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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多鄉村人口與農產品供求

中國農產品價格自1997年以來出現連年下降，從而導致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也出現連續4年的持續下降。1997年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據當年農村住戶調查的資料反映，1998年農民出售的15種主要農產品中有12個品種的價格下降，而肉類價格跌幅最大，達12.7%。1999年情況更加嚴峻，全國農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創改革以來最大跌幅。統計的11種主要農產品價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類農產品價格均出現大幅度下降。從農產品批發市場和零售市場所反映的情況更加嚴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農產品價格雖然略有好轉但尚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價格下降的頹勢。

中國農業發展中出現了十分奇特的現象：一方面是總體的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大宗農產品總體上缺乏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卻是眾多的農產品過剩和農產品價格的持續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來連續幾年提出了農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積極支持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鼓勵農民種植適合市場需求的優質農產品，淘汰過剩的和低品質的、以滿足溫飽為主要生產目的的農產品生產。這些政策在一些地區和部分產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針對9億多農民為僅3億多城鎮人口生產農產品的基本局面，農產品的過剩將是難以扭轉。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下跌，就是由于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度增加與城市人口農產品消費增長緩慢的矛盾加劇所造成的，是因為農產品收入彈性過低的緣故。據專家測算，2000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這4年中城鎮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開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彈性系數不足0.04，意味著在此階段，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開支只增加不到4分錢，還包括在外用餐費用的增加（陳錫文，2002）。更值得關注的是，城鎮居民1999年人均購買糧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鮮菜下降4公斤多，豬肉下降近2公斤（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考慮到3億多城鎮人口中還有大約1億多非農業人口是生活在縣和縣以下，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勵農民進行優質農產品生產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圍也會是非常有限的。由于農產品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很低，當前農產品的過剩是商品農產品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的過剩，是大量人口滯留于農村所致。（二）眾多鄉村人口與農民收入

“九五”期間，我國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逐年遞減：1996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為9.0%，1997年為4.6%，1998年為4.3%，1999年為3.8%，2000年僅為2.1%。在“九五”后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僅為3.4%，尚不及同期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統計中，農民純收入主要包括工資性報酬收入、家庭經營農業（農、林、牧、漁）收入、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和財產性收入四個部分。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長11.2%，是純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農戶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338元，則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收入達1039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6%。工資和非農經營收入的增量是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208.3%。通過上述對農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鄉鎮企業及農民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主要支撐。盡管2001年農民收入增長有所回升，達到了4.2%的增長速度，但是收入的來源構成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同時與城市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懸殊。

顯然，眾多的鄉村人口是當前農民實現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障礙。從中長期看，繼續依靠政府提高大宗農產品收購價格來增加農民農業經營的收入，已經難以適應目前的體制環境和市場環境。而大規模的商品農產品生產由于土地規模的限制，也不能對所有農民的收入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人多地少構成了農戶擴大農業生產經營規模的基本約束。在此約束之下，非農業人口或城鎮居民及整個國民經濟所能夠承受的農產品價格水平與農民農業經營收入的增長將是一對很大的矛盾。依靠

農產品價格的大幅攀升來提高農業經營者的收入，以使其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體已經不會成為常態（陳劍波，2001）。

此外，長期維持相當大比例的鄉村人口對整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還更加復雜，比如農業生產規模與效率的問題、生態和環境破壞問題、農產品加工工業發展過慢的問題(中國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極大重視，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與如此巨大的農業部門相比還很不相稱。顯然這與能夠消費農產品制成品的市場規模（城市人口規模）密切相關)等等，顯然解決中國鄉村人口的非農化問題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

二、縣域中小工商業受到抑制，勞動力流動缺乏政策支持

縣和縣以下中小型工商業發展應該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它將為鄉村人口的遷移做出重大的貢獻。我們過去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目前中國的小城鎮發展較為緩慢，除了各種體制的約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工業化和市場化嚴重不足。而沒有工業化的發展，城鎮化的進程是難以順利演進的。

近年來，作為縣域內解決鄉村人口非農就業主體的鄉鎮企業增長減緩，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受阻、農民收入增長減緩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鄉鎮企業個數比上年減少50萬家，增加值為27300億元，比上年僅增長10%，幾乎為有史以來增長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個“九五”期間鄉鎮企業13.6%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也是歷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為12700萬人，與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業人數下滑的趨勢。2000年鄉鎮企業增加值的增加額已經占GDP增加額的37%，占農村社會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農民人均從鄉鎮企業中獲得的工資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于居住著10億多人口的縣域經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近年來鄉鎮企業增長幅度的下滑已經對縣域經濟帶來了許多不利的影響。鄉鎮企業發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鄉村人口遷移的進程。

經歷了20年來的改革開放，多數的縣域經濟已經脫離了僅僅依靠農業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鄉鎮企業或微型、中小型工商業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根基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目前，縣域內微型與中小型工商業的發展受到金融和稅收體制兩個方面的抑制。在當前的稅收體制下，縣鄉政府極難從工商業發展中獲得充足的稅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資者都嚴重缺乏大力推動中小型工商業發展的積極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應的扶持和支持政策，無法降低中小型工商業的私人投資的進入“門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