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公共管理學科發展軌跡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國外公共管理學科發展軌跡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自2000年成立首批公共管理碩士學位(MPA)授予點以來，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十分迅猛。理論準備的不足、師資的匱乏和社會需求的壓力，使得業界的許多學術同仁開始認真關注國外經驗，大力度地向外學習。在這個過程中，認真學習思考者有之，拿來就用者有之，斷章取義、自由發揮并自成體系者有之，反對學習、強調中國的本土特點者也有之，甚是熱鬧。
無獨有偶，這個向外學習的過程，也曾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眾所周知，美國的公共管理學并不是美國土生土長的現象，而是舶來品。在十九世紀末，美國進行了一場以“進步、改革、科學和良好的生活”為口號的進步運動，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遠渡重洋，到比較發達的德國學習。要不要學習以德國為代表的先進的歐洲，在美國國內也引起了爭論。后成為美國總統、但當時還是一位青年學者的威爾遜發表了后來流傳甚廣的《行政學研究》，中間的一些論述，至今還能給我們一些啟迪。
在分析學習心理的時候，他說到，“我知道，在我們一些愛國意識很強的同胞的腦海里，總有一種莫名的恐懼，認為：學習歐洲經驗是否就在承認一些外國的方法要比我們美國的方法好呢？我們理解這種心理……(但是)如果我們只與我們自己相比，我們怎么能夠知道我們到底有哪些東西是好的、優秀的，而哪些東西是不夠好的、不夠優秀的呢？這樣想來，可能還是用一些新的學習方法比較好”。［1］
在學什么的問題上，威爾遜也是有過認真思考的。他先是從理論上做宏觀分析，探討國家治理的走向。他說道，現代政府的成長和發展一般有三個階段：第一是絕對統治階段。在這一階段，統治的地位和權力是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第二是憲政階段。人們通過以大眾為中心的方式來制定憲法，用以替代統治者至高無上和不受挑戰的權力地位，但在這一制憲過程中，民主政治的運作往往忽略了管理的重要性；第三是管理階段。有了通過大眾制定的憲制后，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公民們開始發展和建立憲政體制下的管理體系，提高管理效率。［2］他還認為，英美的政治歷史是一部擅長立法監督、擅長立法和政治批評而不擅長政府管理和組織發展的歷史，所以，“我們現在是到了必須要認真研究管理和創新以彌補政府長期治憲有余而管理不足的時候了”。［3］
威爾遜的這些話和理論分析，從思維方式、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和學習目的等幾個方面認真討論了美國為什么要學習當時管理技術比較發達的德國，學習它的什么地方，美國自身的優缺點在什么地方等等。他也很好地處理了國民在對外學習方面心理上不服輸的問題，就事論事，認真分析，注重技巧，明確學習目標，這對一些墨守陳規的人，或不分青紅皂白盲目追隨的人，或斷章取義、不求甚解的人，或激進和沒有耐心的人，都是很好的啟示。
二、中美兩國的可比較性
中美兩國是否有可比較性？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它們的比較性可概括為如下的幾個方面：
首先，兩國都是國土面積超過九百萬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國，人口眾多，市場巨大，多民族共存，地域、文化差異大，經濟發展不平衡。人民的性格特點中擁有大文化共有的開放、驕傲、追求新奇和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大文化開放的特質使得他們的好奇心和包容性相對較強。個人主義的傾向，一是自我意識強的體現，二是出于個體對龐大的主體的無奈。另外，個體意識也是許多原創力的依存點。在全球競爭激烈、鼓勵創新思維的今天，如何在群體環境下最大地發揮個體原創力，是國家管理中的重要課題。在組織行為的實證研究中，組織的大小永遠是一個有意義的變量。中國可以從許多發達的中小國家和地區學到不少的發展經驗和管理技能，但從“大”有“大”的難處或“大”有“大”的優勢這個特定的角度，發達的大國的經驗就值得特別重視。他們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區域與區域、國家與個人、中央領導與平民百姓之間的關系，維護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地方特點的和諧社會，這對同是泱泱大國的中國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啟發。
中美兩國之間另一個重要的相似點是，兩國都是事實上的精英決策國家，政治和知識精英在兩國的重大決策中都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美國的民主政治，保障了社會上的知識精英最大限度地參與國家的治理；而中國自古就有開科取士、從民間選才的傳統。特別是，中國在近代接受了科學民主的思想后，越來越向知識和科學治國的方向發展，在人才使用方面與發達西方國家的區別在日趨縮小。
