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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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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補償

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核心、最困難的部分,它涉及經濟結

構轉換、所有制結構轉變、國有經濟與市場化、國際化的外部環境協調等經濟問

題;涉及四十年來國有企業的歷史債務、企業與社會合一、三千萬老工人的基本

生活保障等社會問題;也涉及我國工人階級地位、改革性質與社會穩定等政治問

題。正因為如此,我國改革采取了所謂“漸進改革”的形式,避開了國有企業改

革的難點,而首先從發展非國有企業開始,這就使得改革初期收益較大而成本較

小,全社會呈現出穩定和繁榮。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上述改革的核心問題可以自

動解決。18年來的改革,只不過給深層次的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一

種“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環境而已。本文探討的問題是:如何認識我國國有企

業改革的趨勢及其社會后果?如何認識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工人階級地位的變化

?如何以對老工人的補償為契機,協調國有企業改革與社會保障制度的關系;協

調現實改革與歷史債務的關系,協調經濟改革與社會政治改革的關系;協調改革

、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協調企業家、政府與工人的關系;協調市場化導向改革與

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在客觀認識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劃分部分國有資

產于養老基金會的建議。

一、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趨勢

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根本缺陷,是其競爭性部分難以適應計劃經濟式的

行政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一個預見,就是在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國際化過程中

,占國有企業70%左右的競爭性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國有企業,將演變成為市

場經濟主體,并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為利潤而生產。第二個預見是,我國經濟改

革雖然已經進入新階段,但是仍然具有中國漸進改革特點的轉變方式,除一部分

虧損企業采取拍賣、兼并、破產等形式,公開地演變成市場經濟主體之外,大部

分仍會采取隱蔽性的轉移方式,這就是國有企業的繼續流失并產生“空殼化”和

“個體化”。

蘇聯式的公開地從所有權方面進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在中國受到嚴厲的批

判而不可能實現。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一個現實,就是前蘇聯東歐的原計劃經濟的

掌權者,很大一部分在私有化以后,仍然掌握著很大一部分企業。“私有化”以

平分國有企業股票為開始,以少數人掌握大部分財富包括原國有企業財富而告終

。而這少數人,相當一部分就是原來計劃經濟中的掌握權力的人。他們的權力在

計劃經濟下受到權力系統本身的制約,即所謂“經營者和管理者缺乏自主權”,

而在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包括各種經營的經驗、渠道

、社會關系、技術管理的訣竅,都在一個不規范的、半計劃經濟半市場經濟中與

資本相結合,充分顯示了其“金錢價值”,即使社會法制健全,原計劃經濟官僚

無法行使物權,但憑借其原來積累起來的對信息和渠道的壟斷:也足已使得他們

在市場經濟初期占據優勢。國外經濟學家把“信息不完全性”,作為衡量市場經

濟完善與否的主要標準之一,而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的經濟信息是掌握在政府經

濟主管部門手里的,政府經濟官員和國有企業經營者,完全可以在國有企業市場

化改革中,利用信息資源、權力資源和其它社會關系資源,把國有資產以各種形

式轉化到自己手里,或控制在自己手里。國外社會學家也研究了這種現象,并把

這種由計劃經濟下的掌權者轉化為市場中的經濟者甚至所有者的現象,稱為“精

英的連續性”(孫立平,1996)。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拒絕走蘇聯式公開

私有化的道路,但并不能避免這種“精英連續性”的規律。只不過我們一直對改

革抱有一種理想化和教條主義的態度,不肯正視現實而已。于是這種“精英連續

性”的規律,就以被批判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

1.尋租理論。少數人在市場經濟中利用權力制造壟斷,向政府尋求優惠政

策,獲取超額利潤即“租金”。在我國,1992年這種“租金”即達到6000億

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0%之多。(吳敬璉,榮敬本等,1995)

2.國有企業的“空殼化”。第一,缺乏資本注入的“無本經營”,占國有

企業三分之一;第二,經營者將有效資本外移,把不良債權和債務留在原企業,

稱為“大船擱淺,小船逃生”,占目前國有企業困難因素的15%左右;第三,

企業資本金已經在經營不善中消蝕,現有資產依賴于負債形成,并繼續使用這種

資產進行抵押貸款,轉嫁風險,估計目前國有企業中有10%屬于此類情況,在

國有銀行中全部債權占15%。第四,進一步的“造殼運動”,借錢作為注冊資

金,大量成立公司轉移國有資產,掌握項目套取他人資金,虛設合資企業獲取優

惠等等。(房漢廷,1996.7《經濟日報》)

