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三農新農村建設提出始末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我國的農村政策，從根本上說主要產生于本國農村實踐。特別是那些具有戰略轉變意義的大政方針，更是如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出臺之前，很多地方的基層已經有了農民和青年知識分子相結合的多種創造。作為研究農村發展的人員，我們的基本觀點，一是強調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廣大農民；二是主張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分子只有與我國農村實際相結合才能實事求是地做“真學問”。

盡管社會上和理論界一些人對我們這些年的做法和觀點還有些不同意見，但我都著意堅持這些看法。因為，基層的實踐經驗和抽象的理論探討，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偨Y以往各地農村試驗的基本經驗，歸結到一點是什么呢？就是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我們需要從鄉村基層開始，搭建進行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的基礎。

新農村建設是怎樣提出的

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開始把一般的農村調研發展為組織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志愿者下鄉，直接操作農村基層的調研、培訓和試驗。

在2005年金秋時節黨中央突出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的時候，各地有些部門的領導干部似乎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基層的同志已經較早地考慮到這方面的工作，并且有了相關的政策安排，有的甚至已經取得了成績。此前的3年時間里，我們在各地相繼開展試驗，陸續總結出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因此，可以說：

新村運動（國外）＋新鄉村建設試驗（國內）＋N個緩解三農矛盾的基層經驗（地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毋庸諱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是執政黨長期以來不斷完善的執政理念，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理論聯系實際的本土化認識過程。理論界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概念的，是1999年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此后的2001年，我開始把一般的農村調研發展為組織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志愿者下鄉，直接操作農村基層的調研、培訓和試驗，在這個過程中既結合了上世紀80年代從事農村改革試驗區的經驗，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劉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陽初、梁漱溟等前輩上世紀20年代創立、在國際上已經頗有影響的“RuralReconstruction（意譯為‘新鄉村建設’）”作為我們當代的鄉村支農活動的名稱。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主張“君子和而不同”。理論家對新農村運動的概念解讀，和在新鄉村建設的實踐活動中結合本土歷史凝練的概念有所不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也沒有正式結合，但在討論中我們愿意主動呼應理論家這種有積極意義的努力。我曾經在林毅夫教授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表示過，他關于新農村運動必要性的論述，對我開展的基層試驗工作有重要參考作用；并且不止一次地對媒體說明，他的提法在理論界是最早的。

2003年黨中央連續提出“三農問題乃重中之重”的口號以后，我和香港CSD（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健芝、英國AA（援助行動國際組織）的張蘭英等小型NGO的負責人聯合，先后指導和資助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下農村基層開展制度建設試驗，并在翟城村開辦免費培訓農民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隨后，又進一步資助受訓農民回鄉創辦各種合作社和社會公益組織。在這些試驗中形成的政策建議除書面材料外已經兩次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并得到積極回應。

這幾年，之所以能夠比較實際地對新農村建設的國內外經驗教訓進行討論，主要在于我和很多年輕同事進行了大量的國內外農村考察，尤其是開展了直接與農民相結合的基層試驗。否則，就不可能有條件對這些經驗教訓作歸納分析。

經濟高速增長累積的問題

1992年城市取消了糧票、布票，同時取消了各種各樣的居民消費票證，當年就出現了原來潛在的、隱性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突然爆發，農民工如開閘洪水一樣宣泄而出。當年的人口流動才四千多萬，就造成嚴重問題了。

對于新農村建設而言，統一認識的難度很大，因此有必要先討論認識問題。

眾所周知，中共十六大以來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已經明確了戰略性轉變的意圖，無論是在目標上，在指導思想上，還是在政策方針上，都已經相對明確地提出了發展戰略轉變的要求。2002年的十六大正式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到2020年要實現的大目標，這本身就意味著對以往發展戰略的調整；也是基于對以往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認識而提出的。

首先，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的話是辯證的，也是全面的。他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搞出來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造成了兩極分化，那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這個預警，應該說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在背景認識上，社會學界陸學藝同志的研究值得重視。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他主持的全國抽樣調查報告顯示，兩極分化已經客觀存在，并已影響到了國家的穩定，而穩定是壓倒一切的。

因此，在十六大之前，對報告征求意見的時候，已經在思想理論界引起過很多討論；其中就有關于“公平與效率”哪個應該優先的爭論。只不過做地方實際工作的同志和在部門工作的同志對于十六大之前的有關討論沒有太多關注。今天我們的戰略轉變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十六大以前對有關問題討論時就已經有很多涉及了。我們不妨再引述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分析。

1999年林毅夫教授在一個小型討論團體―――“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的一次發言中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就在同一年，他提出應該不失時機地進行“新農村運動”。

