前中國對高等教育投資的產出是低于其預期水平的。四、我國高等教育供給主體多元化的改革路徑選擇由于高等教育的公共產品特性，供給高等教育的產品和服務成為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我國傳統的計劃指派特點以及人們對政府的強烈信任，更使得政府當仁不讓地成為高等教育供給的核心力量。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供給并不等于政府生產。政府供給。可以通過政府直接生產和委托社會（私人）部門生產兩種方式來提供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1.政府直接生產。所謂政府直接生產，是指政府建立高等教育機構對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進行直接生產。根據我國歷史現狀，政府對高等教育的供給可以劃分為兩種形態：一是建國之后不久，在計劃經濟體制的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以前蘇聯模式為藍本，形成了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高等教育體制。在這一體制內，高等院校與政府之間是一種單向的線性關系。正如20世紀60年代初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所規定的那樣，大學專業的設置、變更和取消，必須經過教育部批準，學校必須按照教育部制訂或者批準的教學方案、教學計劃組織教學工作；專業設置、教學方案、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要求穩定，不得輕易變動；課程和學科體系的重大改變，必須經過教育部批準等等。我們稱這種嚴格計劃指令性的供給方式為政府控制型。二是改革開放后，政府對高等教育供給方式和管理發生了變化。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1985年在《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當前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關鍵，就是改變政府對高等院校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管理體制，在國家統一的教育方針和計劃的指導下，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加強高等學校同生產、科研和社會其他各個方面的聯系，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這種由政府、高等院校和社會共同形成的三角關系，使得高等教育的供給不僅要接受政府指導，還必須考慮社會的需求。從某種程度來說，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供給方式仍處于由政府控制型向政府指導型過渡。2.社會（私人）部門生產。所謂社會（私人）部門生產，是指政府通過預算或政策安排等某種適當方式將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委托給社會（私人）部門進行生產。因為政府直接生產公共產品并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唯一途徑，而且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正處于不斷變革之中，仍存在很多問題。首先，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樣，盡管我國已步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階段，其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規模已居世界首位，但是相對于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強烈的需求愿望，供給仍顯不足。其次，高等教育大力發展與中央政府財政負擔過重的矛盾，使社會（私人）資本的介入有了可能。第三，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結構不合理，教學內容滯后，不能夠和社會完成對接，使得有效供給越發不足等等。因此，隨著改革的日趨深入，社會（私人）部門涉及高等教育的供給領域已是大勢所趨。這種變化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供給方式向著多元化發展，過去那種單靠政府包辦大學的單一模式已經被打破。現在除國立大學外，還有民辦大學，并且一些國立大學的內部可能會出現相應調整，出現“一校兩制”甚至“一校多制”的現象。此外，投資渠道也是多元化趨勢，據統計，從1998年到2005年，我國高等學校新增加的教育投資，只有20％來自政府，80％來自銀行貸款和社會力量投入。高等教育需要走出去，民辦大學或分校并非如人們想象的不正規，它們均經過了國家審批，其辦學基本條件和基礎管理都經過了專家和教育管理部門的考核和評估。社會（私人）的參與使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更加具有活力，發展非國立高等教育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舉措，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科技素質的重要途徑。當然，由于辦學歷史較短和經驗的不足，這其中還存在著教學和管理上的問題，在硬件和軟件建設上會出現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有待于加強研究和改進。我們應該強調，不論是政府投資還是社會（私人）投資，高等教育的供給主體不能夠簡單孤立開來，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更多的社會（私人）力量的參與，多元化供給能夠滿足我國日益提高的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并能夠促進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