3.國有資產流失,改革以來已經流失5000億元,平均每天流失一億,這是

國有資產管理局局長張佑才1995年在經濟日報上公開指出的。

4.權錢結合,權力資本等。筆者把國有企業未來這種發展的可能性稱為“

國有資產經營者行為個體化”:在國有企業所有權不變的條件下,各級政府官員

參與和支持下的國有企業經營者,可以通過合資、股份制等手段,逃避所有者的

監督,實際控制這些合資和股份企業,然后通過價格轉移,將原國有企業的利潤

轉移過來,成為其個人實際控制的企業。

上述現象已經受到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問題在于,并沒有有力的手段能夠

控制其發生。企業改革的深入,不但沒有防止,反而加速了上述現象的發生。承

包制的負盈不負虧,銀行與金融機構參與股票和期貨買賣等于使用居民存款賭博

,股份制以國有企業互相摻股,不僅可擺脫自己原主管部門的控制,也同時擺脫

了所有者的控制,因為國有企業的股東很難有效控制股份制企業的經營者。另一

方面,對于以防止流失為目的的監控和管理的強化,除了再成立一些新的管理部

門以外,未必有真正的效果。以銀行優惠貸款去支持國有企業,只能治標不能治

本,而且會妨礙國有銀行改革,并加劇通貨膨脹。

特別要說明的是,本文對于上述競爭性國有企業將加速流失和失控的預計,

雖然在價值判斷方面具有強烈的批判態度,但是作為經濟學研究,首先需要的是

一個實證的態度。筆者估計,在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的方針下,競爭性國有資

產可能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演變成另外一種形態,所有者將被架空,經營者將

掌握實際控制權力,并且通過價格轉移制造虧損,使得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更加擴

大,除非停止國有企業改革,否則無法從根本上防止這種現象。而停止改革,收

回18年來的改革成果,成本更高,并且會受到改革以來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我

們只能以上述趨勢為前提、去考慮工人階級地位和補償問題。

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和工人階級地位的特殊性

“國有企業經營者行為個體化”的趨勢,可以看成是我國國有企業“自發性

改革”的一種形式,雖然是一種不理想的形式。可以預計,數年以后,當相當部

分的國有企業被經營者控制并完成價格轉移以后,作為母體的原國有企業會出現

大規模的破產和兼并,政府和銀行不再能夠有效控制其速度。經營者拋掉“國有

企業經理”的外衣,成為另外個合資企業的老板。這種企業形式的演變,如果

說在提高效率方面有效,那么其最嚴重的社會后果,就是促使我國國有企業工人

的失業,從隱性向顯性轉變。

國有企業經營者有權利解雇工人,進行“優化組合”,早已為國家許多法律

和條例所肯定,屬于“經營者自主權”的范圍。但是一直難以推行,不僅是受到

行政干預,而且有社會輿論的壓力,經營者不敢行使.在承包制下,企業經營者

寧肯與工人合作去逃稅、提價,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但是近年來情況正

在變化,少數人暴富已成風氣,腐敗現象日趨嚴重,主張公平的呼聲越來越無力

,計劃經濟的老本基本吃完,內外債急劇增加,中央政府無力繼續承擔改革成本

。受“暴富心理”的影響,越來越多的經營者追求的已經不是平均利潤率,也不

是因技術革新而產生的超額利潤,而是“一夜暴富”.這樣,追求企業效益最大

化,就向“追求經營者個人效益最大化”發展,出現“富了和尚窮了廟”的現象

。目前在理論界和政策研究領域中出現的片面強調效率而忽視公平,鼓吹在國有

企業改革過程中“難免犧牲一代工人”的論調,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可以預見

,未來數年內,經營者的膽子會越來越大,對工人會越來越“狠”,即使企業不

破產,解雇工人也會越來越多。如果“行為個體化”發展到公開化,一個國有企

業就會“一分為二”,由老廠承擔債務和冗員,破產或分離出來,資產和利潤轉

移到新的公司中去,原經營者變為新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完全控制新的公司

,或者索性通過法律歸為其個人財產。此時,數千萬工人由隱性失業變為顯性失

業,將成為中國社會最為嚴重的問題。

以市場經濟一般理論指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在理論上亦犯有教條主義錯誤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絕不僅僅是一般性的失業問題,不是經濟總量問題,

