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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日前在“兩會”期間答中外記者關于“三農”問題的提問時,引用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的一句話。舒爾茨說,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以農業為主,因而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許多窮人的經濟學。溫總理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要說明,因為“三農”問題在中國有著極端的重要性,所以我們需要了解“窮人的經濟學”。

幾千年前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在創造“經濟”這個詞時就已經說明了它就是關于平民百姓理財的學問。亞當·斯密在《財富論》第四編開宗明義地提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于富國裕民”。馬歇爾說得更直白,“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的一門學問,也是研究人的一門學問”。我國自古解釋“經濟”就是“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是研究如何為普天下的老百姓最大化生產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學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公開聲明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是以謀求無產階級即大多數人利益為目的的經濟理論體系。由此可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大寫的人。

一切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是社會的主體,是一切經濟活動的主體。離開了人,離開人的發展,“見物不見人”,就難以得出科學的結論。因此,經濟學的研究應該“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角度上說的。不言而喻,中國最大的“民”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那些以農業作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農民。這些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并承擔起現代化進程中的大量成本,因此,在他們的收入與富裕階層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需要更多的“窮人”表達他們的愿望。

經濟學既然是“經世濟民”,就應該把如何解決“貧窮”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減少“貧窮”,建設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是中國新世紀的重任。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到290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降至3%。但目前的農村絕對貧困標準是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在625元以下,若按照農民人均年純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增加到9000萬,占農村總人口的10%,而若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費不低于1個購買力平價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測算1個購買力平價美元折合2.5元人民幣,即人均年收入約900元,中國貧困人口就增加到1億多人。面對著相當于一個中等大國人口的“貧窮”,如果經濟學依然用“效用”來注解,顯然是不夠的。從這個角度上說,經濟學的最高境界已不是一個概念、一堆結論、一種邏輯,而是一種信仰、一種文化。

研究“三農”問題需要“窮人的經濟學”。中國是個農業人口占絕對多數的發展中大國,農民是最大的“貧窮”群體,農業是傳統的“貧窮”經濟主體,農村是典型的“貧窮”地區。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農民富了,全國才能富。在中國,穩定了農民,穩定了農村,就為整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個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基本滿足大多數人的愿望乃是任何政府穩坐江山的“命根子”,這是現代政治穩定的一個基本原理。因此,研究“三農”問題其實就是研究我國社會穩定的基礎,研究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研究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礎,研究我黨穩定執政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的大局,是經濟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舒爾茨針對“唯工業化”理論造成農業成為“糟糕經濟學的很大犧牲品”的狀況指出,“必須認識農業研究的經濟價值”,認為農民后天能力的提高,實用知識的進步,是未來經濟生產率及其對人的福利貢獻的關鍵所在。如果說,在以往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由于社會生產力的落后,人們無法克服農業對于自然界的依賴,飽受自然界的欺凌而時時要掙扎在貧困和落后的痛苦之中,那么,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科技、經濟和政治的進步,該到了打破這一定理的時候了。實際上,許多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隨著現代化的實現,今天已經與工業并駕齊驅。因而,我們有必要研究農民的經濟學,有必要把農民及農業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的農民是個潛在的龐大消費主體,是推動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最強大的動力。中國的農業是實現現代工業部門擴張最堅實的基礎,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最牢固的支撐。

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不是一句口號,必須有針對性地構建社會結構各個層面的和諧,其中包含構建城鄉結構的和諧、構建區域經濟結構的和諧、構建社會階層結構的和諧。根本的目標是構建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社會。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看,市場經濟下產生的不公平等矛盾是一種必然,單純靠市場自身的能力是無法“自然稀釋矛盾”的。這就需要政府運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采用稅收、轉移支付、補貼等手段,兼顧貧困地區、群體和必不可少的產業利益,防止貧富差距過大,實現社會公平,保持社會穩定。

提高經濟學的“效用”需要“窮人的經濟學”。經濟學是一種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表述,然而,現代經濟學的表述走進了越來越高深的“和寡”胡同,老百姓翻開一些經濟學教科書,云彌霧罩,眼花繚亂。其實,世界上許多經典的經濟學名篇不一定充滿了圖形、抽象的概念和數學公式,難以親近。斯密的《國富論》就是一部優秀的散文之作,至今仍被歐美一些大學文學系作為范文來學,即使是一個經濟學“窮人”,讀起這本書來也會津津有味,受益匪淺。法國經濟學家巴師夏在論述自由貿易時用蠟燭制造商的口氣寫了一封“控訴信”,狀告太陽以無成本的陽光與他們進行不正當競爭,要求政府命令各家緊閉門戶保護蠟燭業。談這樣的故事,你會覺得下里巴人嗎？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馬克思說過,讓哲學從哲學家的書齋中解放出來,成為群眾手中銳利的武器。經濟學要被群眾所掌握關鍵在于經濟學的“效用”,人們只有充分認識到一種東西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用才會去掌握它。在市場化和開放型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因素的今天,按市場規律辦事越來越受到普遍的重視,中國的老百姓需要更多的大眾經濟學,而不是“書齋經濟學”。經濟學并非要專向人們刻意經營謀劃,而是有血有肉、有理性情感、置身于你我之間的日常用語,這樣才能吸引人、打動人、啟迪人。因此,要提高經濟學的“效用”,必須走出書齋,深入到最廣大的民眾生活當中去,深刻地了解不同階層成員的所思所慮,再系統全面審視社會經濟現象,這樣才有可能找到兼顧各階層利益的、有效系統全面的、能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量動態最大化的解決方案。這樣的學問才真正是具有現代意義的“窮人的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