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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整的土地權益。它包括三個方面即均衡的承包權穩定的利益權和完全的收益權在目前農村土地的承包權和承包地分配機會不均衡的情況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將農村常住人口的土地承包權和承包地的落到實處，并真正成為農民穩定的收入來源，這是大多數農民首先關注的問題。絕大部分農民對于國家的農村土地家庭經營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都已十分清楚，并充滿信心。但問題是：

如何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或有其承包權，即同區域的所有農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權何時并且如何得到真正的落實,也就是均衡承包權的落實問題。在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的二十多年農村改革中，只有第一次土地承包是真正做到按人配地。即只要是當時的農村常住人口，都享有該村按統一標準分得承包土地的權利，土地也第一次成為農民生存和致富的依托和希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隨之得到了空前的發揮，歷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困惑中國農民千百年的溫飽問題。大多數農民開始擺脫貧窮，豐衣足食成為大多數農民為之追求的夢想和看得見的現實，土地成為農民養家活口和發家致富的最重手段。但由于農業結構的單一和受農產品品種品質和市場的制約，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下降，農產品總量由過去的長期短缺呈現相對過剩的狀態，農業比較效益的開始下滑。加之農民負擔的大幅度上揚，土地不僅沒有帶來預期收益，相反成為農民致富的羈絆。土地也由希望變成包袱，農戶為急于甩掉承包的農村土地，在私下轉讓過程中，既無文字依據，也無轉讓期限，更無收回約定。跨田垸種地，跨鄉村包田成為常態，由此出現賬實不符的現狀。土地面積的多少，承包戶主的易主給誰？許多村干部都不一定十分清楚。大面積的土地拋荒，成為各級政府和鄉村干部的一塊心病。而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農村土地的二輪延包，也由于土地的貶值，而流于形式。然而進入新世紀，隨著三農問題的日漸引人矚目，以及國家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和資金上的投入的不斷加大，農業的比較效益開始回升土地又再次成為農民關注的焦點。但由于土地二輪延包的走過場和轉包過程中的不規范，給現在的農村土地沖突埋下了重大隱患的同時，使原有的農村土地均衡承包的方式被打破。面對眾多私下轉包承包地多年，或因土地拋荒已由村統一發包出去多年，又重新要求返回原有承包土地的農民；面對眾多由于種種原因，在第一農村土地承包和第二輪農村土地延包時沒有享受到應有承包權，而根據現行政策要求重新確定土地承包權的農戶；面對眾多在農業效益低下，種田負擔最重，同時花了大量的改造資金而現在不愿退回和退回可以，但要求損失賠償的農戶；如何將他們的祈求落到實處對鄉村干部是一個極大的考驗。面對已經形成多年的土地承包格局，在國家明文規定不允許重新丈量農村土地，不容許重新調整農村土地，而村級又沒有多少機動地的前提下，如按政策重新確權、確地，但地土地從何而來？若強行收回，一是在已缺乏行政強制力的今天是更本行不通的，而且現在承包的農戶也不同意；二是提前毀約，法律責任誰負？在村級資金積累幾乎為零的今天，毀約金誰出？若不執行國家現行的農村確權、確地的政策，農民要上訪，各級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要被打破。因此，各級政府如何處理好這些方面的矛盾，說到底政府如何落實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是當今農民最關注的熱點問題。