1996年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后，在沒有采用美國的稅收體制、管理格局和政府企業關系的前提下，貧富懸殊迅速攀升到美國的水平，進而在這一水平徘徊，暗示著一些深層次的規模經濟在尋求發展動力時結構方面的內在必然性。
在資源上，兩國都有豐富的礦產、森林、水利和山脈河流，但誰的也不夠用。據探明的儲量，地球上的石化能源，到2050年就會消耗耛盡，因而，尋找替代能源、追求可持續性發展，也是兩國的共同之處。說起來，美國的可耕地面積是中國的五倍，但她在農林業的從業率在2004年的時候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一弱，說明土地本身不是關鍵問題。再者，由于領土遼闊，地區差異大，美國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只要看她的聯邦危機管理局每年必須面對的自然災害（森林大火、水災、颶風、地震、海洋風暴等等）和花在賑災上的金錢，就知道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美國也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
深究兩國的相似點，莫過于人性的相似。美國著名的公共管理學者古立克在他年近百歲的時候寫道，管理的挑戰之處莫過于對人的管理。人是一種有七情六欲的多變的生物體，他們為榮譽而競爭，為利益而侵奪，為愛情而犧牲。［4］除非能夠證明東方與西方人的七情六欲是不同的，人們很難證明東西方人在對生命的訴求上有本質的區別。
除去本質的東西，由于中美兩國的領導集團在不同的歷史關口做出過不同的選擇，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導致了兩國現階段的差距。中國與美國相比，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大概就是最大的不同所在。如果我們認真審視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和政策環境，就會發現它與一百年前的美國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大量工廠的出現，極其迅速的城市化，暴富的個人，不成熟的市場，激烈的勞資糾紛，公有企業的私營化，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反壟斷法案的形成，市場條件下的國家金融管理架構的形成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兩國之間的可比性和可相互借鑒性，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
三、美國的公共管理歷程
美國的公共管理歷程，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1）從殖民時代到1860年內戰前；（2）現代工業的迅速發展期，也就是美國的工業化階段（1860-1929）；（3)大政府時期(1929-2000)。
從殖民時代到1860年的美國內戰前，美國基本遵從亞當·斯密的放任市場理念，反對大政府，政府對市場干預有限。漢密爾頓任財長時勉強通過了鼓勵和保護民族工業的報告(ReportontheEncouragementandProtectionofManufacturersin1791)，政府支持了少量建設項目，但對鐵路和銀行有所有權的現象很普遍。在19世紀30年代末，一些公司經營不善，使政府必須用稅收來為這些公私合營的公司付債，激起公憤，不得不將其私有化。同時，一些著名的司法案例開始強調公民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不受政治決策、企業的商業利益或金錢力量的侵犯，開始創建個人和公共利益的空間，樹立司法尊嚴。比如，在達爾茂斯學院對伍德案中，法院判州政府不得將屬于學校的記錄和標志回收，因為學校的憲章認定了他們歸屬學校。在著名的查理士河大橋與華倫布里奇橋（CharlesRiverBridgevWarrenBridge，1837）一案中，私營的查里斯公司基于原來與政府的合同，要麻州立法機構禁止華倫公司再建新橋，影響他們贏利。而最高法院則判定任何立法都不得以犧牲現有的公共利益為代價，此案例建立了在牽涉到公眾的經濟活動中公共利益（社區利益）優先的原則。
美國的工業化階段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大工廠制度的形成，邊疆無限制拓展空間的結束，極其迅速的城市化，市場條件下的國家金融管理架構的形成，公司與高校的合作，管理的職業化等等。這一時期政府政策的重點在回應新形成的公司經濟，支持大規模的鐵路、交通、城市基礎建設；注重工人的工資條件、工作保障、食品安全；通過反托拉斯法、銀行交易法和洲際商業貿易法，反對地區貿易壁壘等等。
20世紀30年代大規模的經濟危機是放任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美國從工業化、產業化走向了金融資本化的大兼并，政府金融管制的滯后使大規模經濟危機一發而不可收。金融危機的教訓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勝利，政府必須通過利息、金融手段調控宏觀經濟，創造就業的理論被接受和成為了主導經濟政策的理論工具。同時，百日立法（NewDeal，也是我們常說的羅斯福新政）奠定了以后幾十年的大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思想基礎。社會保障、退休金、失業救濟、社會福利、銀行保險等等都是這一時期政府工作的中心。法律上，政府的規制被普遍接受，至此，美國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干預就形成了。
