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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中國加入WTO、融入全球化體系之中后，中國農民面臨著巨大的沖擊，農產品進口壓力增大，價格下降，貿易逆差增加，失業率提高，中國農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下降。中國農民面臨的貿易環境日趨失衡，占有的資源與發達國家相差懸殊，二元結構導致農民在制度上的先天缺失，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農民是雪上加霜。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由于入世帶來的直接間接影響的滯后性，以及中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應對措施，暫時沒有感受到這種沖擊波的影響，但這并不等于沒有影響。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必須采取組合拳的方式，不但治標，更重要的是要治本。

關鍵詞：全球化；二元結構；中國農民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農民是社會的主體，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焦點。自從中國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中，成為全球化體系中的一環后，中國的農民實際上就變成了世界農民，中國的農民問題就成為了世界農民問題。中國的農民不僅僅通過市場與城市居民聯系在一起，他們甚至越來越緊密地與世界各國的人們聯系在一起，從而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作為社會人群中最邊緣化的一部分，在為WTO帶給他們生活的影響感到不滿和痛苦的時候，中國農民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將中國農民問題放到全球化體系中進行比較研究，尋找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對于建設和諧中國，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全球化對中國農民帶來沖擊

農業是民生之本，農民是社會之基。按照重農學派的觀點，只有農民是財富的創造者。

可見農民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重要。即使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農民的經濟活動仍然是社會發展的基石。如果說在未融入全球化之前，中國農民的經濟活動空間還只局限在有限范圍內的話，那么中國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農民的經濟活動就具有了世界性質。

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農業在履行承諾、承擔責任的同時，雖然也搭上中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的便車，農產品貿易快速增長，成為繼美國、歐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5大農產品出口國，繼歐盟、美國、日本之后的第四大農產品進口國，但中國農民的生計面臨的沖擊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農產品進口壓力增大，貿易逆差日益增加，直接影響到中國農民的生存。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政府嚴格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大幅度降低中國農產品關稅，農產品其他貿易壁壘基本撤除，向世界交出了一張出色的“成績單”。中國農產品的關稅總水平由入世前的15.3%下降到2005年的9.9%，提前達到10%以下水平的目標，其中農產品平均稅率更是從入世前2001年的23.2%降至2005年的15.35%，遠遠低于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水平，更是低于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62%的水準，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水準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中國農業對外全面開放市場的各種壁壘也已經基本消除，自2004年起，糧食等重點農產品的進口關稅配額數量達到最高點，2005年仍將維持同樣的高水準，小麥配額達963.6萬噸，玉米720萬頓，食糖194.5萬頓，棉花89.4萬頓，農產品國營貿易比例逐漸縮小，羊毛和毛條的進口指定經營制度2005年取消，2006年取消豆油、棕櫚油、菜子油進口的關稅配額管理，實行9%的單一關稅管理。同時，中國自加入WTO之日起，取消了農產品出口補貼，并承諾將國內支持中的黃箱補貼上限限制在8.5%，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從2005年開始，中國農業在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爭取的過渡期基本結束，進入WTO“后過渡期”，中國成為世界上農產品市場最開放的國家之一，中國農民的經濟活動也成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中國糧食進口關稅配額數量每年達到2216萬噸，占商品量的15%，將配額折合成原糧，則糧食進口配額數量達4107萬噸，相當于國內糧食消費總量的8-9%.糧食大量進口，將直接影響國內糧食價格，損害靠種糧食為生的農民的利益，危及到國內糧食生產。

2.農產品市場放開，導致農產品相對價格持續下跌，農民的生計日益困難。中國加入WTO，其直接或間接產生的震蕩效應，造成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民增收形勢嚴峻，一些純農戶的收入甚至出現下降。入世后的第二年即2002年，一季度的蔬菜價格就跌至6年來同期最低點，比入世前的1996—2001年同期價格水平下降了36%.2002年小麥價格僅僅0.9元/公斤左右。2003年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回升，2004年小麥最高價達到了1.60元/公斤，但隨后又出現回落。與此同時，農業物資價格的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抵減了農民從糧價上漲中所得利益。2005年5月國產尿素、復合肥和柴油價格分別比2004年同期上漲21%、23%和15%，糧食生產成本每畝增加40元左右。（陳勁松，2006）

