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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家悖論制度創新理性選擇服務型政府

論文摘要：諾思的“國家悖論”深刻地闡釋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雙重作用。如何更好地發揮國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抑制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對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具有現實意義。本文闡述了國家悖論、制度創新與個人理性選擇之間的邏輯關系，從微觀的角度來審慎服務型政府的構建，并針對如何構建有效的服務型政府提出幾點建議。

一、國家悖論與制度創新

諾思認為國家具有兩個基本目標：一個目標是界定產權，規定競爭和合作的基本規則，使統治者的所得租金最大化；另一個目標是降低交易成本，使社會的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的收入。問題在于，在統治者(及其團體)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結構同減少交易成本和鼓勵經濟增長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關系。這一基本的二元結構，是社會未能經歷持久的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國家悖論”由此產生，即“國家的存在對于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國家又是人為的經濟衰退的根源。”該悖論反映出政治與經濟的對立：出于統治的需要，一種經濟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卻可能是合理的。

綜觀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確實有一些國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我們不僅要問，在什么樣的制度條件下或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建立實現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制度?答案很明確：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在諾思看來，制度創新是指創新者或創新集團通過制度的調整與變革取得潛在利益的一種活動。制度創新表現為在制度環境相對確定或穩定的條件下，對構成既定制度的次級制度，諸如行政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公司制度等具體的現行制度進行某種改變，并通過法律、法規或社會公認的方式加以確認的行為過程。通常，由于外部收益條件的變換，例如經濟規模、外部性、風險、交易成本的改變，會產生潛在的外部收益，從而誘使人們試圖將這些潛在的外部收益內在化，即轉換成為現實利潤，并尋求收益的最大化。換言之，當獲利動機或能力無法在現行制度結構中實現時，就會導致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但不論屬于何種動機，制度創新只有在凈現值計算為正數，創新改變了潛在的利潤，或者創新成本的降低使新的制度變得合算時，才有可能發生，而創新的實際發生，又有賴于兩個方面的條件：法律或政治上的某些變化影響到制度環境，使利益的再分配成為可能；對收益預期的改變導致人們全面修正關于新的制度安排的收益——成本的評價。但是，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收益的內涵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

在制度創新理論的邏輯里，制度是經濟增長與否的根源，政府則是制度的載體和基本的存在形式，同時是制度創新的經常和基本的主體。但是，由于政府存在統治者和人的雙重身份，存在著角色沖突，并且二者如同個體的“理性人”一樣也是會犯錯誤的，因此，“國家悖論”在根本上是不可解的。然而，制度創新理論是解析“國家悖論”的邏輯終點。其理論邏輯可以表述為：通過制度在產權、國家、意識形態三者之間建立起良性的互動關系，進而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可以在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中不斷界定和明晰產權，從而形成關于創新的激勵機制，降低“搭便車”等機會主義的可能性，降低交易成本，解決制度的不均衡問題，并減少未來的不確定因素，不斷實現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對無效率經濟組織的替換，最終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

二、制度創新與個人的理性選擇

目前，制度經濟學家對制度的定義還存在爭議。按照張五常的說法：一個人的社會是不存在制度的，但只要有兩個人就會有制度的存在。從某種角度可以說，制度既是人類在相互爭奪有限資源的沖突中產生的結果，同時也是人類解決沖突的方法和手段。制度可以簡單地看作激勵和約束兩個方面，例如人類在欲望無限性與資源有限性的沖突面前，發明出一套市場機制，一方面用價格的差異約束人們的欲望，另一方面用利潤動機激勵人們發明創造，開發新的資源，總之是不斷在增長著的供給和需求之間求得某種均衡。可見，激勵與約束兩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激勵，沒有激勵，人就沒有積極性，沒有積極性，一切經濟發展都無從談起。激勵就好比汽車的發動機，汽車要走必須要有發動機。但是僅有發動機汽車照樣也不能開上路，還必須要有剎車裝置。即每個人都要對他的經濟行為產生的后果負責任，也就是說，他要受到約束。我們都知道，諾思的制度分析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論原則是個人主義。因此，制度的形成，只能歸結為個人的理性選擇即個人在約束條件下，經過成本——收益的經濟計算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經濟行為。

不難看出，制度創新的本意就是通過激勵和約束的變革來影響個人可選擇的行為集合與決策方向，左右成本——收益的經濟計算，進而影響個人的理性選擇。從而，我們就找到了制度創新的微觀理論基礎，其可操作的工具就是激勵與約束，在這里需要遵守兩個原則：1．激勵與約束中承諾的可信性原則；2．在制度安排中要把握權、責、利的匹配均等化原則。

