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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代化經典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和鄉村的中心—邊緣、支配—被支配的關系。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鄉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生存還是毀滅，衰敗或是復興，遺棄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面臨并必須解決這一“哈姆雷特”式的難題。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正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社會改造和發展問題。在古代，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民眾主要是農民，以農耕文明為特質的均質性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演繹和發展。因此，在古代，農村、農業和農民并沒有構成社會和政治問題。只是隨著以工業文明為載體的工業、城市和工人等現代文明因素的出現，與傳統農業文明密切相關的農村和農民便構成了社會和政治問題。特別是對于中國而言，由于其現代化進程是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啟動的，在此情景中，作為傳統因子的農村和農民問題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紀以來，在西方工業文明裹挾的大量現代因子的沖擊下，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日益凸顯，成為知識界和政府十分關注并致力于解決的重大問題。由此，本世紀關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顯的“問題導向”的特性。

20世紀上半期：農村的衰敗與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紀60年代晚清啟動現代化進程以來，作為現代化“棄兒”的農村和農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僅沒能遏制農村衰敗、克服農村危機，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來鄉村社會中所凸現出的全部矛盾，釀成20世紀上半期農村空前的社會與政治大動蕩。日益嚴重的農村與農民問題，引起了當時的知識界和政府的廣泛關注，試圖尋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這次研究高潮中，國內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一種是出于救國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其中以和梁漱溟為代表；另一種是從學術上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并為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費孝通為代表。

1.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道路”。由于現代化造成農業和農村的衰敗，引起一批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識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決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自19世紀后期的自強運動以來，中國經歷了一次次社會變革，領導變革的知識分子都認為通過學習西方可以使中國富強。但是，這些運動都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反而造成無序和混亂，是農民群眾而不是知識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財富和機會集中于城市，農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別是以都市文明為載體的西方文化破壞了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道德規范這一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以西化為目標的現代化給農村造成苦難這一事實證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業化文明無濟于事，中國只能復興“以農立國”的中華文明，知識精英只有轉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較少且受西方苦難最多的鄉村，才能找到中國的出路。他認為：民族自覺的頭一步，便是覺悟到鄉村，從這一步，就可以覺悟到一切，覺悟到我們原來的社會構造的特殊，覺悟到我們自有我們的前途。所以，鄉村建設是中華文明復興的起點和基礎。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鄉村建設”，而不贊成共產黨的農民革命，是基于其對中國國情的獨特理解。他從文化本位出發，認為中國社會是以人倫關系為本位，只有職業之別，而沒有階級之分，因此只有建設之任務而沒有革命之對象。中國的問題雖然包含政治經濟問題，但實則是近代西方文明沖擊造成的文化失調問題，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決鄉村問題進而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是通過鄉村建設復興中華文明。鄉村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依靠鄉村自治，創造一種以理性和倫理為基礎的新團體組織，由此推動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全面進步。為此，在國民黨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體力行，先是舉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培養有志于鄉村建設的知識精英，后又直接到山東省鄒平從事社會實驗?？梢哉f，鄉村建設運動帶有強烈的精英主義傾向，是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文化改良運動。

梁漱溟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認識和實踐有獨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其獨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適性，而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梁漱溟獨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兩大弊端，即物欲橫流和鄉村遺棄，認為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圖以文化重建復興鄉村，進而改良中國；二是強調知識精英必須到農村去，主張知識精英與農民結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過分強調中國特殊性，從而否定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這必然妨礙他正確認識、分析中國和鄉村的根本問題；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視了農民貧困化的根源；三是將鄉村居民等同于農民，無法改變農村固有的社會階級關系，無法激起下層農民的熱情和向往。梁曾為之嘆息：“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梁漱溟希望造就鄉村領導精英推動鄉村建設運動終于流于空想。

2.以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探索。作為“農民的兒子”，對現代化啟動后農村的衰敗和農民的苦難有著更為真切的感受。從青年時代起，他就致力于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使他的探索獲得了正確的理論指導。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方法，將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根源歸之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壓迫。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不合理的地權關系。因此，只有充分動員廣大貧苦農民改變舊的統治秩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在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識上，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馬克思等人的獨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大批破產農民被轉化為城市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人數最多、受壓迫最深的階級，因而，工人階級是改造舊社會，重建新制度的階級力量。而在中國，現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啟動的，傳統社會的主要社會成員——農民作為一個階級被完整地保留下來，而且所受苦難最深重，“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1]（p631）。只有解決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問題，制度革命才能成功，從而為現代化重建制度基礎。