隨著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中國農產品出口困難加大，農民增收更加困難。2004年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為46.4億美元，2005年農產品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6%，而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4.3%，比2004年農產品貿易逆差雖有降低，但仍為逆差。（陳勁松，2006）隨著進口的增加，加劇了國內生產同類農產品的農民的“賣難”，進一步抑制了農產品的價格上漲，直接危及到農民的收入的提高。據甘肅省糧食局的資料顯示，甘肅河西等糧食生產區農民因此每年人均年收入減少60-70元。按照世界銀行規定的每年不足1美元生活的貧困人口有2/3以上的在農村，其中7.4億中國農民中，有將近2億人低于聯合國規定每天生活費1美元以下的標準。即使按照年人均純收入684-944元人民幣的標準，2005年末農村貧困人口還有4067萬人。（國家統計局，2006）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經濟日報》2006年3月1日

3.農產品大量進口，直接減少中國農民的就業機會，加劇中國的失業問題。加入WTO后對中國農業和農民帶來的最大沖擊在于加劇中國農民的失業。眾所周知，中國農業仍然是一種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人多地少，再加上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被束縛在少量的土地上，成為隱性失業者。據估計，這種隱性失業者約2億人。這些人農忙時在土地上耕作，農閑時做些小買賣，到城市去務工掙些錢，或者就地為市場搞一些家庭養殖業，出售后獲得一些收入維持生計，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現金開支。加入WTO后，在發達國家大量的高額補貼農產品進口沖擊下，造成中國農民的家庭副業生產出來的商品價格進一步下降，沉重打擊中國農村中稀缺的商品生產，阻塞了中國農產品的商品性，從而使得中國的大多數小農在大部分農閑季節無事可做，減少了農民的收入，加劇了農民的失業。中國農業1978年吸納了70.5%的就業人口，而到2003年就業份額則減少到49.1%，且這種下降趨勢將進一步加快。這種后果比WTO造成國內農產品的供求失衡要嚴重得多。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有關數據顯示，中國顯性失業的農民高達2億人，如果加上隱性失業的農民，超過3億人，其中直接因為加入WTO帶來的農民失業就超過2000萬人。

4.瓦解了中國農民的經營觀念，渙散了中國農民的人心。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農業是國民財富源泉、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是中國社會的主流觀念，重視農業、重視農民的思想和觀念一直成為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水平的高低，社會文明程度和國民素質的提高，意識形態的確定，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均與農業息息相關。可以說，傳統中國社會的資源配置，都是圍繞農業進行，農業穩則中國社會穩，農民富則中國社會富，農民強則中國社會強。然而，中國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體系以后，全球化精神靈魂的市場經濟觀念如春風化雨，猛烈沖擊著穩定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觀念體系，以農為本的農業主體地位的觀念不再占統治地位，農業文明、自然和諧、清靜無為被金錢、競爭、消耗等觀念的工業文明所取代，農民的一切活動成為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經營觀念也不再以是不是滿足自身的需要、是不是有生活的樂趣為依據，而是以是否賺錢為依據。當工業文明的觀念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全球化引來的工業文明必然戰勝土生土長的農業文明，并且成為中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據，其結果當然是中國農民在社會生活和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逐漸被邊緣化，大批農民紛紛逃離生我養我的農村和土地，中國社會出現的“民工潮”、“出國潮”、“進城務工潮”、農村土地的大量拋荒等現象，就是中國農民傳統觀念被瓦解后出現的典型例證。

