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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并圍繞這個目標對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其中“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是報告中有關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項重要舉措?？梢娢覀凕h對農業基礎地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視,對農民根本利益的關切。農業、農村和農民這個所謂的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八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國情下,正確認識和解決好農民問題,革命才能取得成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會持續穩定發展。進而真正體現中國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及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

無論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還是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都始終堅持從中國基本的國情出發來制定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路線、方針、政策,即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大國。民主革命時期,以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科學地分析了中國農民各階層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認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中,“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1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天然的可靠的同盟軍。正因為正確地考察了農民在中國革命的地位和作用,所以,當幾次城市武裝起義失敗后,1927年9月,果斷地把隊伍帶到了反革命統治力量薄弱、到處布滿革命火種的農村,并在實踐上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這是一條指引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沖破教條主義束縛,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艱辛探索的結果。當解決了革命主要依靠對象和革命工作重心后,中國共產黨更深刻地認識到要想在農村堅持長期的武裝斗爭,取得最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必須徹底摧毀封建土地制度,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共產黨到農村后,堅持開展土地革命,制定了代表農民利益的正確的土地綱領和路線。把深受幾千年剝削壓迫的農民從封建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來。農民獲得了土地,他們與生俱有的那種強烈的革命要求、革命積極性也就被充分調動起來了。這樣,農民就為這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使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獲得了深厚的社會階級基礎。可以肯定地說,離開了農民、農業和農村工作,中國革命將寸步難行、一事無成。

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又帶領幾億農民通過合作化道路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開展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以蘇聯經驗為借鑒,結合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率先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探索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如何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問題。這是在《論十大關系》中首先論述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中國走一條什么樣的工業化道路。對此,首先肯定中國必須發展重工業,這是迅速實現工業化的關鍵一環。但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尤其是農業的發展。他從農業關系到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農產品是重要出口物資、農業是國家積累的主要來源等六個方面來分析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地位。他認為,對農業多投入一點兒,少搞一點重工業,看上去慢,實際上快。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因此,要適應調整重工業、輕工業、農業三者之間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按農、輕、重的次序來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有關農業發展方面的探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也從自己的工作經驗出發,提出了可貴的思想。比如,這時期,同志主張我國的農業生產,不能只發展單一的糧食生產,一定要廣開生產門路,發展多種經營。

這樣做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而且為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開拓更廣的市場。這些有益的探索,本來可以成為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良好開端,但遺憾的是,在后來的實際工作中卻沒有貫徹好。究其原因就是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黨在指導思想上犯了一系列脫離實際的“左”的錯誤。在政治路線上以階級斗爭為綱代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在經濟上發動了和化運動。尤其是后者,前離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原理,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形式,其結果嚴重脫離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實際,“一大二公”的超前、僵化的體制誘發和助長了平均主義的涕工和蔓延,嚴重地挫傷了廣大農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創造性。對當時中國農民切身利益,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的危害是比較突出的。

回顧我們黨八十多年走過的歷程,凡是前進得比較順利、取得重大勝利的時期,都是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處理和解決得比較好的時期。反之亦然。如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那么根本的一點就是黨必須堅持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優良作風,即實事求是和走群眾路線。這是黨能夠制定和貫徹實施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有力保證,同時也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關鍵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帶領全國人民開展了改革的新時期。對內經濟搞活,首先從農村著手,這也是完全建立在中國國情基礎上的。

“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2在農村改革的過程中,黨中央在就農村問題制定寬松靈活的政策前提下,十分重視和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路線中去的工作方法,抵制各種左傾思潮壓制和干擾破壞,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首先肯定了安徽鳳陽小崗生產隊農民的驚人之舉,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到全國。改革之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收入增加了,農業生產力大幅度提高,農民從此告別了過去討飯挨餓的日子。以此為契機,中國農村改革獲得了突破性進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一大創舉,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農村逐步崛起的鄉鎮企業,是可以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媲美的又一大奇觀。時至今日,鄉鎮企業已經發展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為農民脫貧致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及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化,進一步證明了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億萬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辛勤勞動解決了溫飽問題并部分的達到了小康水平。尤其是近些年來,政府一直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領導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通過政策支持、加強信息服務和技術服務引導農民按照市場需求推進農業生產區域布局調整。各地區因地制宜,發展種植業、畜牧業、水產養殖業;為了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從2000年起,在安徽等地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這項改革措施使農民負擔平均減輕30%;同時,國家增加了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僅九五期間,國家財政支持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達4077億元;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還加大了對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農村水、電、交通能夠等設施的增補,為農業經濟的發展與騰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在看到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農業基礎還很薄弱,各地區發展極其不平衡,農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特別是中國入世之后,對農民和農業的發展既是一種機遇同時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沖擊。

至少就技術價值和成本而言,國內的農產品無法與國外的農產品的相比,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農民收入、農業收入受到影響。所以從長遠角度考慮,國家必須始終不渝地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和支持,以此來提高農民收入,繁榮農村經濟,加快中國城鎮化進程。相信如果農村、農業、農民這一問題得到根本徹底的解決,那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乃至將來實現現代化目標也就為之不遠了。

對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多數的農業大國而言,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革命成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全局,而且涉及到黨能否經受住長期執政和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客觀上要求領導農村工作的基層黨員干部在新的歷史時期必須以“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端正工作作風,全心全意地為農民辦實事、謀利益。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帶領群眾腳踏實地地大膽創新,在實踐中找出一條適合當地的可持續性發展的致富之路,盡可能地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的負擔。農民都富起來了,得到了實惠,農業的基礎地位得到了穩固,反過來就會帶動整個社會的穩定,社會經濟的發展,黨的執政地位也就會自然更加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