其二，在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看來，農民不過是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棄兒”。即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也估計不足，恩格斯認為：“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盵2]（p487）在中共創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也認為只有城市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動力。陳獨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識精英自居，輕視和忽視農民的歷史主動性。而通過實際調查，對農民的歷史主動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并將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作為檢驗是否是革命者的標志。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認為，正是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皼]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皼]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3]（p21）。之后，又多次強調農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知識分子只有與工農結合，才能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由此將被視為消極存在的農民階級提升到革命主體的地位。

其三，西方現代化理論將人口、資本、知識、技術集中的城市作為社會歷史變革的中心，分散的鄉村則處于邊緣地位。以西方國家經驗為基礎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認為，革命的中心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看來，中國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統治的堡壘和消費中心，中國的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農村是消費品的主要生產地。為此他提出，要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在農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農民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農民是革命的動力，農村成為革命根據地，因此必須正確認識和解決土地問題。認為，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即不合理的地權關系。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才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放農村生產力。解決土地問題的實質是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實現其物質利益。這正是農民作為歷史變革動力的持久源泉。顯然，它與簡單地消滅私有和遏制個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顯著的差別。這反映了對農民的深刻了解和認識。

在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識上，既注意到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又能從中國特殊國情出發，因此他創造性地探索出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并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

為探索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出路，十分重視實地調查，如20年代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40年代主持的陜西省農村調查等等。這些調查不僅為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據，而且在調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與此同時，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中國農村問題進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觀點。主要代表人有陳翰笙、薛暮橋、千家駒、孫治方等人，他們的文章主要發表在《中國農村》雜志上，因此又被稱為“中國農村派”。他們認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農村問題，但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醫治問題的良方。

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實際從事社會調查，正確認識到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正確思想，從而產生了20世紀上半期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最輝煌成果，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3.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院派的研究。本世紀上半期，一些學者從學術上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并為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提供了思路。這一研究由于屬于純學術研究，因此被稱為學院派。1926—1927年間，李景漢就曾指導燕京大學的學生對京郊掛甲屯等四村160戶家庭進行調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1933年李景漢又根據自己以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調查部的同仁進行的定縣調查出版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當然，在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費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1936年出國留學前，費孝通在家鄉江蘇吳江開弦弓村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細致調查。此后，在其導師人類學功能派大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指導下，寫出了題為《中國農民的生活——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的博士論文。這本譯成中文后改稱《江村經濟》的著作不僅從社會學角度深入細致地描述了中國一個村莊的農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個創造性的觀點：以恢復中國農村企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

開弦弓村是一個農業加手工業的典型社區。費孝通通過調查注意到農村中農業、家庭副業和鄉村工業的關系。在他看來，傳統中國農村經濟具有工農相輔的內涵，農業和手工業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時間?，F代化不是憑空而來的，要在傳統的底子上建設。中國農村的發展必須注意到傳統力量與新的動力具有同等重要性，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不會是西方世界的復制品或者傳統的復歸，其結果如何，將取決于人民如何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的鄉土重建既不能復制西方，也不能復歸傳統，而應在傳統力量和新的動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眾去解決。

通過一個村的深入調查和研究，費孝通準確地把握住農村的基本問題，認為“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4]（p200）。從這一意義上，費孝通贊成中國共產黨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但他認為，僅僅實行、平均地權并不能真正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即走鄉村工業化之路。這種農村企業就是深藏于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生產方式中的“草根工業”。