如何迅速有效地遏制農村土地存量急劇下降的趨勢。即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承包權如何得到切實地保護，也就是如何使土地真正成為農民的穩定的收入來源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土地做支撐，其他的就無從談起。目前農民對農村土地權益問題的關注，不僅表現在現在土地承包權的問題，而卻還十分關注農村土地存量正在呈逐年遞減趨勢的問題。農村土地存量的減少，既有自然因素，如沙漠化、鹽堿化、水土流失等，造成土壤地力下降的非人為因素和農村土地無節制開發等人為因素。其中，農村土地的無計劃、不規范開發，是導致農村土地存量逐年減少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現在：鄉村干部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貪大求洋，部分農戶的盲目攀比和模仿心態，導致農村土地的有效使用率的不斷降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是為了改善農作物布局，增強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提高農業效益和農民增收的潛力。但由于調整時缺乏客觀性，規劃時缺乏科學性，實施時缺乏合理性，往往一個農業模式和農業品種的出現，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觀念，使一件本來有利于農民增產增收的好事，變為大多數農民所很難茍同的帶有強制性的過激行為和一哄而上的雷同模式。不僅沒有給農民帶來預期的收入，反而因農業模式的千篇一律和農產品結構的雷同，導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費和農產品的積壓。既影響了農民的當年增收，也因農民為利益的受損而討說法，給地方政府的信用、威性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帶來了影響。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某縣市的部分鄉鎮見珍珠、甲魚、河蟹等水產養殖很有賺頭，于是紛紛進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大量的精產糧田改為魚池，一時間有基礎、有技術、有水源條件的鄉鎮是盡量擴大水產面積；缺技術、缺水源的鄉鎮是想辦法，創造條件搞開發。于是一個個珍珠村、甲魚、河蟹鎮等特色養殖和四大家魚等常規養殖的鄉鎮，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了，使糧食面積和其他本來很有發展前途的經濟作物面積在短時間內銳減，其最終結果是，糧食出現供給危機，水產效益也因面積的無限擴大，導致產品的大量積壓和經濟效益的急劇下滑。由鄉村集中調整的，鄉村干部常常會受農戶的怨恨與謾罵；由農戶自作主張調整的，就要受到老婆、家人的埋怨。如有一個鄉鎮，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有55%的基本農田被開挖成魚池，其中有3個村魚池開挖面積達70%以上。使原本很有經濟效益的特色水產養殖，因產量的劇增，帶來價格的急劇下滑；因面積的擴大，導致種苗、技術人員工資等投資成本的急劇上漲。原幾倍，甚至幾十倍于農作物效益的特色水產養殖，一下子的垮了下來，其比較效益甚至還不敵于常規農業生產效益。同時，巨大的前期投資，使很多農戶由此背上了巨大的債務包袱。若重新恢復原貌改種其他作物，又需要一筆不菲的資金投入，對于本來就不富裕的農戶更是難上加難。從此，許多家庭的經濟狀況也就一蹶不振而限于貧困。因此，如何科學的開發和利用現有的農村土地資源，使其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益，仍是農民所關注的熱點問題。其次，工業化、城鎮化、交通便利化等方面的建設，使非農業用地量急劇增加，大量的農用土地被逐步蠶食掉，農民的土地權益時常受到不法侵害。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從新中國成立起就一直為中國城市和工業的發展做出犧牲。尤其是農村的土地，雖然法律規定為農村集體所有，為農民共同的財產。而然現實情況卻相反，農村土地成為一塊人人都想要，人人都能拿走肥肉，肆意侵蝕，任意宰割，無償占有。特別是隨著城鎮規模的日益擴大，工商業經濟的飛速發展，一批批開發區的出現，一個個科技城的崛起，一座座高級娛樂場所的開業，大面積的農村土地在相互勾結，相互使詐，強權與腐敗中被低價甚至無償的占用，使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占。低廉的補償和再就業的困惑，使大批的農民被迫離開他們祖祖輩輩生養的地方。農民的合法土地收益權，被官僚、地痞、不法奸商和部分貪婪的的鄉村干部相互勾結所剝奪。其三，基層地方政府職能的虛化，農村土地產權所有者界定的模糊，導致土地管理上的失控。農民私下的亂挖、亂占，已成為農村土地存量急劇下降的新問題。隨著鄉鎮機構體制改革的實施，原有的管理方式被打破，村級組織的管理職能和權威已隨著農村經濟的瓦解而消亡，過去農村土地管理上的鄉鎮政府、鄉鎮土管所、村級組織三級聯動的管理方式也隨之不復存。現在在土地的管理上，是鄉鎮政府被動管，鄉鎮土管理部門無力管，村干部無權管，導致農村土地所有的虛位權，監督使用權的失控。農民承包的土地，成為農民隨意處置的私有財產。一塊塊基本農田上，建立起了一座座私宅、經銷點、加工廠、畜禽欄舍。特別是城鄉接合部和省道、國道的公路兩側的基本農村的圈占和改作它用的情況更為嚴重。這它不僅帶來了農村基本農田面積的大量減少，而且對農田水利設施的破壞程度也很大。同時，因房舍的空置率很高，既影響了土地的效益，也因很難恢復原狀改為基本農田，造成了農村土地的大量閑置。所以，這種危害甚至要超過工業用地和城鎮建設用地，它具有分散性、隱蔽性和不可預測性。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嚴重性至今仍未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甚至是農村土地監察和管理上的死角。農民何時才能從農村土地中真正獲得土地的增值價值。即農民擁有的土地承包權的權益如何得到全面保證，也就是農民所擁有的承包土地的收益，不僅體現在土地耕種上取得的效益，而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土地流通中的增值。只有取得了土地耕種上的效益和土地流通中的增值，農民才真正擁有承包土地的完全收益權。農民在其土地的承包權和承包的土地一旦得到確認以后，農民已開始關注的是如何從土地中獲得最大利潤。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收益權和剩余產品的處置權不在農民手中，農民并不在意土地的收益狀況。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農村改革，使農民獲得了收益的處置權，農民也開始關注自己承包地的價值與增值。起初農民只是關注土地的常規價值，即如何從農業收入中獲取土地價值。而隨著農村土地存量的減少和農業效益不穩定，以及農業效益已接近最大化的現實狀況，導致農村土地的多形式流轉的出現。這種土地流轉的出現，讓農民把增收的希望，從單純的農村土地的產出效益上，轉向通過土地的多形式流轉所帶來的土地增值效益。但目前，由于國家并沒有明文規定農民所擁有的土地使用權可以作為一種流通手段上市，進行轉讓、抵押、入股、租賃、拍賣。所以，現在的這種土地流轉，一般都只限于少部分機動地和低產田的私下不規范流動。這種流動，既很難體現土地的增值效益，也破壞了土地的運作機制。