三、政府職能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我國先后于1982、1988、1993和1998年進行了4次大的政府機構改革，在協調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規范政府職能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制約和宏觀環境的限制，政府管理體制仍有較強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烙印，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適應。鑒于此，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這表明，我國的政府職能正在由原先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服務型政府的特點：

(一)服務型政府是法治的政府

如果政府強大到足以保證游戲規則得以實施，它也就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不惜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為代價來實現它自己的目標。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強大但受到約束的政府。法治正是通過預先制定的規則來劃分政府和個人的權利范圍，建立決策和解決糾紛的程序，使政府受到約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相信自己的產權會受到政府較好的保護，相信游戲規則的公平性并易于形成穩定的預期收益，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法治造就了一個有限與有效的政府。

(二)服務型政府是服務的政府

我國之所以要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是基于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太多的管制不僅大大增加了經濟人在逐利的過程中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大量的資源用于非生產性活動，為腐敗的盛行大開方便之門，從而有損于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實現。服務型政府正是基于與民讓利、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凡是能由市場去做的就讓市場去做，努力當好“守夜人”與“裁判員”的角色。當然，服務型政府并不排除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和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三)服務型政府是民本的政府

我國立黨、施政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樣體現著民本的思想，即人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以富民為目標。故而，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模式就是以民為本，為人民提供公共產品，為人民搞好公共服務，讓人民富裕起來，以富民為目標。這說明了我國不是單一追求經濟增長，而是把人民的衣食住行放在第一位。四、從微觀的角度談服務型政府的構建

綜上所述，從國家悖論到制度創新，從制度創新再到個人的理性選擇，我們找到了一條邏輯鏈條，其核心就是激勵和約束。而激勵和約束的對象只能是單個活生生的人，有著自私、理性、機會主義的行為假定。我們不能只從制度創新的角度泛泛地來談服務型政府的構建，而應該更深層次地探求其微觀層面的可行性。

政府決策集團和政府公務員作為經濟人，在其向政府出賣勞動力的同時要求最大限度實現自身的勞動力價值，這在市場經濟下具有合理性。我們不能要求政府公務員只拿工人的平均工資，更不能要求政府決策集團只做“無私奉獻”，不考慮他們的勞動力價值。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并立足于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才能把由此產生的“國家悖論”的表現控制在最低限度。這里我們從激勵和約束政府決策集團和政府公務員的角度來分析如何構建服務型政府：

(一)適當地拉開收入分配差距，使公務員的報酬與普通工人的工資形成較大的差距

即使短期內無法實現高薪養廉，也要使公務員的工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增加公務員尋租、設租的機會成本，使其不愿意丟掉公務員飯碗。并且，在勞動力市場上使公務員成為人人羨慕的職業。

(二)取締大大小小不合理的收費和管制，實行社會公開競標的方式進行政府采購，并使政府決策集團的職務消費全部貨幣化、市場化，從根源上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決策集團腐敗的可能性

同時加大法律的執行力度和懲罰力度，打消政府決策集團和政府公務員腐敗時所抱有的僥幸心理。

(三)給報紙、電視等新聞傳媒機構以獨立的監督權，建立政府決策項目的預告制度和重大事項的社會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在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基礎上的政策聽證制度增加政府執政的透明度，并大力構建民眾與政府間的溝通機制與監督激勵規則，給監督者以強有力的物質、精神激勵和法律保障，使政府機構真正實現陽光執政。

(四)建立可進可出、有獎有罰、能上能下的合理的用人制度，打破鐵飯碗與論資排輩的陋習

當前國家公務員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進入的門檻，吸收了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同時也對政府機構的臃腫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而退出機制和升遷機制的設立，又使服務態度惡劣的公務員被辭退，使工作能力強的公務員得到升遷，進而從根本上提高政府公務員的服務態度。

(五)在一些地方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逐步推行直接普選制度來組建各級政府的決策集團，加快民主化進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絕黨內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的情況，使政府決策集團和政府公務員真正懂得“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的道理，在心中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

(六)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發展的不穩定期，必須盡快廢除以GDP為價值取向的政府業績評價體系，糾正那種見物而不見人的片面發展觀

盡快按照服務型政府的要求，建立以服務質量和社會公眾需求的滿足為價值取向的政府業績評價體系。與此同時，建立科學的行政問責機制，追究政府行政機關和官員在公共服務職能方面失職的責任。

(七)以“三個代表”的深入貫徹來限制政府公務員的自利行為諾思的意識形態理論認為：“當個人深信一個制度是非正義的時候，為試圖改變這種制度結構，他們有可能忽略對個人利益的斤斤計較。當個人深信習俗、規則和法律是正當的時候，他們也會服從于它們。變遷與穩定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并以此來解釋新古典理論的個人主義理性計算所產生的這些偏差。”換言之，人類社會強有力的道德倫理法則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