回國后，費孝通與張子毅等人一起，調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祿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寫出了《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和《鄉土重建》等以農村社會學為主題的理論著作。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深入解讀了中國傳統社會，認為中國是鄉土性社會，鄉土社會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關系構成中國的特殊性。他總的思想是，以工業重建鄉土，進而解放農民，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并最終解決中國問題。改革開放后的實踐證明，其思想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國外力量的介入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現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本世紀上半期，一些外國人也開始涉足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這種研究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術性研究。這主要是當時一些在大學任教的西方學者運用西方社會學理論對中國鄉村進行的學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卜凱對中國7省17縣2866個農場進行了為期五年的詳細調查。1933年他出版了《中國農家經濟》一書。他通過調查發現，中國的貧困在于農場面積的零細，生產力的薄弱，總根源是人口過剩，人口過密。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是實行人口節制。1925年上海滬江大學的美國學者庫爾普（DanielKulp）帶領攻讀社會學的學生對廣州潮州鳳凰村的家族進行了調查，并撰寫了《南部中國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的社會學》。

另一類研究是為本國制定政策提供依據。從研究角度看，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費正清。費正清是個“中國通”，在中國居住過很長時間。在《美國與中國》這部書中，他將中國視為兩個不同的社會，一個是都市，一個是鄉村。在中國鄉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中，鄉紳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國家與農民的中間人，是鄉村社會的實際統治者。其研究成果對美國政府從主要扶持中國中央政府轉而關注地方實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連設立了“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國的社會經濟情報，從而為制訂侵華政策提供依據。在他們看來，中國社會的主體是鄉村，是農民，要真正征服中國，就必須征服農民，要征服農民，就應該了解農民。因此，他們將調查的重點放在對農村的調查上，其調查范圍和內容也隨著侵華范圍的不斷擴大而擴大，涉及全國大多數省份。主要調查方式是在全國不同地區抽樣調查村莊，包括村莊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習俗等各個方面，獲取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據統計，目前在日本及美國的大學里保存的滿鐵調查報告和文章有10514種之多?，F已出版《中國農村慣行調查》（6卷）。關于這些資料的學術價值，國內外學術界有爭議，有的認為這是日本為侵華的需要進行的，缺乏科學性；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雖然滿鐵的調查是為日本侵略服務的，但是這些資料是值得重視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社會的寶貴資料。美國著名的華裔學者黃宗智先生就認為，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它們的質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紀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農社會的有關資料?，F在國內外有不少學者正在利用這些資料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社會進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國內外已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當前國際上影響很大的杜贊奇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就是利用滿鐵在華北調查的幾個村的資料寫作的，新也利用滿鐵在山東和河南的資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寫的《舊中國東南農家經濟研究》也是在滿鐵對江蘇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傊?，滿鐵的調查資料是有待進一步開發利用的研究20世紀上半葉中國鄉村的很有價值的資料。

50—70年代：國內研究的停滯與國外研究的進展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在50年代初的之后，迅速轉入農村集體化。從此一直到70年代末，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認識的主線是圍繞農業集體化展開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重大分歧和爭論。

后的農業集體化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增加生產，解決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飯問題；二是為工業化提供積累；三是實現大體均等，避免兩極分化。集體化對中國來說的確是一場革命。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都是以戶為單位，既不同于西方的個人本位，也不同于蘇聯有村社集體共同生產的傳統。但是，受蘇聯模式影響，我們對集體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認為集體不僅是生產資料的集合，而且是勞動的集合，以致集體的規模愈來愈大，由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一直到。由此就脫離了中國建立在手工勞動基礎上以戶為單位生產的國情和傳統。先是1955年左右出現了所謂“生產力暴動”，農民以破壞生產工具等消極方式反抗急劇加快的農業集體化。但這種反抗是無力的，因為農民的土地是共產黨領導革命勝利取得國家政權后分給農民的，加上相當多數的農民對黨的號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所以，集體化進程總的來說比較順利，生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別是通過這種集中勞動和集體分配的方式，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近7千億元的資金，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做到了大體均等。

但是，一成立，就面臨著致命的弱點，即無法解決勞動管理和生產動力問題。在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生產方式下，受“不勞動不得食”的鐵的規律支配，人們自覺勞動。進入集體以后，許多人共同勞動，勞動態度和貢獻有所差別，但這種差別卻難以通過報酬體現出來。由于報酬的平均化和科層制管理，勢必出現集體性偷懶和少數人占便宜現象，從而影響生產的持續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率先提出“集體勞動必須包工包產”的責任制主張，1957年浙江省永嘉縣興起“包產到戶”。由于反右，這一試驗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達3千萬，才引起我們黨對農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視。為此出現兩種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產到戶的探索。由于糧食生產和供應的日益緊張，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并得到劉少奇、陳云、鄧小平、鄧子恢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