因此，如何盡快建立健全新的農村土地經營體制，全面規范和保障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使農村土地真正成為農民增收的穩定收入來源，是新形勢下農民增收所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之一。

二、農業生產條件的使用。農業生產條件包括農田水利、道路、交通、電力、通訊等硬件設施和政策、技術、信息、資金等軟件設施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使用的好壞，是影響農民是否增產增收的關鍵。從目前情況來看，農業生產設施條件的使用不僅表現在存量和增量的不適應，而且還表現在規模、數量和布局與現行的以家庭經營為主體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上的不適應。

首先是數量不足，并多帶病運行。這些硬件基礎設施大多數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帶病運行已成為農業硬件設施的通病。近些年來，國家雖然加大了對農業設施的投入，但大部分資金都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高等級公路建設和工業電網的建設上，真正用于農業生產基礎硬件設施上的投入并不多。而且往往由于地方配套資金的不能及時到位，半拉子工程比比皆是。因此，總量不足和運行狀況不佳，是現行農業生產基礎硬件設施中最大的問題。

其次，是規模和布局不合理。現行的硬件設施大都以大集體時土地集中統一耕種為前提設計的，與現行土地分快耕種，家庭經營的方式及不相適應。如：農田水利設施中的泵涵閘，不是因流量太大，農民使用成本太高而被閑置，就是布點太遠，田塊的隔串，引發過水矛盾和水費計算的矛盾。再如：道路設施，過去人員和產品統一出行，一村民小組一條路，一田垸一條路即可。而現在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過去的道理交通布局顯然不能適應，導致農產品不能及時運出。既造成了農產品的大量積壓，又因農產品的實效性和保鮮性，影響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其三，現存農業生產條件的功能滯后于現代農業發展需要。突出表現在，面對分散的小規模經營與全球化大市場的矛盾。(1)缺乏完善的農產品交易的中介組織。由于缺乏完善的農產品交易的中介組織，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在交易中總是處于弱勢地位。而他們大多數面對的都是一些臨時性的中間販子，他們既沒有固定的信息渠道，也很少守信用操守。當農產品俏銷時，他們一方面散步多種矛盾的信息，另一方面故意哄抬物價讓，一些信息不靈的農戶處于觀望之中而錯過了最佳銷售期。當農產品滯銷時，他們則故意壓級壓價，使一些農戶的農產品不是積壓亂掉，就是低成本拋售，甚至血本無歸，極大的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了農民的增收。(2)缺乏規范的農產品市場體系。過去，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絕大多數依靠國有糧食收儲企業和供銷社等國有企業來收購，雖然一段時間里出現過壓級壓價和打白條現象，但總體來講是規范的和守信用的。隨著糧食、棉花、供銷等國有農產品收購企業的改制，這些部門從收購主渠道中退了出來，取而代之的是良莠不齊的各種民間中介組織。由于缺乏規范的市場約束機制和強制性的監督管理，強買強賣，壓級壓價，坑蒙拐騙現象比比皆是，使農民總處于無奈與怨恨之中。同時，由于大多數地方缺乏規范、便利的農產品集散地和農產品批發市場，使得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無法在最短的時間，流經最少的環節，化費最低的成本銷售出去，而是因環節梗阻，不是被中間販子的層層盤剝，利潤所剩無幾，就是因倉儲和保鮮問題，而腐亂變質，使大量的農產品被白白的亂掉。(3)缺乏準確的農產品銷售的市場信息。市場經濟其實就是信息經濟信息，就是時間效益，時間就是金錢。而目前農民最缺乏的就是獲取正確信息的渠道和分析信息的能力，這既是農民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限，也是農村缺乏傳播信息的平臺和分析處理信息的公共服務所導致。這種局面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鄉鎮體制改革的不完善導致公共服務的脫節所造成的。

因此，如何加快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特別是面對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形式，建立小型、多點、分散、網狀、靈活為特點的農業生產條件的布局與結構，是當前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重點考慮的問題。其中，農田水利、電力、交通和農產品交易的市場體系建設，更是農民增產增收所關注的熱點問題。

三、農產品價格的不波動。農產品價格是影響農民增產增收的關鍵指標，它的走向和發展趨勢，直接關系著農民當年的收成好壞和來年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高低，是農民最為關注的熱點問題。

