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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對于經濟主體可以看成是一種制度因素,它影響其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目標的行為方式相機選擇。在一個一般性的S-C-P(結構—行為—績效)框架模型下,中國企業的網絡化成長與家族化管理特征行為可以很好地被家族主義信任結構模式所解釋。基于調研數據,通過對引入職業經理人、領導行為和企業控制權安排等行為特征的分析,本文給出了信任影響企業成長行為方式選擇的一個直觀圖景。

正確理解信任對于經濟主體在不同的或特定的信任結構中企業成長的方式,既是可能的,也是有意義的。這樣,我們可以比較準確地把握信任與經濟主體行為之間的聯系。本文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國特定的信任結構下企業的成長行為特征。

一、信任特征與企業成長

企業成長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到企業制度變革、結構調整以及競爭力、戰略和管理行為研究等許多方面,因此,就單個影響因素來談企業成長很少是有意義的。值得關注的是企業組織的成長方式作為在特定信任結構下的行為選擇。在這方面,Peng和Heath(1996)關于轉型經濟企業成長的研究以及筆者關于企業網絡化成長給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最近兩年來,對于市場秩序、法制以及對于信任問題的關注(如錢穎一,2001;張維迎,2002),反映出人們更深刻地意識到,建立市場經濟深層次的制度和文化問題是影響企業成長的關鍵因素。經濟實踐中,市場和企業的發展都面臨嚴重的經濟秩序困境和信任危機,這兩者的表現經常是交織在一起的。如假冒偽劣產品、上市公司偽造財務信息等。我們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按照理論邏輯來說,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控制或治理機制,可以部分地替代法律等強制性約束制度。在中國處于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法律等正式制度是供給短缺或交易成本較高的,斯蒂格里茨(2000)和錢穎一(2000)等都論述了轉型經濟正式制度治理失效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相機選擇就是用更多的人際信任替代或補充正式制度的約束不足。而中國在法律等正式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同樣面臨危機。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思考一個問題:正式制度與信任之間的替代或補充關系在中國是否不存在或呈現出其他的形態?信任危機的根源何在?直接回答這些問題是困難的,但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在中國特定信任結構下企業成長的行為方式選擇來間接地理解這些問題。

自彭羅斯經典意義的著作“企業成長理論”(1959)發表以來,對于企業成長的研究成為企業理論、戰略經濟學尤其是戰略資源觀(RBV)關注的核心問題(Barney,Hamel等)。彭羅斯關心的是管理能力對企業成長的約束,戰略資源觀則認為是企業獨特的資源(具有難以模仿性和不可移動性)構成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從而,也是支撐企業持續成長的要素。此外,在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中,還建立了企業成長的財務約束模型(HayandMorris,1991)。在這里,我們似乎忽視了一個重要的限制企業成長的要素,那就是信任。信任與控制如何影響企業的成長,是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

在以前的產業組織以及戰略管理的模型中,普遍關注企業成長的結果。以企業規模或其他指標所表達的企業成長盡管是非常直觀的、便捷的測量,但不容忽視的是,企業規模等是一個高度綜合性的指標,它受到許多因素交錯復雜的影響。不能期望通過這一指標找到在某一影響因素與結果之間的直接明了的對應關系。因此,本文不是直接關注信任與企業成長的結果如規模之間的關系,而是希望建立在信任結構與企業成長方式的相機選擇行為之間的聯系。在以下所建立的一個綜合性框架模型就旨在描述這種行為模式的作用方式和過程。二、信任與企業成長:一個綜合性描述框架籠統地討論信任是沒有意義的。信任對于企業來說,具體體現在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或者說,每一次內部和外部的交易都伴隨著信任的作用。信任因此對于企業來說不是一項獨立的資源,將它理解為一種制度環境或制度要素是更合理的。這種制度要素或者是蘊涵在社會的整體文化價值體系之中,或者是由企業組織本身的長期關系合約與策略選擇所形成。企業成長受到所處社會的整體信任結構的影響,同時,它在與企業組織的交易或聯系中也形成自身特定的信任結構“小環境”,這是團體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選擇過程。此外,在企業組織內部,所有者與管理者、員工等相互之間的信任同樣影響企業的成長。在本文中,我們將社會的整體信任與企業成長方式的戰略選擇之間聯系起來。不少文獻的研究已充分顯示,制度文化因素所決定的信任結構直接地影響到企業成長的戰略選擇。“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大多數關于企業成長的學說可以被歸結為“戰略選擇”模型。在這一模型中,企業是作為資源的集合體,其成長由高層管理人員所采用的成長戰略選擇所驅動。剩余資源的存在是成長的前提條件,而充分利用剩余資源是成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企業有三種基本成長戰略:一般性成長(依靠內部資源)、購并成長和跨組織成長。這三種戰略選擇分別與“科層制”、“市場”和“混合”組織模式相對應。跨組織成長(也被稱之為“網絡化成長”)成為在復雜的全球化商業環境下企業重要的成長方式和策略(Contractor＆Lorange,1988;Peng＆Heath,1996),這是強調企業通過在組織之間建立正式與非正式的聯盟網絡關系以尋求成長。此外,一些作者注意到,在計劃經濟向市場轉型的國家,制度和文化的因素使得網絡化成長成為主導模式(Peng,1997;李新春,1998)。在儒教傳統的國家,網絡化成長作為一種制度因素給出了一種區別于西方企業的成長特征(Biggart＆Hamil ton,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