二是堅持體制。起初支持包產到戶，是將其作為權宜之計。他的基本思路是堅持體制。認為的主要問題是一平二調，核算單位太大。主張通過調整，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和報酬脫節的問題。隨著黨內愈來愈多的人贊成和支持包產到戶，特別是的秘書田家英由過去堅決反對到支持包產到戶，引起的高度重視，認為這與體現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馳。一大二公，可以大體平均；包產到戶一小二私，會出現兩極分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將包產到戶上升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高度，不僅激烈批判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形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最后發展到“”。

由于這一時期農村和農民問題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除了農民革命和農民戰爭的主題外，到1979年前，在中國境內有關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基本停頓下來。

與國內研究的基本停滯相比，在這30年中，國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旅美華人楊慶kūn＠③根據自己50年代初在廣州郊區鷺江村的調查寫成的《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一個中國農村》（1959）。（2）威廉·韓丁根據他對時期陜西長弓村的再度調查，出版了《身翻：一個中國農村的繼續革命》（1983）。（3）1975—1978年，美國漢學家陳佩華（AntiChan）、JonahanUnger和RichardMadsen對廣東陳村的研究。他們三人對26位流入香港的陳村知青和村民進行了223次深入訪談，撰寫了《陳村：時代一個中國農民社區的現代史》（1984），Madsen還利用這次訪談的資料撰寫了《一個中國村落的道德和權力》（1984）。這兩本書對陳村的社會權力結構和干部權力的道德基礎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這一時期西方學者對中國大陸鄉村的實證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學者如裴達禮、王斯福、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將研究的重點轉移到臺灣和香港地區，對這些地區的鄉村進行實證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Pasternak）對臺灣南部兩個社區進行了調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兩個中國村莊的血緣和社區》。英國人類學家華德（Ward）在對一個香港漁村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出版了《多樣化的意識模式》。

80年代以來：農村的改革開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現

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得以恢復和發展，并形成了本世紀第二次高潮。這次高潮的出現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開始發動的農村改革，揭開了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帷幕。20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政治、教育、文化和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包產到戶，到鄉鎮企業，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同時，此前在農村中掩蔽和積累的各種問題、矛盾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也逐步顯露，甚至激化，這些都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為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創造了寬松的意識形態環境；其三，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為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廣闊理論資源。在此情景下，在學術界和政府政策部門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不斷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紀第二次高潮。

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的學術興奮點，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為有機銜接的三個波浪段：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圍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行的農村經濟研究。這一時期研究的主題多與1979年開始推進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關，許多研究論文和調查報告或積極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與呼，或是調查論證改革開放給農村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的各種變化，其論證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圍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和人口流動及其所引起的社會變革而進行的農村社會研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解決了生產動力問題，使生產得以迅速發展，一舉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的糧食緊張問題。但是，隨后而來的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日益突出。數億農民堆積在有限的土地上，這種“過密化”使我國農村依舊沒能擺脫只有增長沒有發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狀態。可貴的是改革開放后農民身上迸發出來的巨大創造力和想象力并沒有就此打住，農村剩余勞動力以“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和“離土又離鄉”所形成的席卷全國的“民工潮”形式，開始了中國農民反“過密化”的歷史進程，并成為這一時期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兩大熱點。

其中關于農民流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當前農村人口流動的基本狀況和總體特征，如袁亞愚的《中國農民的社會流動》；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動的條件和原因，如黃平的《尋求生存——當代中國農村外出人口的社會學研究》；農村人口流動的組織化問題，如王春光的《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如杜鷹等的《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農村人口流動與城鎮化，如辜勝阻等的《當代中國人口流動與城鎮化》。盡管關于農村人口流動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然而從學術分科來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學者所作的，而這與農村人口流動之于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響是不相稱的。