達爾和林德布羅姆在他們的名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福利》中談到人類如何能夠通過知識理性和社會手段將自己的目的——對自由的追求——最大化時說，人類在追求自由和自身解放的過程中，有過三次大的知識運動：一次叫做文藝復興。通過文藝復興，人們重新發現了自己，樹立了自己能夠用自己的能力（觀察和理性）來控制和改造環境的信心；一次叫做自由主義，它包含兩個內容：用民主的方法來理性控制政府行為和用傳統的資本主義的方法來控制經濟活動；再一次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它認為，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理性控制可以通過將經濟活動政府管理化的途徑得到極大的加強。［5］這樣的論述，事實上是西方傳統中的小政府思想的終結。雖然20世紀80年代后由于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改革，小政府的思想又卷土重來，但無論如何再也跳不出達爾和林德布羅姆所描述的第三次運動所形成的現實格局了。因為，小政府思想追求的是放任自由的市場方法，也就是用互惠的價格市場，達到平等和自由。當價格被大工業和金融寡頭操縱時，市場對公眾利益的威脅就絲毫不會小于政府。因而，為了將自由最大化，人們必須用科學和理性的杠桿，不僅對政府實行監督，也要對市場進行監督。這也就是達爾和林德布羅姆所說的經濟活動需要被科學地政府化。在違反這一重要思路時人們看到的只會是自由、公正和生命權利的被踐踏。
從公共管理學科的視角來看，美國公共管理的實踐分期還可以分得再細一些。可簡單描述為：建國時期杰弗遜的小政府與漢密爾頓的干預政府之爭奠定了美國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思想博弈的基礎；進步運動中的人事改革使美國從腐敗中重生；科學管理提高了企業和政府的運作效率；人際關系學派將美國帶入注重人力資源的軌道；新政拯救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形成了現代混合經濟的格局；偉大社會運動奠定了民權運動的基石，開始了模范城市的建設和城市反貧困運動；里根革命對新政以來大政府的反思和在全球范圍內掀起的私有化、分權化熱潮，逼迫政府工作探尋新的途徑；克林頓重塑政府的改革給美國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布什雜亂無序的政府市場化改革以及新公共服務、網絡合作管理和新治理學派的興起。每一個這樣的歷史時期，都有一批代表性學者，通過著作或描述，勾畫出不同的時代特點。在20世紀90年代初，藍與羅森布羅姆發表在美國公共管理評論的一篇短文十分精練地總結了到那時為止美國公共管理發展的理論淵源和基本趨勢，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引用。［6］這些理論工作，與美國公共管理的實踐改革基本相配，在不同的階段，分別起到了設計改革、推動改革、解釋改革和協助改革探求新路的功能。這一軌跡，也描繪出美國的公共管理不是一成不變的，自建國以來一直是在改革中前進。
四、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特點
在美國的發展過程中，公共管理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公共管理學科的產生和發展，也隨著社會發展需要的脈搏跳動。在建國初年，大多數人對公共管理認識不足，國家的發展過程出現了不少挫折。19世紀末經濟發展的無序和政府腐敗現象的愈演愈烈，導致了科學、改革和進步運動的展開，人們開始認識到培養有公共服務的職業道德精神、懂得用科學的方法來領導和管理公共事務的專門人才的重要性。
公共管理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將管理從混亂和狹隘經驗主義的現狀中解救出來，使之建立在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知識之上。最早倡導管理訓練的學者之一伍德羅·威爾遜就說過，公共管理的學習與研究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幫助揭示什么事情是政府可以做并且做得好的，再就是尋找能夠將這些政府該做的事以最大的效率和最少的經費和精力來做好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來說，公共管理研究要追求的就是懂得科學管理、能夠提高效益的專門人才。美國錫拉丘茲大學的麥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是盛名卓著也是公認的美國最早的公共管理學院，1924年它的院志上專門有一段描述辦學動因的話：“至少，現在人們開始認識到政府工作需要專門人才這一事實，象企業管理需要專門人才、政治民主需要專門人才一樣。……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認為，一個民眾的政府里不需要專家……現在，即使是在美國這一傳統思想延續時間最久的國家，這一傳統概念也壽終正寢了。”［7］。這一段話，是美國早期公共管理學院建立時強調培養政府工作管理專家的一個重要理念。因而，大學開設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為公民社會的管理培養專職的優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們能夠智慧地與公眾打交道和在現代公共組織中有效工作——不論是在地方、州、還是中央政府”。［8］