首先農產品價格的走向，直接影響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的整體格局。農村改革開放以來，農產品價格出現過三次比較大的波動，給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第一次是1984年出現的賣糧難。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的農村改革，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地調動。從1982年開始，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總量大幅度增加，糧食產量從農村改革初期的不足6000億斤，在不到三年時間超過8000億斤，以上一下子解決了困擾中國上千年以來難以解決的農民溫飽問題。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總量的短期劇增，使農產品供給一下子出現供大于求的過剩狀態，首次出現了農民所說的賣糧難的問題，導致以糧食為主體的農產品價格開始下降，農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農產品價格波動，對農民收入和生產模式的直接影響。因為，在時期，農民沒有直接參與農村經濟收入的原始分配過程，一切都是公社和生產隊的干部說了算，大多數農民都沒有農產品的處置權和知情權。從而產生的經濟利益的好壞，與農民利益也只是間接的關系，農民也很少去關注。而家庭承包經營，打破了社隊干部對農業生產經營的壟斷權，農業經營狀態的好壞所帶來的影響，也由過去的間接關系，變為直接影響，農民開始更多地關注農產品價格的走向問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因此，隨著1984年以糧食為主的大宗農產品的過剩的出現，農產品價格急劇下降，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也隨之下降，農民開始了有生產自主權后的第一次農業結構的調整。以棉花、麻、類油類等為主體的經濟作物的面積開始大幅度的增加，糧食面積開始下降。同時隨著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多、工、副業的興起，農村產業結構也出現第一次劃時代的調整。農業生產再也不是農民生產方式和收入來源的唯一選擇，農民開始擺脫對農村集體和土地的人身依附。第二次1992年的農業效益的滑坡。從1990年開始，在這一期間糧食過剩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而且由于受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和國內經濟政策調整的影響，棉花、麻類等經濟類的農產品也因出現滯銷而大量的積壓，價格急劇下滑，以糧食、棉花為主體的大宗農產品全面出現銷售艱難期。壓級壓價，“打白條”，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農村個體工商業經濟開始取代農業經濟，成為人民致富的夢想和手段。第三次1997年開始的農業經濟大蕭條期。農產價格的持續走低，農民收入的連連7年下挫，加之鄉鎮企業的關、停、并、轉帶來的效益滑坡，以及農民負擔的年年加碼，農民不堪重負，紛紛離家出走，導致農田面積大量拋荒和農民工的出現，農村產業結構再一次進行了調整。

其次，農產品價格的走向，直接影響農民對農產品品種的選擇，從而影響到糧食安全問題。這一問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顯得尤為突出，現在雖然有所改觀，但仍不能掉輕心。因為中國是一個十三億的人口大國，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關系社會穩定的大事，而農產品價格的走向，特別是主要大宗農產品的價格走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農民的觀念是最現實的，什么樣的農產品值錢，農民就會馬上耕種什么，如果這種農產品一旦降價，他們也會馬上改種其他作物。加之現行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的農村體制。使家庭成為農村經營活動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有了生產的自主權，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對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強制性約束已失去原有的效能。種什么？種多少？怎樣種？都是農民自己說了算。在這種背景下，農產品價格的杠桿作用就明顯的凸顯出來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由于糧食價格的持續低迷和糧食銷售中的“打白條”的現象的出現，導致糧食的種植面積和糧食總產量的急劇下降，有資料顯示：199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51229.5萬噸，后來連續三年下降到2001年降到45262.0萬噸，2001年比1998年總量減少5967.5萬噸；糧食種植面積1998年為11378.7萬公頃下降到2002年的10390萬公頃。其后糧食面積和總產量繼續下降的趨勢，仍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2002年糧食種植面積為155836.5萬畝，總產量為9141.20億斤，但2003年糧食種植面積卻為149115.15萬畝，總產量為8613.88億斤，面積和總產量分別減少6721.35萬畝和527.32億斤。加之近些年，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水產、畜禽、養殖業等新興產業的比重在農業產業鏈中不斷加大，非口糧糧食的加工需求量呈上升趨勢，致使糧食的總需求量不斷擴大，給糧食安全問題帶來了很大的隱患。

其三、農產品價格的走向，直接農民生產積極性，從而影響到農業的基礎地位。由于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和前期（2003年以前）農產品價格的長期低價位徘徊，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種田積極性，致使大量的農田面積拋荒，大批有知識的青壯年農村勞動力離開了生養他們的土地，剩下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殘者看守這收入微薄的田塊。農業因再次成為弱質產業，而敲響了農業基礎地位的警鐘，三農問題也由此成為引人注目的話題。

因此，在面對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地方政府如何引導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農產品銷售市場的價格預警機制，最大限度地規避因市場價格的波動帶來農民收入增長不確定的風險，也是農民增產增收中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

四、農資產品安全。包括農資產品質量安全和農資產品價格風險。目前市場上農資產品安全問題是農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假冒品牌、假冒性能、假冒價格和假冒專賣已成為以種子(種苗)、農藥、化肥等為主的農用生產資料的泛濫最嚴重的四假問題。因此，如何防范和切實解決好四假問題，是確保農民增產增收的關鍵問題之一。而目前的農用生產資料的安全現狀，不僅表現在四假問題突出，而且還表現在這一問題尚未引起相關職能部門的足夠重視。過去農民所需的農用生產資料，大多數來自與鄉鎮農業技術推廣站和供銷合作社。在這里購買的農用生產資料，不僅質量得到保證，而且有專門的農業技術咨詢人員，幫助農民講解所購買的農用生產資料的品質、用途和使用方法，既節省成本(包括價格和時間)，又能放心使用(有政府信用做后盾)，出現問題也能得到妥善解決和合理賠償，加上政府的督辦和工商部門的多環節嚴查，農資產品的四假問題控制的較好。但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特別是近兩年開始的農業稅費改革措施的出臺，使原有的農資市場的鄉村管理體系被打亂，而新的運作機制尚未健全，導致農資產品管理上的失控，使農資產品安全問題成為農民最疼的事之一。