二。中國農民面臨的貿易環境更加失衡

1.資源占有與世界平均水平比較相差懸殊

農產品商品生產需要土地、水、空氣、陽光等各種自然資源的占有為基礎。中國農民的生產活動所需要的各種自然資源與世界各國農民占有的農業生產活動資源比較具有很大的距離。土地是財富之母，使農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供的資料，全世界耕地面積約為130.64億公頃，人均耕地面積約0.225公頃，而中國耕地面積只有12208.38萬公頃（18.31億畝）（國土資源部，2006），人均僅0.1公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我國耕地面積只占世界耕地面積的9.5%左右，承擔著養活世界22%以上人口的重任，如果以我國的人均耕地面積為“1”個單位，那么印度為2.3，法國為4.2，美國是9.3，俄羅斯為11.8，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則分別為20.4和35.6.（杜利雄等，2006）

水是農業的命脈。我國是淡水資源極度貧乏的國家。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的報告，世界人均淡水資源為7044立方米，中國僅有2201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1%，被列入世界上最缺水的13個國家之列。

科技是農業的靈魂，直接關系到農民的生產活動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國際上把用于公共部門農業研究的經費占農業GDP的比例定義為“農業科研強度”（ARI），中國的ARI還相當低，只有0.25%，而大多數發達國家則超過了2%，甚至達到3%.技術進步是現代農業增長的主要源泉，中國技術進步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只有45%左右，而發達國家的貢獻率達到60%-80%.（朱鋼，2006）農業科研投入如此之低，造成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不高。

2.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造成農民在制度框架中權利的先天缺失。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的空間模式，屬于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城鄉分治，發展的重心集中于城市，直接造成區域和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致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制度框架中權利的先天缺失。表現為：首先，農村公用事業發展落后。到2005年底，中國仍有4萬個建制村不通公路，近1萬個鄉鎮不通瀝青、水泥路，四級和等外路占農村公路總量的近90%，全國農村自來水的普及率約為60%，不少省份如貴州、寧夏還不到30%.（中國社會科學院農發所農村建設課題組，2006）其次，農民無法享受到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帶來的好處，家庭和親友仍然是農民化解各種風險的主要載體，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非常普遍。

占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民僅享用了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農民因病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占70%，應就診而未能就診的比例為45.8%.在中西部，因看不起病、住不起醫院、死在家中的人數占死亡人數的70%.2004年農村文盲率仍高達10.7%，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7年，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遠低于城市人口65.4%的水平。（張曉山，2006）

3.發達國家在農產品貿易談判中的強權做法，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農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在WTO的內存品貿易談判中，發達國家堅持雙重標準，一方面要求各國不論貧富，都以同一方式開放市場，另一方面盡力將優惠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及差異待遇”范圍縮小，讓中國農民生產的產品出口在免關稅和免受配額限制的優惠下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目標成為一句空話。同時，發達國家利用本身的優勢地位，拒絕削減農業補貼，搶占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市場。美國通過擴大原有合法補貼“藍箱”，掩飾每年補貼農產品傾銷海外的100億美元，美國農戶平均每年每戶獲2﹒1萬美元補貼，數千個美國棉農瓜分40億美元政府補貼，小麥出口價只有成本的1/3；歐盟農戶平均每年每戶獲1.6萬美元補貼，乳類產品出口量世界第一，出口價只有成本的50%，每頭奶牛每天獲得補貼2美元，小麥出口價只有成本的46%；而比較起來具有一定優勢的發展中國家，農民收入大都在400美元以下，政府向農民提供的補貼額只有發達國家的1/14，并且還要順應發達國家要求減半。（OxfamInternational，2005）中國的棉農在2003年、2004年期間就因為美國的棉花傾銷損失巨大。發達國家實行對農業高補貼、高保護政策，形成了對中國農業發展的不公平的貿易環境，使得中國農產品進口增長大大快于出口的增長，2004年首次出現貿易逆差，而且這種貿易逆差呈擴大趨勢，并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業發展中的一種常態。

更有甚者，發達國家用國內的貿易法案替代WTO規則，通過關稅壁壘之外的技術壁壘，諸如標準、環境、生物進口限制、人權、價值觀等，運用反傾銷的方式，加大對中國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的堵截。近幾年來中國的茶葉、蔬菜、水果、筷子、草席、大蒜、禽類產品、肉類產品等屢遭反傾銷起訴，導致中國農民生產成本大幅度上升，降低了中國農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三。中國農民為什么感覺不到沖擊

