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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有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條嶄新的道路，至少可以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固的農村基礎。然而，當前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有著頗為不同的理解，這些理解甚至處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從中國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理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則是一個緊迫的任務。本文中，我試圖從中國發展道路的角度來談一談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解。

一、城市化的路徑

提出新農村建設戰略顯然是基于對我國城市化艱難的認識。依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3%，有近8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30年后，我國的城市化率可以達到73%，相應的農村人口約為4億。也就是說，按樂觀的估計，30年后我國有約4億人生活在農村。由8億人減少到4億人，是一個巨大的變動，農村人口減少的過程，也是人財物流出農村的過程。數億人大規模流出農村，農村會日漸衰敗，對生活在農村的人口會造成嚴重問題。新農村建設就是要通過國家投入來緩解農村衰敗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從而使農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現代化帶來的好處。

問題不止如此。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化率數據，是按居住地來統計的，即將那些務工經商的進城農民工算作城鎮人口。而事實上，雖然有一部分進城農民工已經在城市購房并在城市有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來源，從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但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卻不能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而不得不在城鄉之間流動：他們年輕時進城務工經商，年老時回到農村；自己在城市務工經商，卻依托農村的土地贍養父母、養育子女。這些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不能真正地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過客，他們必須依托農村來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來建立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體系。如果將無法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農民工排除，則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略略超過30%，農村人口（或依托農村生活的人口）約為9億。

而且，在未來30年，中國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建國以來，前33年（1949—1982），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個百分點，后17年（1982—1999），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個百分點。進入新世紀，中國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組織。但事實上，加入WTO并沒有使得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提高中國的城市化率。因為進城農民工固然在增加，而農民工成為市民的難度卻也在加大。即使不考慮發生世界性的經濟蕭條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來3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幾乎不可能持續地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

也就是說，30年以后，依托農村生活的人口可能還要占到中國總人口的一半左右，30年后中國還有約7億人口需要依托農村生活，需要在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如果不考慮居民的生活質量及社會風險防范，中國未來30年，也可能通過政策和制度調整來加快城市化速度。具體來說，正如一些學者建言的，可以通過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戶籍制度，降低了農民進城的制度成本；進一步明確農村土地產權，使農民可以將承包地置換為進城準備金。

但是，進城農民工不可能因進城居住就自然可以獲得穩定的就業和收入機會，不穩定的就業和很低的收入，無法支撐農民工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大量進城農民工將不得不住進城市貧民窟中。

農民工住進貧民窟中，的確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卻不能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當今世界，除中國以外，所有發展中大國都有巨大規模的貧民窟，所有貧民窟的生活都極其糟糕，沒有希望。貧民窟的生活是遠離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的。貧民窟中的貧民是城市中的邊緣群體，不僅無法建立穩定的人際聯系，而且無法形成對未來的有效預期。而當前村莊中的農民，卻不僅溫飽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之上，子子孫孫也許還會繼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生活有根，也有預期，生活是有價值的。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們，因為祖祖輩輩的共同生活而建立了穩定的人際關系，這賦予了他們生活的意義，也使他們有了共同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依托不多的土地，不僅可以衣食無憂，而且居住十分寬敞；因為有預期、有穩定的人際關系，而在村莊中生產出各種價值與意義。一句話，同樣的收入水平，在農村可以過得舒適，可以過得體面而有尊嚴，在貧民窟中，卻變得毫無希望。

如果選擇貧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國城市人口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這種的城市化不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險。如果中國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發展中大國的貧民窟式城市化，則國家幾乎必然要實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

二、城鄉二元結構將長期存在

如果中國不選擇貧民窟式的城市化發展路徑，則依托于農村生活的人口將長期保持一個很大的規模，農民工流動和往返于城鄉的現象將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也將長期存在。

當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也是分析中國發展道路的起點。城鄉二元結構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為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同樣的經濟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艱難，而在農村卻可能過得舒適。城市是市場化的，農村卻有相當部分非市場因素存在，比如自給自足農業經濟的存在（如糧食、蔬菜的自給等）。總體來講，中國進城農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質量的勞動而接受很低的報酬，就是因為農村生產勞動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農村低成本生產廉價勞動力的機制，正是中國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好處的秘密。

城鄉二元結構中，農村非市場因素的存在，還為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了基礎。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社會主義一詞，顯然不是虛詞，而是大有妙處的。通過調動村莊中的非市場因素，進行農村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組織建設，可能為農民增進大量非經濟的福利，從而使農民在經濟收入以外，獲得文化性和社會性的好處，即獲得體面和尊嚴上的好處。

只需要較少的經濟收入，村莊中的人們就可以獲得較高的生活質量（較高質量包括經濟上解決了溫飽，人際聯系穩定，生活意義明確）。村莊可以低成本地獲得高質量生活，構成了村莊與城市二元對立的一個根本點。因為可以低成本地獲得高質量的生活，就使只能獲得很低收入的農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質量的勞動力再生產。勞動力的這種再生產機制，使中國經濟具有的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現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