所謂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人所共知的勞動力過剩，到2003年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之后，總理曾經有過明確表述。我們國家勞動力的總規模，幾乎是全部發達國家勞動力總和的兩倍。發達國家尚且有政府如何面對失業、如何提供社會保障等問題，還有社會不安定，罷工游行等事情。因此當大家討論制度問題、體制問題、政府改革問題的時候，我認為應該考慮：這個世界上有什么體制，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政黨能夠解決如此龐大規模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我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放開市場易，解決市場帶來的問題難。近年來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勞動力進入市場之后引發的問題。以前勞動力過剩是隱性的，因為有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勞動力是不能自由流動的，那時有矛盾，但不顯著?？涩F在是在其他要素沒有完全放開的情況下，率先讓勞動力完全走市場。有誰想過，釋放8億農村勞動力進入市場，難道不是如洪水一般嗎？

對于這個問題，當然應該辯證地看。我們一方面認為市場經濟是有效的，黨中央在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但那時政府、企業和公眾都沒有搞市場經濟的經驗。1992年城市取消了糧票、布票，同時取消了各種各樣的居民消費票證，當年就出現了原來潛在的、隱性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突然爆發，農民工如開閘洪水一樣宣泄而出。上點歲數的人都記得，那時候火車汽車都爆滿，頂上都有人，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當年的人口流動才四千多萬，就造成嚴重問題了。

于是，從1992年社會開始驚呼民工潮，一呼就是13年。這個潮只漲不落，從當年四千多萬到現在的1.2億，幾乎是當年的三倍多。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勞動力幾乎屬于絕對過剩，是無限供給的生產力要素。而按照要素的稀缺性決定價格的原理，就必然導致勞動力的收入絕對是最低的，低到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夠。所以，在那些勞動力待遇太差而物價指數較高的地方，外來民工就開始用腳投票———不來了，沿海某些地方就出現了民工荒。這本來是一個經濟規律導致的結果。可我們很少有人認真討論這樣的問題，大家還停留在以往一般發展主義和市場主義的語境中，沒有回顧1999年林毅夫的提法：第一位的矛盾就是勞動力過剩，當然會導致惡性循環———勞動力絕對過剩，無限供給，導致工價下跌，購買力下降，隨之造成內需不足，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第二個矛盾是資本過?！壳拔覈y行部門存款大于貸款的總量已經超過10萬億，外匯儲備也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我在過去發表的文章中分析到：中國早在1995年即成為世界上所有轉軌國家中貨幣深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據1995年世界銀行對28個轉軌國家的統計，中國當時M2和GDP的比值超過百分之百，同期俄羅斯只有27%，美國76%，記得那時只有日本超過百分之百。中國90年代通過大量增發貨幣，把資源和資產用推進貨幣化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當然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但也在客觀上造成了金融資本的相對過剩。

當資本過剩的時候，會出現什么情況呢？按照一般經濟規律，當然應該是資本價格下降，因為過剩要素的價格應該下降。但是，由于我們國家在勞動力下降到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之下的同時出現了資本要素過剩，結果就暴露出了體制問題：在生產力諸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結合上，以某種制度安排來維持相對較高的資本價格。是什么制度呢？金融壟斷制度———與權力結合的壟斷能夠維持資本要素的相對高價。

于是，勞動力走市場，金融資本客觀上卻不能完全走市場。這種雙重過剩，確實會造成林毅夫所說的惡性循環。

金融壟斷資本的體制條件之下，為了維持高價格，金融部門只能追求投資收益高的領域，于是，大量過剩的金融資產在股市收益高的時候進股市，房市收益高的時候進房市，但就是難以進制造業、民營經濟，更不進中小企業和高技術風險投資，因為只有在高收益的領域中才能獲得資本的回報。

這導致實體經濟部門在運轉上出了問題：一方面勞動力無限供給，一方面金融壟斷，這兩個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尷尬的狀況———大家看到房地產大發展，基金業、股票、期貨等也神速發展，而真正的實體經濟部門仍然有很多困難。

實事求是的戰略轉變

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導思想提出過程中間，始終強調把三農問題放在首位。隨一號文件強調增加農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變成新世紀黨中央的惠農政策。

回顧一下這些問題就可以了解，并不是今天才有這種戰略轉變的思考，而是之前就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們看到關于這些問題的早期討論，就應該注意到，中央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作出的調整，乃是執政黨的一個實事求是過程。

從2002年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之后，中央的戰略轉變指導思想日益清晰起來。同志說，“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非常重要，但難點重點都在農村?！钡?003年1月份黨中央提出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明顯表現出中央調整戰略方向的意圖。要想實現全面小康，就得把重點放在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發展上。