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是對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推崇，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公共服務”的理念。公共管理辦學和培養人才的目的在于要為公眾服務，捍衛和提倡公共利益，不追求不該得到的私利。關于公共利益的定義可以多種多樣，但至少有一點，它一定存在，而不象一些公共選擇學派的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只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總和。著名的雅典誓言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思想，而這一思想受到了麥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極大重視，被鐫刻在學院的墻壁上：“我們將永遠不會因為我們的不誠實或懦弱讓我們的城市蒙羞。我們將為我們城市的理念和神圣的東西而奮斗，不論是和集體一起還是單打獨斗。我們將尊崇和服從城市的法則，我們也將盡我們的努力使那些身居權力高位、很容易踐踏或忽略這些神圣理想和事物的人們對這些理想和事物保持與我們一樣的崇敬和尊重。我們會不斷地努力，加快公眾的公民責任感。這樣，我們可以將我們這座不僅不會更差、而且會更偉大和更美麗的城市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這一誓言，提倡一種城市利益高于個體利益的文化，認為有高于個人私利的理想準則和法律準繩存在，值得個人為之奮斗與獻身。美國很多城市在市長就職宣誓時使用的就是這一誓言。
公共管理另一個重要的價值觀念就是強調公共服務的實踐性。公共管理學科于上個世紀70年代在美國大學迅速發展，其原因就在于它與管理實踐的緊密結合。研究政治理論出身但不滿于理論本身的局限性進而成為公共管理學科泰斗級人物的沃爾多曾毫不客氣地指出，傳統政治學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因為它逐漸遠離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而熱衷于追求建立科學模型。“政治科學開始傾向注重有趣但不會有什么結果或能夠量化但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或更有甚者，將精力放在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上。因為，政治科學不可能完全與物理學相比”。［9］他批評了當時一些見樹不見林的學術方法和思想，同時也強調了公共管理學科區別于傳統人文和社會學科的重要價值理念，那就是，公共管理科學是注重社會實踐的現代學科。
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政策研究和教育目標都有很強的社會實踐性。在美國，許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勵教師和學生通過做項目參與社會實踐，或到政府掛職，或鼓勵邊工作邊學習的學生結合工作實際寫策論，還聘請在管理崗位上的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為學生開課。一些院校還打破學術傳統，開始招聘有豐富管理實踐經驗的實踐教授（ProfessorofPractice）,以加強對學生的實踐認知力和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懷特所寫的公認為第一本公共管理教科書［10］就屬于這一類學術價值不算強但面對政府工作實際、具有重要實踐指導意義的書。如何計算這類書的價值，在美國的學術評審過程中，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但公共管理中注重實踐的這一價值理念，卻在與傳統的學術評估方法的博弈中頑強地延續了下來。
到目前為止，根據彼德森大學指南，美國有312個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個重公共管理方向，81個有公共政策方向。在250個參與了美國公共管理與政策院系協會的2003年調查的院系中，有26，000名在校MPA學生（總數超過30，000），年畢業數近半，其中，男生占45%，女生占55%；有2，500名在校博士生，畢業博士生為231名。美國的公共管理院系在學術方向上與傳統政治系的關系，可類比為物理系與工程系或經濟院系與企業管理院系之間的關系，因而，一方面它不被傳統學科完全接受，另一方面他們成長快，畢業生就業率和就業工資水平要高于傳統系科的畢業生。［11］同時，有趣的是，到90年代中后期，美國大多數政治學科非常強勢的名校依然沒有公共管理專業的博士方向，說明傳統學科轉型的難度。［12］
綜上所述，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原則和傳統有三大重要理念：培養專業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務精神(publicservice)，強調實踐和操作(practice)。同樣的道理，美國社會近百年來的迅速發展，得益于他們注重實踐的工程和管理教育，以及從事這些教育的星羅棋布的大規模的公立大學。