中國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之中后，中國農民的收入并未減少反而增加，中國農民生存狀況從總體上說沒有進一步惡化，也沒有感覺到WTO對他們自身利益帶來損害，原因何在？

一是近幾年來中國政府體察到了農民的疾苦，他們在對農民問題的調查過程中，意識到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和重要性，重視WTO對中國農民帶來的沖擊，從政策層面上實實在在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保護價收購農民的余糧，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解決進城農民工的拖欠工資，加大扶貧力度，對農民子女實行免費教育，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鄉村民主，調整農業結構等，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保障了大部分農民吃飯、穿衣、活命等基本生活需要，舒解了農民心中不滿的怨氣。尤其是2006年1月1日開始，中國徹底取消了農業稅，農民第一次不用交納皇糧國稅，在中國延續了2600年的這個古老稅種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走進了歷史博物館。農業稅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曾經發揮了歷史性作用，從1949年至2005年，中國農業稅總收入累計達4200多億元。免征農業稅，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可以減輕農民負擔500億元以上，2005年約有8億農民受益。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變革，使得中國農民真正體會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二是中國農業是一種自給自足的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中國地少人多，大部分農業耕作方式仍然是一種原始的方式，生產成本較低，基本上沿用漢代就已經廣泛流行的牛耕生產。這種一家一戶為耕作單位的人地結合方式具有超穩定性，不容易被瓦解。再加上中國農民吃苦耐勞，對于社會帶給他們的苦難有極強的忍耐力，欲望很低，容易滿足，只要社會略微善待一下他們，生活境遇稍微有點好轉或改善，他們就心滿意足，感恩戴德。因此，他們感覺不到WTO對他們帶來的沖擊。

三是中國農村的市場經濟尚不發達，農民與市場的聯系紐帶不緊密，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低。由于中國農村很多地方交通、信息不發達，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水平很低，大部分生產都是自己自足，不是為市場進行生產。中國在入世前的2001年，農產品出口只占貿易總額的6.1%，進口僅占貿易總額的4.9%；入世后的2003年農產品出口只占貿易總額的4.8%，進口只占貿易總額的4.6%.農產品的貿易依存度遠遠低于新西蘭的59%、智利的39%、巴西的32%、澳大利亞的26%、泰國的17%、加拿大的13%、賣國的10%，更低于周邊國家韓國和日本。

因此，WTO造成大量農產品進入中國后，除了對一些大型農業企業和農業發達地區的農民產生影響外，大部分中國農民對WTO帶來的影響并不敏感，他們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并沒有因為WTO的到來而發生什么變化，他們照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的幸福指數照樣不變。這就是人們普遍擔心中國入世后農業將受到強烈沖擊的后果并沒有在中國農村出現的主要原因。

四是加入WTO在農村影響的滯后效應。農業是一個具有周期性的行業，對各種外界帶來的影響反應比較遲鈍。再加上中國廣大農村和農民在交通和信息上閉塞，知識和學習上的落后，導致加入世貿后產生的國際競爭壓力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在短期內暫時沒有表現出來。

三、解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農民問題的對策

中國被稱為“全球化成功故事”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很快，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萬億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1703美元。但是，中國的農民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在某些方面甚至日趨惡化。要解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農民問題，就必須將中國農民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整體去思考。

1.提高農民的素質，增強中國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體系中，中國農民在某種程度上說還不能適應全球化的要求。在中國4.9億農村勞動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13%，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接受過系統農業職業技術教育的不足5%.2004年，中國農村文盲率高達10.7%，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7年。（張曉山，2006）相對偏低的農民素質已經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瓶頸。

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素質問題，素質問題的核心是教育問題。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制約了先進技術和裝備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制約了農村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也制約了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不提高農民素質，“三農”問題將會成為一句空話。因此，培養新型農民是中國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沒有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沒有適應現代農業建設需要的新型農民，新農村就缺乏根本的支撐。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將農民培訓作為培養和造就新型農民的根本途徑。2006年農業部將“百萬中專生計劃”列入要為農民辦的15件實事之一，計劃用10年時間為農村培養100萬名具有中專學歷的實用性人才。