首先，缺乏約束機制的農資市場的放開，是農資產品安全的最大隱患。突出表現在：假品牌、假性能、假專賣等三假問題猖獗。其主要原因，是農業技術推廣普及網的解散和農資產品的市場管理不力而造成的。隨著鄉鎮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鄉鎮政府和鄉鎮職能部門的職能轉換，原有的管理職能，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多半被廢止或弱化，而新的管理方式和服務體系尚未建立，這樣就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也給農資安全帶來了管理上的漏洞。現在，農資市場的管理現實是地方政府無權，因為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規定，鄉鎮干部不是執法主體，沒有執法權，因此無權干預市場經營活動。應該說行政許可法的出臺，對規范干部行為，防止濫用職權，起到了一定的約束作用，但矯枉過正的做法，也束縛了干部的手腳。在目前市場經濟運行規則尚不規范的前提下，人們的法律意識尚未建全的今天，在執法過程中，過分依賴行政許可法等法律的效能恐怕會適得其反。加上目前的鄉鎮機構改革，打破了原來的工作方式，許多鄉鎮干部從忙綠而繁雜事務中沉寂下來，面對新形勢，一下子還很找到新的工作定位，對于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鄉鎮干部無法干，不敢干，也不愿干。消極觀望，被動等待就，成了現在鄉鎮干部的新景觀。而市場管理的職能部門，雖然有執法權，但中國是一個人治觀念統治數千年的國度，人們習慣于過去的皇權和現在的行政命令的壓力，依法辦事在一些人的心中，仍讓是一件遙不可期的事，法制效能與皇權威嚴在今天的社會還無法等同。何況在經濟利益與部門行為掛鉤的今天，部分單位和個人更多的是考慮到如何利用手中的職權，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來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指標任務和保證本單位的運轉。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去考慮其應該的服務職能。況且，或許，還可能有部分心術不正的人，希望亂中牟利，也很難說。因此，在這種情形下，管理的缺位就可想而知。當然這種現象并非那一部門所獨有，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而我們許多的設在鄉鎮的市場管理的職能部門，都是縣市主管部門的延伸單位，鄉鎮政府無權管理和直接調動，面對農民反映的農資市場的安全問題，鄉鎮政府要么是花錢，或憑關系，請這些職能部門來管，要么是憑良心，去做一些明知沒有作用的協調，或只能是搖頭嘆息而已。而農民大多也是在一陣忿怨和無奈中認栽。農業技術推廣部門也由于轉制和資金的缺乏，處于癱瘓狀態，更無力無心去管。因此農資安全問題就成為了一個影響農民增產增收的大問題，并長期懸在農民的頭上。其次，是農資產品龍珠混雜。現在市場上銷售的農資產品可謂五花八門，日益翻新。加上現在各種傳媒的廣告宣傳，使農民眼花繚亂，不知誰真？誰假？同一種性的產品有上百個生產廠家，上百個商標名稱，銷售價格也各不相同，因此，參雜使假現象層出不窮。農民花錢購買的一些農資產品，不僅無法達到預期效果，而且有時還會造成意想不到的農害。如前年講得沸沸揚揚的假農藥事件就是典型例證。一農婦因家庭糾紛，一氣之下喝下了大半瓶標有劇毒的農藥。當時，嚇壞了全家，認為她必死無疑。但到村衛生所洗一下胃，就很快沒事，參假農藥對這農婦雖然是一件幸事，但化二十多元錢買到的假農藥不僅浪費了農民的血汗錢，而且還影響了農作物的生產，給農民增收帶來不利。其三，農產品品經銷商素質良莠不分。由于現在的農資產品銷售缺乏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目前一是城鎮打著農資產品經銷的機構比比皆是，甚至有些學術機構也打著農業科研的幌子，推銷假冒農資產品，其影響更壞，欺騙性、破壞性更大。調查中發現：在2002年，由一個鄉鎮的三個村，就因購買了某省科研所推薦的所謂的高產防蟲的棉花品種，而給這些農戶當年帶來了慘重的經濟損失。因為這種棉花品種不僅種子要比一般的種子貴2~3倍，而且并沒有明顯的防蟲效果，相反因產量還低于同類其他品種的產量，使農民大呼上當，當年這些農戶畝平減產四成以上，戶平減收1500元以上。而且這些農戶因當時購買時，既沒有經過當地政府和農技部門的鑒定，也沒有購買的文字合同，結果是索賠無門，只好自認倒霉。后來調查發現，這是一家早已經和該省某科研機構脫鉤的皮包公司。待農民索賠時早已人去樓空，而且受騙的還不只是這個鄉鎮的三個村，還有其他縣市的不少鄉鎮。二是農村農資產品經銷市場也不容樂觀。目前，農資農村的農資產品經銷商是遍地開花，這雖方便農民就近購買，但更多的是會帶來農資產品安全上的隱患。在農村，現有的農資產品經銷商中，既有原鄉鎮農技推廣站中分流的農業技術專業人員，占15%；也有非專業但懂農業技術的人員，，占30%；而更多的是見賣農用生產資料有利可圖，而市場準入又不嚴格的半懂，甚至是對農業技術完全不了解的個體經銷戶，占40%；其他占15%。而這40%的個體經銷戶，因缺乏農資產品營銷的專業知識，所以對前來購買的農戶一般無法解釋農資產品的性能。只是因為他們離農戶近，農資價格相對較低，有時又可賒銷，因此銷量較大。正是這種大銷量，給廣大農戶帶來了巨大的危害。突出表現在假冒商標的產品較多。即使是非假冒的產品，也多是有效成份的含量或劑量嚴重不足，而導致使用量的成倍增加，從增加使用成本。同時，由于現在同名不同性能的的農資產品很多(主要是仿冒產品)，同效能不同產地的農資品種也不少，因缺乏對農業生產和防治技術的了解，個體經銷戶既不了解，無法向農戶解釋、推薦，導致農戶購藥時不是相互模仿，就是該用的沒有用，不該用的濫用，既增大了農業生產成本，也造成了不該有的農業損失。如有一農戶，到一家個體農藥經銷戶去買芝麻田里的除草劑，由于該個體農藥經銷戶不知該除草劑會對棉花作物造成藥害，在賣時沒有向買藥的農戶講清楚，致使在給芝麻田除草時，由于是站在上風口施藥，而下風口正是另外一家的一片棉花田，導致大面積的棉花作物枯死，兩家由此大打出手，造成嚴重的治安案件。