也因為農村生活具有意義，當城市就業機會較多，勞動力報酬較高時，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當進城農民工過多，就業競爭激烈，勞動力報酬太低時，農民工可以返回村莊依靠一畝三分地生活。中國加入WTO，出口擴大，大量農村勞動力便流入城市生產出口產品，發生世界性經濟蕭條，出口減少，進城務工勞動力可以返回農村。農民工自由往返城鄉，就使中國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因為勞動力靈活供給的優勢，而占據有利位置。

城鄉二元結構既是歷史的產物，又因為農村社會不僅是農民的生產場所，而且是農民的生活和娛樂場所，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場所，而且是意義和價值的生產場所，就為低成本的勞動力再生產提供了絕好的空間，從而為中國趕超型現代化提供了機會。

三、新農村建設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其基本出發點是中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而農民轉移進入城市需要相當長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必須站在農民主體的角度考察他們從現代化中的獲益狀況。不過，當前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流思路，卻與此有些差異。

當前新農村建設主流思路的兩個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溫鐵軍。林毅夫一直認為，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通過國家投資農村基礎設施，以拉動農村的內需。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沒有內需支持的經濟發展，終究不可持續。林毅夫的思路是有價值的，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為當前中央政策的主導思路。林毅夫認為，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辦法是發揮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擴大低端產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為正是中國缺少戰略產業，低端制造業無利可圖，而使進城農民工報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國一定要在發揮所謂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城市化，這樣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貧民窟式的城市化。

溫鐵軍建設新農村的思路與林毅夫有很大差異。溫鐵軍關注的是農民能否組織起來應對市場風險和外在強力。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以土地均分為基礎的2億多戶小農的經濟規模太小，無法應對市場風險，也不能有效抗御外來強力。曹錦清也非常認同溫鐵軍將農民組織起來的意見，認為只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維也認為，當前中國農民之所以窮，是因為沒有組織起來，從而不能“勞動創造財富”，他甚至設想將農民組織起來造大城。

溫鐵軍、曹錦清和潘維顯然都是希望通過將農民組織起來，讓他們獲得經濟上的好處。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農民增收越來越難。在農民人口極其龐大的前提下，國家不可能通過財政補貼給農民以持續的收入增長，唯有將農民組織起來，才能抵消中間環節的剝削，才能抗御外來強力，才能“勞動創造財富”。這種組織起來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農民數量極其龐大的情況下，即使農民組織起來，也缺少與其他階層談判能力。而農民能否組織起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競爭的市場末端組織起來獲取不多的利潤，卻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組織成本。低組織收益和高組織成本，使農民合作社很難生存下來。農民數量龐大，也決定了農民增收的空間很少。農民收入增長較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個無法愈越的難題。發展合作社以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將發展合作社作為新農村建設重點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廂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兩種新農村建設的思路中，新農村建設的戰略性難以體現出來。林毅夫試圖在不對市場經濟作任何反思的基礎上推進新農村建設，溫鐵軍建設農民合作社的思路雖然需要國家對農民合作社的財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卻仍然是市場經濟的。這兩種思路都難以解決9億農民在中國現代化中的出路問題，也缺少農民本位的關照。在當前中國正在快速推進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是得到了好處還是利益受損，如何通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補償農民利益的受損，緩解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的不滿，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打造牢固的農村基礎，才應是新農村建設的戰略目標所在。

四、農民本位的新農村建設

在中國農民數量極其龐大的背景下，無論是務農還是外出務工，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可能性都幾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動農民需求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則近乎于農村破壞了。

站在農民本位的角度，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村人口已經解決溫飽問題，處于“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狀態。當前農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長緩慢，而是支出增長太快。農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農民合作機制的解體導致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農民應對生產生活風險的能力嚴重不足。舉例來說，在我們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因為鄉村組織退出農村生產領域的事務，農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時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設施無法使用，農戶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應對旱災，從而使農業生產的風險急劇增加。

農民支出太快的另一個原因是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一方面，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現金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農民又與所有人一樣承受著同樣的消費主義理念的廣告和時尚的狂轟濫炸。消費主義是市場邏輯的必然產物。問題是消費主義調動起了農民的消費欲望，很少的現金收入卻無法讓這種欲望得到滿足。消費主義一再向人們暗示節儉是不對的，花錢是體面的，無錢是可恥的，農民卻沒有金錢過這種體面的生活。他們羞愧于自己的貧窮。而他們努力賺錢的機會，卻因農民數量過于龐大而缺少結構性的空間。

農民增支壓力的另一個原因是，雖然農民增收不多，他們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支出，卻過快地市場化了。

也就是說，當前農村的根本問題不是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而是支出增長的速度比收入增長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溫飽問題沒有解決，而是消費主義文化告訴他們無錢消費是可恥的事情；不只是農民被市場化了的社會邊緣化，而且是農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僅是公共品供給機制在解體，而且是人與人的之間的聯系在減弱，人際價值生產能力在降低。外在于農民的消費主義文化時時刻刻在向農民說他們的地方性知識是錯誤的，信仰是愚昧的，人生目標是無趣的、可笑的。消費主義文化卻不能為收入很少的農民提供正確的生活方式。