筆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做過一個美國六十多所授予公共管理博士學位的院系的公共管理課程覆蓋統計。在通讀所有的課程表之后，選出了十七所有代表性的院系作進一步分析，以便了解他們課程的重點在什么地方。這些學校有的是傳統名校，有的是大型公立大學，有的是公立大學中的分校，但在美國公共管理學界都是可圈可點有相當知名度的學校，有相當的歷史和研究力量，對地方公共管理培養人才方面做出過重要貢獻。
筆者和一位博士生助理將他們所有的課程名稱和簡介匯集起來，共有近千門課，在作了編碼、輸入計算機做頻率分布分析后發現，公共管理學科最重要的課程包括公共管理的理論、操作、組織行為和領導力培養（85門課，平均每個院系有5門），政治法律制度介紹（55，平均3門），地方政府和經濟發展（51，平均3門），三類課可歸納為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基礎課，加起來有191門，算重頭課。與公共政策相關的課也很多（173門），包括一般政策和政策專題，其余依次有預算與財政（103），研究方法（97），經濟分析（74），健康與人力資源服務（72），公共住房（72），安全和外交事務（57），勞動關系（50），發展管理（50），計算機信息系統（40），政治與媒體（40），理論與歷史（34）。其余就是各個專題的課程，基本對應當時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部門所有的功能。有些院系很大，課程很雜，如哈佛的肯尼迪學院，一個學院就有170多門課。
當然，這些數字并不能說明更多的深層次問題，但這個簡單的分析基本描繪出了美國公共管理教育的輪廓。總數到34門以前的屬大家認可的公共課程，也可被認為是核心課程，其余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根據所在地的需要、生源和就業機會等開設。所以說，公共管理院系為政府工作培養人才，才藝多樣，但擁有共同的核心。傳統院系講究學科邊界，而公共管理學科講究學科核心。強大的核心知識，將不同學科的成就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可操作的知識場群。所以說，公共管理院系是否成功，不在于他是否課程雜，而在于它這些課程是否凝聚在共有的知識核心周圍，服務于共有的核心理念。
五、美國公共管理學科的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迪
美國的公共管理學科，在美國的國家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除了為政府和非營利部門培養和輸送了大批的人才之外，比較凸顯的貢獻有：（1）公共管理誕生于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提倡公共事務管理的專業化、職業化和科學化，反對腐敗，注重工作效益。美國的國家管理正是如此走上現代化管理道路的。（2）公共管理幫助科學設計了政府職能、人事制度和財政制度，強調工作效率和責權相配原則，用科學管理的理論設計白宮總統辦公室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配置，幫助地方政府從傳統結構向現代的市政議會－經理人的結構轉型就是典型的例證。（3）公共管理借鑒現代人文思想和人力資源理論，豐富和充實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民主參與、公民意識、員工激勵、組織行為和領導功能等等，都是現代公共管理的座右銘。（4）用科學的理念、數據收集和分析、決策研究等先進的方法推動了公共事業的發展，支持了公共決策和政府業績評估。（5）豐富了現代法規法制體系及其執行力度。（6）建立了地方政府工作標桿，打造了新型地方治理文化，推動了現代化市鎮管理的進步。（7）為推動政府創新改革不斷提供理論依據和政府工作反思，近來的重塑政府改革、業績評估改革、分權改革、網絡治理、公私部門協作等就是這方面的嘗試。
當然，過去百年的歷程，也暴露出這一學科許多還需繼續改進的地方。如：學科在發展過程中各流派涌入，有相當長的時期陷于追尋學科核心的混亂之中，人多、熱鬧，但卻不知自己是什么，原因也是學科在社會需要時發展太快，從各個學科網羅人才，而新進的人才還在依戀往日的情懷，對這一新學科的認同感不強、對其挑戰性和社會意義認識不夠，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熏陶和學習才入行。還有，公共管理學科在制定學科使命的時候，強調了操作和執行效率，而忽略了宏觀發展方向，只重術，忽略了道；對行政部門的關注有余，對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工作關注不足。學科中不少優秀的學者，精力集中在政策細節上，而忽略了政策的宏觀方向和制度因素，在近年來一些大的改革浪潮中沒有象它在歷史上那樣起到引領潮流的作用，只是跟在后面修修補補。再者，由于學科大量從外部引進人才，忽略了自身研究力量的培養，研究方法在使用上系統性不強。加上學科偏重實踐，基礎研究工作滯后，是學科深入發展和繼續強盛的內傷。還有一條重要的經驗是公共管理學科的領導人在強調公共服務的過程中，忽略了對資源優勢的重要性的認識。一方面，這是由于西方國家的民眾有很強的反政府的政治文化，不愿意公共管理力量過大；另一方面，這也與公共管理學科領導人的認識有關。公共管理的基本口號是，用最少的資源，辦最多最好的事，但在現代高科技、高復雜度、大規模的公共事業的管理條件下，高資源和高影響力也是成功的公共管理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效果，而不僅僅是效率，應該同為公共管理訓練的重要考量。