2002年黨的十六大之后籌備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當時總書記提出的指導思想，就是加強對農村的傾斜投入，把財政資金新增部分用到縣以下的農村公共開支，把國家的農業投資主要用到村以下和農民相關的項目。這一思想早在全面小康大目標提出之后，就已經在黨內明確了。

但是，投資方向調整起來很困難。盡管黨中央強調，但在2003年還是難以給縣以下農村基層增加多少公共開支，也沒有給村以下農民需要的小項目增加多少投資。當年的建設占地變本加厲，耕地一年就減少了三千多萬畝。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征占土地，失地農民超過三千萬，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一方面經濟高增長，另一方面資源、能源消耗都是空前的。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為了表示決心，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就是2003年中央第一次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的背景。

矛盾客觀存在，認識不統一的問題也客觀存在。到2003年末，中央討論當年的經濟情況和2004年的經濟預測的時候，部分學者提出，我們確實存在某些部門或者某些領域、某些行業的經濟過熱，建議中央采取宏觀調控政策。

事實上，2003年農業農村形勢的嚴峻導致了2004年的宏觀調控；而2004-2005年的宏觀調控使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連續超過9.5%，被海外媒體稱為“奇跡”。在中國執政黨新一屆領導集體2004年推動宏觀調控以后，中國連續兩年出現了曾經在2001年的美國出現過的“兩高一低”———高增長、高就業、低物價———這就是曾經一度被國內學者和媒體炒作過的“新經濟現象”。但中國經濟界之所以沒有如國外那樣炒作自己的新經濟現象，是因為我國近代社會科學大體上師從西方，可西方至今還難以正視中國的發展歷程，更遑論形成基于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只有英國人提出了個“北京共識”，也是按照西方的意識形態來探尋中國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特色。

如果進一步分析，就會看到認識不一致這種現象的背后，其實是利益結構的作用。

2002年十六大提出轉變戰略，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接著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比較集中地討論了政策問題和改革問題，明確提出了放棄單純追求GDP的目標導向，轉向綜合發展，并提出了五項統籌，其中城鄉統籌放在首位，針對性很強。三中全會之后這些提法進一步明確為“科學發展觀”。

這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發展的前提發生了改變。原來各地都是以招商引資論英雄，其實是以資本為本，以GDP來看政績。這是很多地方心照不宣的發展前提?？茖W發展觀的提出意味著前提改變了———以人為本。目標也很清楚———可持續發展。從這個前提出發，為了達到目標，就有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例如，有效經濟、循環經濟、節約型社會等等。要改變增長方式，改變原來單純追求GDP導向之下的行為方式，改變政策的指導思想，就要有一系列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動作是：中央使用了宏觀調控手段，同時緊縮“兩根”———銀根和地根；并且使用行政力量，使得我們能夠在短期內避免出現過大的損失，經濟能夠較快地健康增長。

在這個階段，國務院出臺了宏觀調控文件；黨中央出臺了新世紀的一號文件。中央在所有新的指導思想提出過程中間，始終強調把三農問題放在首位。為貫徹一號文件增加農民收入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體現了總書記在2003年1月份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思想：把財政更多用于縣以下農村基層的公共開支，把國家農業開支更多用在和農民相關的小項目上。這些都正在變成新世紀黨中央的惠農政策。

但是，在沒有轉變各個部門的行為前，在各級干部完全跟上中央的政策思想前，必須要讓局面有所緩解。怎么辦？2004年兩會上，總理提出了免除農業稅的政策，有效地配合了國家宏觀調控，使2004年經濟穩定、健康并且較快增長。對此，我曾發表文章說：“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過于免賦”。

接著人們看到的是，中央在2004年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把科學發展觀強調到政治高度———執政黨執政能力的建設，于是就有了新的執政理念———構建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作為執政理念的提出，就等于對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特別是對黨的負責干部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和諧社會的理念來調整行為，加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就是不能主動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此之后，2005年兩次舉辦省部級高級干部研討班，統一全黨思想，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思想。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新農村建設提出之大背景很清楚，就是黨中央在推進戰略轉變，提出新的執政理念和新的發展思路。但是，因為原有的利益結構已經固化了，條塊分割，利益復雜，所以，有必要把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這樣一個新的戰略轉變時期的指導思想上來。在這樣的困難情況下，農村領域中的諸多問題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來，到五中全會召開，已經是第五次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了。在這些問題上，共產黨員應該堅定不移地跟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和諧社會執政理念，加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哪些行為不符合，就要及時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