不是簡單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可以解決的。也不同于一般性的“結構性失業”,僅

需要政府進行補助和再培訓就可以的。中國國有企業工人的地位,也不僅僅是一

個政治上強調“工人階級當家做主”,法律上規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企業管理上宣稱“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就可以保障的。我們說,工人階級在國

有企業中有資本權利,也不僅僅是出于憲法上關于全民所有制的規定。任何法律

、政治和思想,只能是現實經濟基礎的反映,而不能創造現實,更不能超越現實

。中國上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整體,按照工齡擁有國有企業總體的產權,

而且是第一產權。這是由我國國有資產形成的特殊歷史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計

劃經濟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從經濟角度甚至從財務上,我們可以準確地進行計

算、這就構成我國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不可動搖的,無可否認的經濟基礎

。早就指出,研究事物,不僅要抓住其一般性,更要抓住其特殊性。可惜

我們在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和工人階級地位這樣重大問題的時候,仍然不能擺脫各

種“土教條”和“洋教條”的影響。在國有資產已經嚴重流失,工人地位受到嚴

重損害的時候,仍舊限于玩弄概念、無謂爭論、空喊口號,看不清問題的實質,

提不出解決的辦法,甚至拒絕有效的解決辦法。

中國的國有企業,實際上不只是企業,而是一個社區,負擔了許多社會功能

(劉世錦,1995)。許多國有企業,退休人員已經超過在職人員,在職的“

冗員”,也達到30%,不解除這部分負擔,無論是哪一種主張,自負盈虧也好

,平等競爭也好,加強管理也好,只能是紙上談兵。問題在于無人承擔這部分“

改革成本”。現代企業制度的設計者,對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會保障制

度”作為一個“已經存在的外部條件”。而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在經過了許

多部分的利益爭奪之后,也只是明確了國家、企業、個人共同負擔的原則。這分

明是“新人新辦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辦法”和新辦法如何銜接的

問題。目前下崗工人越來越多,成為各級政府頭疼的“社會安定”的包袱,被迫

拆東墻補西墻,勉強解決3個月的待業保險金問題。至于醫療和養老金問題,更

無解決辦法。在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無論是自發發展,還是規范進行,都已經

是大勢所趨的前提下,為國有企業解除歷史負擔,已經刻不容緩。這涉及十分關

鍵的實質性問題:在理論上承認工人階級對于國有資產存量最終直接所有權,在

政策上給予其充分的補償,補償者應該是政府,應該從國有資產存量中劃出相應

部分作為抵押建立社會保險,按照工齡給予國有企業工人,以及事業和行政人員

,補償在計劃經濟下被國家財政統一扣除了的“必要勞動的價值”。

非常奇怪的是,關于企業改革的文獻和政策浩如煙海,提出上述問題的卻只

有吳敬璉、張曙光、周小川、劉世錦、溫鐵軍等寥寥數人。如果經濟學家不能或

者不敢提出實質問題,只是使用新名詞唬人,對于數千萬工人的命運漠不關心,

甚至有意無意地唆使政府逃避歷史責任,通過通貨膨脹向居民轉嫁改革成本,幫

助少數腐敗官員和企業經營者瓜分國有資產,甚至瓜分其中的工人養老金,這樣

的“庸俗經濟學”,除了葬送中國的改革和社會穩定,還能有什么用處呢?

三、工人階級在國有企業中的資本權利

某些改革者痛感于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某些經營者急于發財暴富,都把眼睛

盯在所謂“50000億國有資產存量”上,必瓜分完畢以后快。另一些國有資

產的維護者,出于“國家至上,政府至上”的舊觀念,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為名,企圖最大限度地把財富重新收歸政府。兩者都忽視了工人階級在國有企業

中的資本權利。我國30年計劃經濟所積累的8000億國有資產存量,18年

改革以后發展到50000億,就法律概念,最終屬于“全體人民”,是“全體

人民”委托政府管理。政府又分為四級,中央、省、市、縣,每級都有所屬企業

。“全體人民”是如何擁有國有資產的?我們先看,近2億的工人和干部,是如

何具體擁有國有資產存量的所有權的?這個問題在統一經營的計劃經濟下可以不

談,一切經過財政統一核算。現在既然要把國有資產分解為許多具體的投資單位

,摻股分紅,甚至最終不可避免地落人經營者的控制,那么就不可不認真算一算

帳。至1996年底,國有資產存量,除去地皮和專利特許權,為50000億

元人民幣,但是負債率達75%,凈資產只有12500億,可以說這1250

0億元凈資產,基本上是過去工人干部投資于國有資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的價

值”,計劃經濟下長期低工資,低于國際水平數十倍、上百倍,除了生產效率低

,政府控制價格的因素,主要是工資結構不同·按照馬克思的定義,工資是勞動

力的價值,勞動力價值包括勞動者的生活費用和延續教育子女的費用。那么在計

劃經濟下,我國的工資、住房、醫療等與現行改革政策的銜接矛盾是:

1.工資低。按月以貨幣形式發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資極低,配以各種定量票

證,僅夠維持最低的吃、穿、用支出。

2.住房費用。在國外發給本人,占工資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國全部扣除,

變為企業利潤上繳財政,然后按照工齡上報計劃,再由財政撥款買房,對工人干

部進行無償分配。房租極低可以忽略不計。目前把已經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

沒有道理的。按目前一套55平方米的中檔住房,在北京三環路線以外,商品價

是20萬元,按照工齡20年以上戶均一套,假設全國尚有400萬戶沒有分配

住房,按照10萬元一套,需要4000億元.如果能將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

項費用可以減到2000億元。

3.醫療費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資每年每人平均100元,按1億職工,

每年要增加工資100億,加上大病報銷,年需500億元。

4.待業保險。按3600萬人離崗,支付3個月,每人600元,需要2

0億元。

5.子女教育費用。過去上大學是免費的,現在自費達到學費每年1000

0元。沒有子女考上大學的家庭,這部分工資也應得到。按2億職工干部,30

國萬家庭,其父母工齡達到20年以上者計算,1000萬家庭,需要1000

億元。

6.養老保險。國外是從本人工資中扣除,經企業存放于保險公司。中國是

存放于政府財政,投資于國有企業。全國職工干部是按照工齡向國有企業投資,

而由國家統一負擔養老的。經過企業改革,國家不再負擔養老義務,就應該將這

部分國有資產劃出,建立社會保險公司。按照一個退休人每年2000元,1億

人計算,年需要2000億。至少負擔20年。

上述粗略計算,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歷史上上億職工的必要勞動,投資于國有企業,是勞動者在國有企業

中的產權,而且是第一產權。如果不改革,國有企業理應全部包30年工齡以上

的職工到死.如果企業破產,政府應該由財政支出,包30年工齡以上的職工到

死·目前企業法規定,國有企業破產后,其現有財產拍賣以后,首先償還企業職

工的保險金,這實際是把政府應該補償的歷史債務,放到企業來還.企業不應該

承擔這筆債務.因為在歷史上企業沒有得到這筆資金,破產企業之財產如果首先

用以補償工人,就必然不能歸還銀行貸款,最后是通過通貨膨脹,由全社會居民

負擔這筆歷史債務。

第二,上述費用平均到每年,需要支付2000億元左右。目前國有資產存

量中的12500億元,年平均利潤最多如此。就是說,為了支付年,2000

億元的保臉費用,必須有12500億元的國有資產專門為其運營.這部分國有

資產存量絕對不能流失,不能通過任何形式化為企業所有,盈利的企業不能分配

這部分利潤而使破產的企業無以補償。也不能化為地方所有,各地方在歷史上投

資不同,負擔不同,不能僅由地方政府負擔本省的工人補償問題,中央政府應根

據歷史狀況給予補償。

第三,為此12500億的國有資產存量應該劃歸養老基金會,同時按照工

齡給全國職工建立個人保險帳戶。這是由中央政府統一承擔歷史債務,承認工人

階級資本權利的具體體現。

四、補償歷史債務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意義

以算帳和補償為核心,研究國有企業改革,表面上只是個政策間題,遠沒有

設計現代企業制度那樣宏大,充斥著無數費解的新名詞概念;也沒有“反對私有

化”那樣激烈,充滿了階級斗爭的批判氣氛.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理解問題,比

較實際,比較能夠抓住要害,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說,某教會可以容忍你

對其教義前38條的批判,但是不能容忍你對第39條財產關系的批判。可見“

算帳”,有時可能比意識形態斗爭和批判,更能夠觸及問題的實質,依照本文思

路,有幾個基本問題是極為明確的。“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一,國有企業改革:作為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作為我國改革的深化,是不

可避免的。無論改與不改,無論自覺地改和自發地改,占70%的競爭性國有企

業,很快要演變成為市場經濟主體,從而喪失其嚴格意義的“國有性質”。拖延

改革,不適當地強化管理,只能加快國有資產流失。長期依靠銀行貸款支持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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