其次，是農資產品的價格風險問題。農資產品的價格風險在農民的農資產品安全防范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因為農資產品的價格，直接影響農民的生產投資成本，最終影響到農收收入的增減。而持續上漲的農資產品價格問題，也成為繼農民負擔過重和農產品價格走勢之后，最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農資產品上漲的趨勢，很大程度上已吞噬了國家農業補貼政策給農民帶來的好處。調查發現：現在市場上的種子、農藥、化肥、農膜和農機具等基本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全面上漲，其中種子和農藥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1~2成，化肥價格上漲幅度最大。過去一套肥(一百斤磷肥，一百斤碳銨)150元左右，而現在買到了280元左右，上漲100多元；尿素由去年的每噸2100元上漲到2480元，上漲380元；鉀肥也由去年的每噸2050元上漲到2450元上漲400元；復合肥由去年的每噸2000元上漲到2300元，上漲300元。農民按每畝投放磷肥、碳胺各一百斤，尿素80斤，鉀肥40斤計算，今年每畝僅化肥一項要多投入資金280~300元，還不算其他農資產品的漲價。另外，雖說國家加大了農戶購買農機具的補貼資金，由于它有一個限制條件，即每戶的糧食種植面積不得少于50畝，這對大多數人均面積不足1.5畝,戶平不到10畝的農民來講，很難享受到國家的這項優惠政策。造成農資產品大幅度上揚的原因,既有原材料漲價的因素,也有因市場管理上的嚴重缺位,包括政府價格干預和市場職能部門的管理不到位以及現有國家補貼方式上的漏洞等因素。

五、農業技術的使用。農業技術問題，不僅表現在現有農業技術對農民增產增收的貢獻率遠遠低于發達的國家，而且還表現在實用的農業技術的開發和儲備上的不足，以及常規技術的推廣和使用上的不到，和與現行農村經營體制不匹配。

首先，表現在農業實用新技術的開發與儲備的不足。這種局面的出現，是現有農業技術的開發和使用出發點的先天不足造成的，是與我國過去的長期的農產品供給的短缺有關。過去農業技術的開發和儲備多以提高農作物單產，增加農產品總量為前提，單一的以增產為目的農作物品種的種植和改良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在不斷提高農作物產量的同時，農產品的品質和種性也隨之發生異變。在農產品供給短缺的時代，這種技術的出現，也許起到了緩解農產品供需矛盾帶來的壓力。但也為今天的農業增產不增收，埋下了隱患。因為，農產品總量的增加，是以犧牲農產品的品質代價換來的。在農產品總量全面過剩和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再也不是僅僅限于飽肚子的問題，人們更多的考慮的是有營養、多樣化、專業化和優質化的農產品需求。這就需要農業技術，由原來的提高農產品產量為目的產量技術，向提高農產品品質的品質技術轉化；由常規技術，向關鍵技術和高新技術轉化；由生產型技術，向加工型技術轉化。這既是現代農業的發展對農業技術的要求，也是農民增產增收的客觀需要。但現實情況卻恰恰相反，常規技術產量技術仍然是當前農業技術的主流，生產出來的農產品也因高耗費、低品質、缺營養而缺乏競爭力，從而影響農民的增收。