3.90年代開始圍繞村民自治興起的農村政治體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一個較深入的領域。村民自治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授權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權變為自下而上授權，體現了現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開放后農村經濟利益格局發生變化，農民成為利益主體。干部由時期的給農民轉為向農民要，因此，干部必須重建合法性權威，即向農民提供公共服務，向群眾負責；二是在集體經濟背景下，基層干部掌握著一定資源，由于意識形態控制力的松馳，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體名義搭便車，從而造成干部與群眾、國家與農民關系緊張化。為此，國家實行村民自治，運用民主方式重建國家權威，并通過民主所動員的民間力量監督基層干部。這樣，在農村基層，國家的體制性權力雖然上收到鄉鎮，但功能性權力卻深入到基層。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在農村邁出的步子較大，原因是農村處于國家權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較強。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來，對村民自治的爭議就沒有停止過。起初有人擔心村民自治會削弱國家權力，引起農村的政治不穩定，這也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長期處于試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通過后，人們仍然存在疑慮，擔心鄉村民主能走多遠。爭議的存在促使爭議各方都努力從村民自治的理論與實踐中尋求于已有利的證據以證明自己或證偽對方的觀點，這種努力推動著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斷深入。

80年代興起的農村改革，引發了對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農村發展乃至社會主義建設歷程的深刻反思，并大大推動了對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道路的探索，從而創造出以包產到戶、鄉鎮企業、村民自治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并構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這也是20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的另一偉大成果。

隨著農村改革及其“擴展效應”，大大促進了學術界的研究。通覽80年代以來的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1.研究學科和方法的多元化。就學科和各自所運用的研究方法而言，這一時期的研究，真正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法學等學科紛紛介入，既考察宏觀制度，也關注微觀社區，既有學理分析，也有實地調查，同前一次高潮時期的研究相比，呈現出明顯的多元發展的特征。但是，由于學術分工傳統積累起來的深厚知識和相應的學科壁壘，使這一時期研究的發展狀況極不平衡，不同學科之間缺少溝通和交流，因而研究成果往往會帶有明顯的研究偏好乃至偏差。同時對方法論方面存在著的缺陷也少有明確的自覺和自省。

2.這一時期的研究經歷了由政策選擇向學理研究的轉變。80年代前的農村研究大多屬于政策選擇，90年代后才進入學理的層次。其原因一是80年代學術界籠罩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下，學術界的意識形態帶有濃厚的西化色彩，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9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學術中國化”的問題。認為“學術本土化首先是一個尋找和確立知識‘主體性’的問題，它要求研究者不是盲目地信從已有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架構，而是以知識社會學的態度分析和洞察所有知識背后潛藏的意識形態?！盵5](p182)二是一批學者從80年代的主義之爭走了出來，進行問題研究和實地考察，認為外來的理論只能提供普遍性的法則和意義，而無法真正地面對和解讀中國特殊的人案。他們努力面對中國本土的特殊問題，運用本土的經驗材料，提煉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學理架構，從而揭示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特點。這種學術覺悟在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中的表現尤為突出。具體涉及的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對歷史的反思。主要成果是對的研究。其中比較典型的一是林毅夫的研究。林毅夫較早注意到的問題。認為公社組織本是農民自愿參加的集體組織，可以進入，也可自愿退出。后者正是保證集體組織的活力所在。但公社組織事實上只能進入而無法退出，以致造成低效率。二是張樂天等人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告別理想——制度研究》。張樂天通過實地考察，認為背離了家族共同體傳統，并最終導致家族共同體的瓦解。

（2）對現實的思考。核心是鄉村變遷中的現代性和傳統性問題。鄉村變遷太快，對既有秩序進行了強力沖擊。在此情景中如何進行鄉土重建？在問題的探討中形成了兩種主要觀點：一是現代性取向。這種觀點將傳統和現代對立起來，認為現代化是現代性全面取代傳統性的過程；二是現代化可以從傳統中挖掘有用的東西，即借鑒本土資源。

3.這一時期不僅研究的論文和著作數量遠遠超過第一次高潮時期，而且在研究的主題和內容上也有不斷深入和細化的趨勢。這一時期的研究在各個學科領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林毅夫的《制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陸學藝的《改革中的農民問題》、陳吉元的《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吳懷連的《農村社會學》、王銘銘的《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王滬寧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張樂天的《告別理想——制度研究》、張厚安和徐勇主筆的《中國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和徐勇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從研究主題和內容來看，從第一個高潮時期的探索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和揭示鄉土社會的特性，逐漸深入到關注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出現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涉及農村土地制度變遷、鄉鎮企業、農村人口流動、小城鎮建設、農村社會的分化和整合、農村社會保障、農民心理變遷、農村傳統文化、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等各個方面。

