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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時期是我省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而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服務體系則是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全面體現了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的精神，全面體現了省委、省政府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全面建設“平安浙江”、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要求，對全面把握本世紀初戰略機遇期和度過矛盾多發期，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確保浙江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

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廣大農民群眾對我們提出的迫切要求，是加快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和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先后實現了從溫飽到小康、從資源小省到經濟大省的歷史性跨越。去年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已達到6096元，農民收入水平連續19年居全國各省區首位。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全省農村居民需求結構、消費結構發生了極大變化，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已從1980年的56．8％下降到2004年的39．5％。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快速推進，城鄉互動融合發展，農民群眾對農村公共服務項目需求增加，使得原先政府為農民提供的公共服務越來越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省委提出到2020年要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完成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關鍵取決于“三農”問題的解決程度，而核心就在于能否讓農村居民享受到與城市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

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全面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的必然要求。科學發展觀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特點和規律的科學把握，是當前指導我們開展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牢固樹立和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最根本的就是實現“五個統籌”，必須把發展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但我們必須看到，既定的經濟總量在不同的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和政策目標下，人民實際福利和社會總體狀況可以有重大差異。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確保整個經濟社會和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而統籌城鄉發展作為科學發展觀中的“五統之首”，在推進我省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中無疑更具有全局性和基礎性的意義。要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

構建農村服務體系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由于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加速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快，經濟體制轉軌加速，社會發展轉型加強。但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增強，各種社會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而這種矛盾和問題突出表現在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處理上。如果我們在這一關鍵時期不能解決好城鄉問題，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得不到有效遏制，大量的農民不能轉為安居樂業的市民，那么我們不僅不能進入經濟社會的“黃金發展期”，還有可能會陷入經濟停滯、社會動蕩的“現代化陷阱”。而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則正是從協調工農關系、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著眼，而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性舉措。

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實現“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最直接體現和最有效途徑。“三農”問題是現代化建設中必須處理好而又容易出偏差的一個大問題，也是當前我們在改革發展進程中遇到的一大難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其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我們沒有把城市與農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考慮，我們的思維定勢還沒有跳出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框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長期以來我們實行了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人為地造成了體制性障礙，阻礙了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自由流通。而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著力引導城市公共設施向農村覆蓋，城市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給城鄉居民和經濟社會以同等的發展機會，實現城鄉共繁共榮。

構建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全面履行政府管理職能提出的迫切要求。政府的重大職能之一就是要在市場失靈的地方發揮作用。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明確政府的職能界限，加快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讓政府重點做好那些市場做不好、也做不了的事情，并從過去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到公眾服務型政府上來，主動承擔起協調、監督和保證社會公平、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而開展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就是廣大農民群眾對政府職能轉變提出的迫切要求。

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原則與重點

農村公共服務隸屬于公共產品。所謂公共產品，它是指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用于滿足社會公共消費需要的物品或勞務。公共產品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它性特點。非競爭性即是指消費者消費某產品時并不影響其他消費者從該產品中獲得利益；非排它性即是指在產品消費中很難將其他消費者排斥在該產品的消費利益之外。所謂農村公共服務，一般而言，就是指不具有商品實體特征，而具有服務性質和非競爭性、非排它性特點的用于農村的公共產品。

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本質特征，我省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總體指導思想應該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堅持以人為本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按照深入實施“八八戰略”、全面建設“平安浙江”要求，以使“三農”享有公平的國民待遇、平等的發展機會和完整的財產權利為目標，以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為契機，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通過加強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加快消除城鄉差距，率先走出一條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城鄉互動發展的新路子。

根據公共產品的性質和農村的特點，當前我們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原則應該是：

堅持以人為本原則。人的全面發展既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終目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因此，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必須優先解決好事關廣大農民群眾生存與發展的社會保障等基本問題。

堅持社會公平原則。由市場來提供農村公共服務，可以確立價格機制和優勝劣汰的激勵機制，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但由于服務的提供者是一個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必然導致一部分宏觀效率損失。因此，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在堅持效率原則的同時，更多地要從體現社會公平的角度著手，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讓更多的農民群眾真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堅持分類供給的原則。按照農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不同性質，采用不同方式進行建設。有些是純粹公益性的服務，具有典型的“燈塔效應”，這類服務只能由政府來提供；有些服務則可以做到明確界定受益主體，并且可以采用有償的方式來提供，政府只要制定和執行市場規則就可以了；還有一些服務則介于以上兩類服務之間，屬于準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則應由政府支持市場主體提供這種服務。

堅持有限政府原則。政府是提供農村公共服務的主體力量，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非“包打天下”。在明確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積極探索將市場機制引入農村公共服務領域的途徑和方法，允許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農村公共服務領域，實現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多元化，提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效率。

根據現有財力物力，分清輕重緩急，突出建設重點。“十一五”時期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以下十大方面：進一步加快農技推廣和信息服務體系建設，重點解決農技信息進村入戶問題；切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全面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推進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和就業服務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形成與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廣覆蓋、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著力加強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體現城鄉居民公共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著力強化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建設，進一步推進城鄉教育均衡化；全面加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著力形成服務對象社會化、文化設施規范化、活動形式多樣化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確保農村公共安全為目標，強化農村治安和消防體系建設為重點，增強縣及縣以下單位防范和處置自然災害、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切實強化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能力，為農民構筑起最為靈活便捷的公共服務網絡；著力推進農村法律援助體系建設，進一步健全農村法律服務。

推進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保障措施

必須把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放到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整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去考慮，建立起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考核指標體系。

切實改變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資本偏向和再分配中的城市偏向，建立起城鄉地位平等的國民收入分配新格局。探索建立有利于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對積極提供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在稅收上給予優惠；對具有負外部性效應的生產者征收相當于外部不經濟性價值的消費稅，使它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

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財政支撐體系。從當前我省已全面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這個實際出發，切實增大公共財政對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增加農村公共財政支出在整個財政資金中所占的比重；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導向作用，通過財政杠桿引導更多的社會資金投資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切實明確財政支農的工作重點，加大對農業科技、“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發達地區奔小康、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的投入。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改革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與設置方式。著力破除行政性體制安排和壟斷經營，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相結合的多元復合安排，著力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效率。尤其是各類商業性金融機構有大力組織社會閑散資金的能力，要引導它們把資金投放到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上來。積極鼓勵其他社會組織和社團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著力形成政府與社會團體相互競爭與合作的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充分發揮村級自治組織在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農村“一事一議”制度。大力發展“公司＋農戶”的服務形式，以培育農業行業協會、專業合作組織等方式來增強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改變公共服務體系的設置方式，積極推進設置跨區域的服務組織，探求公共物品協調使用機制的建設。

明確界定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做到統籌規劃，能夠由政府提供的農村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提供，可以由市場提供的服務要著力做好引導工作。按照農村公共服務的具體項目內容確定政府的支持力度，既不能讓應該由政府承擔的農村公共服務交給市場去運作，也不應該把可以由市場提供的農村公共服務由政府包攬。要進一步理順鄉鎮機構的設置，明確界定鄉鎮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使其真正成為能夠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之一。同時切實加強對農村公共財政支出的民主監督制度建設，形成按“三農”需要選擇公共投入的機制，實現政府公共支出的社會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