2.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提高城鄉一體化水平。發達國家城鄉居民差距大幅度縮小，二元結構基本消除，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大多數下降到了10%以下，2005年英國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的2.6%，美國為3.9%，加拿大為6.7%，法國為10%，日本為13.8%，鄉村與城市的劃分已經失去了意義，農民已轉化為“農業工人”，農場轉化為企業，農業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的區別正在消失，農業已不再等同于鄉村價值觀和鄉村生活。中國要徹底解決占總人口70%以上的農民問題，就必須通過工業化、城鎮化的道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即城鄉產業一體化、城鄉居民一體化、城鄉制度一體化以及發展格局區域化，消除地域、身份、等級等人格上的差別，實現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與整合，從制度上保障農民的公平地位。

3.從法理上真正給農民以“恒產”。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體制創新，帶來了中國農業生產力的巨大提高，解決了中國農民的吃飯、穿衣等溫飽問題。但是，“聯產承包責任制”

的制度創新已經過去了20多年，雖然其間也修修補補，提出什么“三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制度疲勞的慣性使得這些修修補補已經無濟于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

尤其是在“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所有權者收益遞增的今天，只有土地使用權的廣大農民仍然處于“無恒產”的境地，他們唯一的、賴以為生的生產要素“土地”仍然得不到實質性的保護，隨時都有失去土地成為失地失業者的可能。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仍然被這種“模糊”的產權所抑制。土地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有讓農民成為“有恒產者”才能使他們“有恒心”，才能使勞動和“土地”這兩種生產要素實現緊密地結合，農民才能夠真正從土地這種生產要素的增值中獲得剩余索取權。因此，必須要像《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的“不斷創新農村體制機制”，對土地這種基本生產資料進行更深刻的制度變革，用法律和契約的形式保障土地成為耕地農民實實在在的、與耕牛、農具、房屋一樣的私有財產，免除農民的“后顧之憂”，保證農民的命根子—土地—不被隨意剝奪或流轉，即使流轉也能夠獲得土地增值收益。

4.在公共財政支出上向農民傾斜，完善農民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農民賴以生產和生存的公共基礎設施非常落后，盡管中央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準備撥付數千億人民幣用以改善，但這種“運動式財政”、“恩典式財政”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且不能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因此，中央政府在加大對農民轉移支付力度的基礎上，應按照國民待遇，徹底免除單純針對農民征收的稅收，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農民承包土地的增值稅轉移支付給農民。

同時，采用創新思維，逐步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醫療保障體系和養老保障體系，以免除農民的后顧之憂。

5.要讓農民有自己的話語權，有表達自己意愿的正常渠道。中國有320多萬個村莊，有近8億農民，盡管中國領導人非常關心農民，總書記、總理等經常到農民中去傾聽呼聲，總理甚至親自為農民“討工錢”，但這終究只是權宜之計。中國現代民主制度正在逐漸建立，各個階層都有表達自己意愿的組織和機構，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年輕人有青年團，學生有學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人士有派，他們均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政權機構中有自己的“副委員長”或“副主席”。惟獨中國社會的主體、有8億人之多的農民缺乏自己的組織，在政權機關中沒有本階層的代言人。中國農民在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失語”、“邊緣化”，他們的利益被剝奪、“農民工”被歧視、城鄉兩極分化嚴重、農村教育、醫療的落后等種種弊端日益惡化，與廣大農民缺乏表達自己意愿的正常渠道不無關系。因此，在鼓勵發展各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同時，要進行農村組織體系創新，讓農民真正組織起來，盡快建立全國性的農民協會這一社會團體，并在各級政權機構中給他們一席之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他們成為農民意愿的提煉者和升華者，協助黨和政府解決“農民”

問題，及時反映8億農民的意愿和心聲，從本質上提高農民的幸福指數，使他們真正能夠安居樂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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