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日益引起國外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對中國鄉村問題展開研究，目前，中國鄉村問題的研究可以說已經成為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個熱點?？偟膩砜?，當前國外對中國鄉村問題的研究有三個特點：第一，研究領域廣泛，可以說是一種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目前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的學者從不同學科出發，運用各自的理論對中國鄉村問題展開了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涉及中國鄉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第二，研究人員日益增多，研究受到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法國等一些國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都建立了專門的組織研究中國鄉村問題。不少國家的政府、民間組織和基金會及一些國際組織都提供資金鼓勵和支持中國鄉村問題研究，如美國福特基金會出資支持中國國內和國外9個單位進行中國農村人口流動問題的研究；美國盧斯基金會出資支持美國一些學者進行中國村民自治問題的研究；聯合國也投入大量資金加強中國鄉村干部的培訓，推動鄉村問題的研究。此外像美國卡特中心、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問題研究所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英國薩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等等都展開了對中國鄉村問題的研究?？傊斍爸袊l村問題的研究受到不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視，鄉村問題的研究也不斷深入，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第三，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為主，尤其是采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據我們所知，當前絕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國鄉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到中國鄉村進行過實地考察，有的在鄉村一個社區駐住和生活相當長時間，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對鄉村問題進行研究，如愛德華·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從1978年5月開始對河北省五公村進行了長達10年的調查，在10年中他先后12次到中國，對這個村及有關部門進行調查，與數百名干部和村民進行了長達數千小時的訪談和討論。在此基礎上弗里德曼對我國建國前后20年的社會變革及其影響和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綜合來看，這一時期國外研究中的代表性觀點有：

1.小農經濟的內卷化問題。美國著名漢學家黃宗智利用滿鐵資料和自己的調查，寫了兩部書《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1985年出版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黃宗智以充足的史料為依據，提出“不要把商品經濟的發展簡單地等同于向資本主義過渡”。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他進一步提出：“過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國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斑^密化”（involution，又譯為內卷化）是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liffordGeertz）在研究爪哇農業時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種“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總產量的增長”的現象?！斑^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過密化相伴隨或推進的商品化進程。他認為中國農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經營型農場主的獲利動機驅使，而是人口過多對土地的壓力推動的，以密集的勞動投入為代價。因此，并不存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小農生活長期仍舊處于糊口水平，中國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縛于糧食生產。這種商品化不僅難以導致小農經濟解體，反而會延續小農經濟。它的特征是有增長無發展，即“過密型增長”。1979年的農村改革是對這種“過密型增長”的突破，“正是鄉村工業化和副業發展才終于減少了堆積在農業生產上的勞動力人數，并扭轉了長達數百年的過密化”，使中國農村真正走向現代化。

2.鄉村經紀人觀念。美國學者杜贊奇利用滿鐵資料對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進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提出了鄉村基層領袖在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扮演著“經紀人”角色。他將“經紀人”分為兩類：一是“贏利型經紀”，他們將小農視為榨取利潤的對象；一是“保護型經紀”，他們代表社區利益，并保護自己的社區免遭國家的侵犯。“經紀人模型”注意到國家與鄉村社會之間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國家與鄉村社會互動的研究。近來，有學者進一步闡發了這一觀點，提出以國家、地方精英和民眾的三層分析方法，來解讀中國鄉村社會。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3.農村社會的轉型。Shue在敘述中國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之間關系時認為，1949年以來國家對農村的控制經歷了時期的“蜂房式”制度到商業網絡和政府機構直接滲透到鄉村的變遷。在時代，農民被固定在當地社會中，國家依賴地方干部對中央政策進行地方化式的“變通”，其角色頗類似于中華帝國時代的“士紳”，從而農村社區對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基本上是不開放的。相比之下，改革以來的一系列經濟開放政策和行政改革措施把農民納入到具有一體化趨勢的商業網絡和不斷強化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控制當中，使他們的社區逐步向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形式開放了，也使中國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國家力量延伸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