其次，技術推廣力度的日漸勢微。面對殘存的現行農業科技推廣體系，農民對即使是常規技術的推廣和使用，也顯得無能為力。對于農業技術的推廣和運用問題上，從上個世紀中期開始，農民對農業技術的認知和掌握，主要依賴以鄉鎮農業技術推廣站為中心支撐點的農業技術推廣網絡。在那個時代，無論是縣市，還是鄉村都有專門的農業技術科研和推廣機構，以及專職或兼職的農業技術員隊伍。如縣市有農工部、農業局、農科所，鄉鎮有農辦、農業技術推廣站，村組有農技員。從農業技術的研發、試驗到人員的培訓、推廣，都有專門的程序和渠道。同時，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重要環節，由鄉鎮牽頭，對上接受縣市農業主管領導和職能部門的監督，對下組織鄉村干部和農業技術人員對農民進行農業技術培訓和跟蹤服務。包括農產品品種的選擇與選育，栽培，伺養與管理，病蟲害的防治等技術的培訓與指導，農民在常規技術的使用上根本不用擔心。而現在，隨著國家對農業資金投入重點上的轉向和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從縣市到鄉鎮到村組，用于農業生產技術研發和推廣上的資金日漸減少。資金的缺乏，首先使縣市農技部門的功能發生轉變，對農業技術的服務開始有無償變為有償，由專營變為兼營，有的甚至打的是農業管理部門旗號，行的是非農業，或私人合伙盈利的勾當。其次，是轉嫁服務職能。很多本應由縣市承擔的責任，現在全部下放到鄉鎮。但在下放中，給事不給權，還美其名曰下放管理權限有利于管理，是農業發展的要求。其實質上是因資金不足，而推卸管理責任！而鄉村，在農業稅費改革以后，隨著鄉鎮機構改革和鄉鎮農業技術部門的改制，使鄉鎮干部的管理職能和農技部門的服務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首先是鄉村干部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鄉村干部和農技員由過去在農業技術管理上的一桿子插倒田頭，時時管到，事事管到，變成放任自流。現在在村子和田頭再也很難看到我們的管農業的鄉村干部和農技人員。這一現象的出現，倒不是鄉村干部人人不愿去，而是現行的流行說法是：農民什么都會干，鄉村干部去了不是添亂，就是吃喝，增加農民負擔。同時，現在的價值取向的和對干部的要求，也不再強調鄉鎮干部必須下村指導農業生產。其次，是農業技術推廣部門的管理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過去鄉鎮農技站有國家財政補貼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資金來源不用發愁，因此他們專心服務農業，方便農民。而現在轉制以后，由于配套政策的不到位，使他們成為經營實體，靠收服務費過日子。所以，現在是給錢就辦事，不給錢就不辦事。誰給錢，就給誰辦事。現在大多數地方的鄉村農業技術服務網絡大都名存實亡，而其中受損失最大的是農民。因為農民早已已習慣了鄉村干部和農業技術員的現場指導。

其三，現行的農業技術很難適應當前的農村生產經營體制的需要，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可能是農民對農業技術問題的最大期望。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家庭成為主要的生產單位，農業技術的開發和運用應圍繞這一新特點來展開。特別是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實用農業技術開發和使用上，要有新的突破。如農民渴求的節水灌溉技術、小型農用機械及使用技術、農產品病蟲害防治的生化技術等。節水灌溉技術、小型農機具（如小型耕種、插播機械，灌溉、運輸機械施肥灑藥機械等）和生化技術的推廣和使用，使農民的農業生產從繁重體力勞動、低水平的傳統耕作方式、高耗費的生產投入中解脫出來。既有利于農民節約生產成本，降低生產費，也有利于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從而達到增產增收的目的，這是農民當前增收最熱切盼望解決的熱點問題之一。

因此，加大對農業技術和網絡體系的資金投入，理順農業技術管理體制，特別是要加大適應當前農村生產經營體制下的農村實用新技術的開發研制與使用的力度，是解決農民增收的又一重大舉措。