中國的公共管理在近年來大踏步發展，在學科建設上做出了可圈可點的成績。在實踐方面，中國的公共管理也可以作一個大概的分期。從1949至1978年,可以叫做探索時期，領導集體在不斷尋求現代治理的方法和模式；從1978年至1996年,初始的改革，農村開放搞活，解決吃飯問題。1996年后，中國才認真開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改造，公共管理的重要性在社會轉型、產業升級、制度變遷的過程開始顯現出來。人們對“公共管理”這個學科的認識，也經歷了從理解為是后勤服務到認為是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與公共治理這樣一個過程。這一軌跡，顯示了中國公共管理從傳統意識走向現代意識的過程，它發展迅速，而且加速度很強，需要理論工作者認真思考和規劃，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彎路。
從美國的成敗兩方面的經驗來看，中國公共管理的學科發展不應忽略如下幾個原則：
（1）通過科研思辨和相關人才的培養，建立牢固和堅實的學科知識核心和學科認同感，并建設認同這些核心知識的學術工作團隊，發揚和推廣這一核心。
（2）樹立雄心壯志、遠大目標，為中國現代化改革培養中堅力量。公共管理的目標就是甄別、追求和維護公共利益，達到高層次的現代治理。美國的公共管理注重官僚技術人員的培養，忽略了宏觀理論的訓練，使畢業生的發展受到一定的局限。古立克在他98歲時回顧一個世紀來美國公共管理的發展軌跡時也提到公共管理的學科訓練，在科學與藝術和管理與政治之間的平衡做得不夠。［13］
（3）公共管理學科也需要維護和發揚光大自己的“公共服務”、“注重實踐”和追求科學和專業知識的傳統精神。這就需要追求學習和研究方法的完美。
（4）美國的公共管理學科對地方管理和發展的貢獻很大，在許多地方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很多地方的財政官員、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都是公共管理院校的畢業生。事實上，美國高等院校對地方發展的影響力不僅僅表現在公共管理學科，許多過去的“土地配置大學”（LandGrantUniversity），在設計思想上就是為地方服務的。美國著名的西北大學，建校時是為當地的鍋爐廠服務的；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為英特爾公司在本州近萬人的科研生產線培養的高技術人才，包括科研攻關的博士，超過公司從全國名校如哈佛、斯坦福等大學吸納人才的總和，這些都是教育服務于地方，又與地方共同發展壯大的生動事例。美國的鳳凰城歷年被評為美國管理最優秀的城市，她的六個市政經理，五個有公共管理的碩士學位。可見，其成績并非來自偶然。
［參考文獻］
［1］［2］［3］Wilson,Woodrow.TheStudyofPublicAdministration［A］.InClassicsofPublicAdministration［C］.Shafritz,JayM.andHydeAlbertC.(eds.).TheDorseyPress.198723－24,14,16
［4］Luther,GulickJ..ReflectionsonPublicAdministration：PastandFuture［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90Vol.50,No.6，599-603.
［5］RobertA.DahlandCharlesE.LindblomPolitics,Economics,andWelfare:PlanningandPolitico-EconomicSystemsResolvedintoBasicSocialProcesses［M］PublisherNewYork,Harper，1953
［6］Lan,ZhiyongandRosenbloom,David.PublicAdministrationinTransition［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92Vol.52,No.6.November/December,57.
［7］［8］BulletinBoardofSyracuseUniversity,1924
［9］Waldo,Dwight.TheEnterpriseofPublicAdministration:ASummaryView［M］Novato,Calif.:Chandler&SharpPublishers1980
［10］White,LeonardWhite.IntroductiontotheStudyofPublicAdministration［M］.N.Y.: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1926
［11］［12］Wise,LoisRecascinoTakingStock:EvidenceabouttheStandingofPublicAdministrationinAcademia［J］.JournalofPublicAffairsEducation;1999Vol.5No.2，145-55
［13］Luther,GulickJ.ReflectionsonPublicAdministration,PastandFuture.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Vo.50,No.6.,1990599-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