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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信息透明的必要性分析

（一）理論分析

1.政府與民間組織、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是公共治理最大的特點，所以在應對重大危機事件時不僅要發揮政府的權威和服務作用，而且不應局限于政府，應該強調各種社會組織的共同參與。在只依靠政府發揮其行政作用的情況下，政府壟斷全部的權利、資源及關鍵信息，這樣就會使公眾處于被動地位，在政府的不作為之下，公共利益必然會受到損害［3］。

2.作為善治的治理，強調效率、法治、責任的公共服務體系。但是由于我國政府剛剛開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法律、規則和各種政策還都不夠完善，也沒有一套完整的公共服務體系，特別是法治體系。政府部門只能在問題發生后才開始著手建立相關的應急機制，2008年3月安徽阜陽腸道病毒傳染病事件在全社會造成惡劣影響，于是政府出臺了《信息公開條例》，要求相關部門加強信息公開意識，提高信息透明度。但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依然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僅僅停留在制度層面，對信息公開主體的約束不夠權威。

3.治理作為組織網絡的管理，指的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絡。政府作為國家權力的執行機構，應該重視公共利益，同時要重視社會媒體的作用，如果企圖將信息封鎖在政府內部，而在公共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公開信息，那政府就非常被動了。

4.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在尋求問題的解決上存在著界限和責任的模糊性［4］，在重大問題和關鍵的信息的公開上，由于涉及部門多、利益主體廣泛，在現有國情下，政府各部們之間無法形成無縫隙的協同合作，往往會造成責任的推卸和行動的延后，使信息公開不夠透明和及時。

（二）現實原因分析

1.政府轉型不夠徹底，官僚主義現象嚴重。一些政府部門、政府官員出于維護自身形象和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無視公共利益，壟斷、封鎖信息。2003年的SARS事件，2008年的阜陽腸道病毒傳染病事件，地方政府自認為可以將病情控制住，從而將整個事件隱瞞，但是事件的發展并不按照他們的愿望，反而越演越烈，這時地方政府才不得不公布真相。可見，一些政府官員太在乎自己的形象、政績和官運了。

2.缺乏對政府官員嚴格的懲罰措施。一些企圖隱瞞事實的行政官員之所以在輿論風暴中“巋然不動”，是因為輿論和民意還無法從根本上決定其官職的去留。這些官員的選任、提拔和獎懲，還往往掌握在某幾個人甚至某一個人手中，這種任用選拔的程序不夠透明，既不能保證公平、公正、公開，又無法保證干部的品德與能力。一些惡性事件發生后，有關官員的處理彈性很大，有的引咎辭職，而有的只是道歉認錯作為了結。

3.政府信息公開缺乏法律約束及有效的監管機制。盡管中央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便推行政務公開等改革措施，但由于信息公開立法長期缺席，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

二、

政府信息公開是指行政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公開其掌握的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政府信息，并且允許公眾通過查詢、摘錄、閱覽、復制、收聽、觀看、下載等形式充分利用行政機關所掌握的信息的行為與制度［1］。在實踐中，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在逐步發展，信息透明度不斷提高。從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透明度原則要求下政府開始關注信息公開，到2003年的SARS災難使人們看到政府信息公開的緊迫性；從2008年3月安徽阜陽腸道病毒傳染病事件公眾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質疑與不滿，到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我們看到政府正在努力發揮信息公開主體的作用，在保障公民權利、提高行政效率、預防和懲治腐敗、構建和諧社會等方已有很大面改善。但是，我國政府的信息公開仍然存在著形式主義、內容有限、渠道較窄、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問題［2］，亟需解決。

三、提高府信息透明度的有效途徑

（一）完善治理主體

治理主體應該由過去單一的政府行政部門變為由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各方有序參與的合作集體。一方面，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可以為政府制定決策提供有效信息，并且在實際的執行中為政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幫助，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另一方面，多元主體之間可以形成良性的監督和相互制約關系，有利于防止政府部門壟斷資源和信息。

（二）建立健全法制約束機制

治理程序不僅要考慮效率因素，而且要考慮公平、自由、民主和效率并重，更要從管理體制或者運行機制等方面對公共部門進行深層次的改革。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誕生，使得“政府信息公開”這一政治實驗跨越了政府辦事制度改革的層面，上升為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它顯示了打造“陽光政府”和“透明政府”的政治勇氣［5］，但是行政法規制定之后要收到理想的效果，還需要執法部門的嚴格執法和相關行政官員的自律、自省。

（三）建立有效的監督及獎懲機制

治理的方向應當由過去單一的自上而下變為上下左右的互動模式。法律保障公民知情權僅僅是第一步，緊隨其后的就應當是參與權和監督權的擴大與保障。有了政府信息公開、公民參與公共決策，監督政府行為才有制度基礎和實現的可能。利用政府電子政務平臺的有效支持，把只由政府傳達信息，公民被動接收的單向模式變為信息互動、公開透明的雙向模式，從而形成有效的信息傳達機制和監督機制。對于查處的違規現象決不能姑息，要對責任部門及個人進行通報批評以及嚴厲處罰，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四）完善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

治理手段由過去單純強調法治變為重視法治、德治和社會公民自覺自愿的合作相互補充。僅僅依靠政府制定法律加強約束力遠遠不夠，應當利用多種治理手段和工具，如更加重視新聞傳媒的力量，充分發揮其在信息傳達和監督方面的中介和導向作用；同時，也要積極開發新的治理工具，如網絡工具等，加大建設政府門戶網站的力度，增加信息負載量和透明度，打破政府信息封閉的現狀，開始實踐知情、參與、監督等公民權利；此外，還要重視政府新聞發言人群體的崛起，特別是發揮他們在公共危機、突發事件的應對上的宣傳作用，在第一時間讓公民了解政府的態度和反映。

總之，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加強信息透明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只有在先進理論的指導下，在實踐中不斷改進、不斷創新，政府信息才能真正透明化、公開化，使人民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參考文獻：

［1］張秀華.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規范分析［D］.中國政法大學，2006.

［2］路瑤.試論中國政府信息公開［D］.首都師范大學，2007.

［3］徐凌.公共管理職能變化下政府體制創新的若干思考［J］.才智，2008.

［4］魏濤.公共治理理論研究綜述［J］.資料通訊，2006.

［5］楊濤.及時公開信息打造“陽光政府”［J］.觀察與思考，2004，（19）.

論文關鍵詞：政府信息公開公共治理透明度

論文摘要：在行政管理的實踐中，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逐漸完善，信息透明度逐步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官僚作風嚴重，信息公開主體責任不夠明確，缺乏法律約束和有效監管機制與獎懲制度等問題。本文在公共治理理論的視角下，從理論和現實層面分析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解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