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的消費主義文化，與農民這個被卷進市場經濟卻又無法被市場經濟完全容納的龐大群體產生了巨大的利益沖突。消費主義文化使農民這個龐大的卻收入增長緩慢的群體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農民群體天然具有反對消費主義文化的動力。

站在農民主體的立場，一方面，農民經濟收入在緩慢增長，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已大大下降，溫飽問題早已解決，閑暇時間很多，農民的物質福利在不斷地增加，另一方面，因為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農民的主體地位在逐步喪失，人際聯系解體，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減少。因此，當前農民的苦，不苦于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而苦于正在喪失生活的意義；不苦于現實的物質生活匱乏，而苦于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不苦于消費水平沒有提高，而苦于人與人的信任正在減少；不苦于生產勞動強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變化太快；不苦于經濟收入沒有增加，而苦于整體福利正在減少。總之，不是苦于純粹物質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會的方面。當前的農民問題，不純粹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不純粹是生產方式的問題，而更是生活方式的問題。

因此，在農民事實上不可能快速轉移進入城市，農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況下，站在農民主體立場的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重建農民的生活方式，從而為農民的生活意義提供說法；是從社會和文化方面，為農民提供福利的增進；是要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費主義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設一種不用金錢作為生活價值主要衡量標準，卻可以提高農民滿意度的生活方式。舉例來說，我們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荊門四村建立老年人協會，只投入很少的錢，就極大地增進了農村老年人之間的交往，提高了農村老年人閑暇生活的質量，使農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時間過得快了”，“身體好了”。農村老年人在老年人協會交往和相互訴說，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空間，從而提高了農村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人看得見未來的希望，從而降低了生活的貼現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協會只是新農村建設可以著手建設的一個很小的項目，在我們實驗區，中老年婦女自發組織的各種文化組織，如腰鼓隊、健美操，不僅給農民帶來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農村婦女有了生活的主體性，增加了村莊的社會資本。溫鐵軍總結他所主持的鄉村建設經驗時，也認為“文化建設，收效最高”。

時代有人民體育、人民教育、大眾文化和大眾醫療的說法，如果國家在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的過程中，注重農村人民體育和大眾文化的建設，雖然不能改變消費主義文化對農民福利的負面影響，卻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這種負面影響，從而可以減少農民福利的損失，增加農民整體的福利水平。

有了農民對人民體育和大眾文藝的內在需要，有了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中的大量資金及人力投入，雖然市場經濟及其背后的消費主義文化依然會對農民福利造成負面影響，這些活動卻可以大大降低這種負面影響，其結果是，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方面農民物質生活水平在緩慢增加，一方面，農民的主體性依然存在，社會聯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農民雖然消費的物質財富不多，卻因有較多的文化活動而福利水平較高。

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農民對現代化的滿意度，并為流動于城鄉的農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義的“家”，中國九億農民有了牢固的“根”，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農村是可以回去的“家鄉”，是廉價再生產勞動力的場所，又是調節勞動力供求的蓄水池。因為進城農民工可以回到家鄉過上高福利的生活，他們不會接受無限低的打工報酬，從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情況下的城市“民工荒”狀態，這無疑可以提高農民整體收入水平。進城農民工回得去家鄉的農村，是他們的基本人權。必須讓農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無根的苦難的貧民窟中，從而不得不接受無限低的勞動報酬。

五、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

以上展示出來的新農村建設思路，是一種以社會和文化建設為主體，以建設“低消費、高福利”生活方式為目標的新農村建設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出新農村建設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五大建設并舉中的兩大建設的強調，是試圖通過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及必然同時進行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但這是次一級的），來抵消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文化對農民福利的負面影響，使農民可以得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整體好處，從而使農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終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思路。也就是說，側重社會和文化建設的新農村建設，是要通過建設適應于農民經濟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使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從而打造中國現代化的農村基礎。

這只是新農村建設的第一重目標。新農村建設也許還可以做到更多。具體地說，當前中國現代化的預設中，是要建設一種美國式的“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國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資料及嚴重污染自然環境為代價的，因此是一種“高消費、高污染、高能耗”基礎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國式生活方式事實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復制，尤其不可能為有13億人口的中國所復制。

中國以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為側重點的新農村建設，是在與農民經濟收入水平相一致情況下，因此是在有9億農民內在動力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低消費（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設，就可能不只是要為收入增長不快的農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種說法，而且這種說法因為有龐大群眾的實踐，而具有相當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和污染環境來證明人的價值，而是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和諧相處，來證明人的價值。這種正當性，就與中國傳統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與東方文明中“知足常樂”的智慧，與環保主義中與自然和諧相處、敬畏自然的主張合拍起來，從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資源越來越少，人類以高消費為基礎的掠奪式文明不可持續時，為人類社會提供一種可能的文明選擇。

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將農村建設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打造牢固的農村基礎，只是新農村建設的第一重意義。在此基礎上，9億農民實踐著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農村建設戰略實現創造性的轉換，即轉換為對一種新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明的尋找，轉換為對中國傳統文明偉大復興的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