六、農業風險。農業風險包括農業的自然風險、農業的市場風險和農業的防范風險三個方面。

自然風險。主要是由于氣候、水文和地質變化，所引發的農業風險。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風險問題一直伴隨著中國農業的發生與發展。首先是客觀條件決定了農業風險的不可避免性。由于中國農業地域分布廣闊，經緯跨度較大，因此，地質、氣候、水文的差異與變化較大。正是這種差異與變化，帶來了農業的效益差異與波動。其中，水災、旱災、冰雪、風災和病蟲害是構成農業自然風險的五大威脅。有資料顯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平均每年水災面積為2.25億畝，僅2003年為3.05億畝；旱災面積為4.12億畝，僅2003年為3.73億畝。而冰雪、風暴和蝗蟲等災害對農業的侵襲也是致命的，每年給農民造成的損失屢見報端。其次，是農業基礎設施不完備是農業風險難以駕馭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現在農田水利設施落后，這是近20年來水災和旱災成災面積不斷增大的主要原因。有資料顯示：上世紀七十年代平均成災率為34.6%，八十年代平均成災率上升為49.1%，而進入九十年代平均成災率超過50%。一是農田水利設施老化、失修。我國現有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大都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部分因年久失修功能老化而帶病運行。即使是在正常年景也很難保障農業生產的需要，更不用說災害年景。因此，現有農田水利設施保障能力嚴重不足，是制約農業增產增收的最大障礙。二是農業災害預測、預報系統的不完善。盡管現在國家在防災、減災方面的技術已非常發達和成熟，但正真用于農業生產服務，用于農業防災、減災方面的專業技術還不是很多，或者說還沒有被農業和農民所認知和利用。如在氣候的預測上，雖然天上有多顆風云衛星，地下有不少接收站，由于在農村、特別是偏遠地區和農民急需這方面信息的地區，往往因多種原因上而無法享受的這種科學發達帶來的好處，而仍受至于自然環境的深刻影響。三是農業風險防御網絡的不健全。這種局面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村改革的相關配套措施不到位所產生的后果。現在，人們更多地開始懷念農業生產大集體時代的那種農業風險防范方面的服務。在大集體時代，生產隊有專門的農業技術指導員，大隊有專門分管農業風險防御的生產大隊長，公社更有一整套組織齊備的農業風險防災減災的體系。從氣象預測、病蟲害測報，到組織人力、物力、資金、技術等方面分工明晰，組織到位。正是這一種多層次、立體式的防御體系，才使的當時的農業風險，在農業科學技術并未有現在發達的情況下所帶來的損失能降到最低。而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由集體經營向家庭承包經營的轉變，農村集體服務功能日漸淡化。同時，由于農村集體積累的減少和國家農村投資重點的轉移，造成農業風險防災、減災方面的資金的嚴重不足，導致原有的服務網絡和技術人員隊伍，不是被迫解散，就是空有其名，難行其責，甚至打者服務農業的旗號，干謀取私利的勾當，導致澇災、旱災和病蟲災害的肆虐農業風險有增大的趨勢。

農業的市場風險，主要包括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農產品及農資產品的價格因素。這種風險的存在，首先表現在農產品本身的市場競爭力不強。目前，現存的農產品大多數是追求產量最大化的特定條件下的結果，因此，無論是農產品的產業結構，還使農產品的種性、品質與人們的現實需求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一是表現在農產品結構和品種的區域性雷同。導致這種雷同的主要原因是農村經營體制的改革，使家庭成為基本生產單位，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過程中，由于農戶的經營規模大多比較小，面對新的市場環境和強大的競爭力，多數農戶因經濟實力較弱，生產技術較低，生產手段較原始且市場信息相對閉塞，于是，農業產業結構不是停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原地踏步，而滯后于市場的需要，就是在鄉村盲目的模式推廣和面積的擴張下，出現結構性的過剩和產品的積壓，從而影響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加大農產品的市場風險。二是表現在農產品品質的的單一和劣質。傳統的經營方式，從眾而一的心態，導致農作物的布局、農產品品種的選擇上的一哄而上，或一涌而下，農戶往往考慮最多的是產量的增加，而不是品質的提高。于是，大路貨農產品居多，原材料型的農產品居多，特別是農產品的疫病和農業殘留量的問題，始終是影響農產品是產競爭力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其次，是農產品價格的波動。由于過去長期以來，中國在農產品供給問題上一直被供應的不足所困擾。因此，單一的總量擴張，帶來結構的趨同品質的下降和產品的積壓，從而帶來農產價格的不穩定。加之，中國的農業，無論使過去，還是現在乃至將來的一段時期里，受自然環境的制約的影響依然較大，豐歉之年，依然會周期性的出現。這也是農產品價格周期性波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三，農業生產資料的不斷上漲帶來的農業風險，仍然是農民所關注的熱點。因為它非常直觀的體現出了農民生產成本的漲落，特別是近兩年的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可以說是飛漲。這種農業生產資料的非正常漲價，早已變相的抵消了近兩年來國家對農民優惠政策所帶來的經濟收入上的好處。

農業的防范風險問題，主要表現在在國家政策上，缺乏長期的農業風險防范機制；在農民心中，缺乏農業風險的防范意識。首先是國家至今為出臺一部完整的防范農業風險的法規和機制。如農作物保險體系和農民收入保險體系。而發達的國家這方面卻做得很到位。如美國的農作物保險法規定：凡自愿投保的農民，如當農民當年的農作物收成減少達到25%后，投保者即可獲得聯邦政府規定的最高保額的75%的保險賠償。特別是家庭收入保險規定：投保者收入一旦低于保險水平以下，即可從保險公司獲得賠償。這樣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農民因災害造成的農業損失，和因農業損失帶來的農民收入的減少。其次是表現在我國大多數的農民還缺乏防范農業風險的保險意識。記得前段時期，有些地方曾推出農民耕牛保險和農戶房屋保險，但因一戶要出10~20元人民幣而被妖折。農民的短期利益行為，是導致農業保險難以推廣的重要因素。當然，也存操做過程的不合理。如不按資產的總額多少計算保費，而平攤方式，或是宣傳的不到位。當時推出這項服務，更多的是從追求社會輿論效應，樹立政府領導和部門的社會形象為出發點，而忽視農民的實際利益和社會的經濟效能。

因此，改善農業投入機制，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趨勢，拓寬農產品價格提升的空間和培養農民的多形式、多途徑的防災減災意識，是保證農民增產增收的當務之急和關鍵措施。

七、資金匱乏。突出表現在農村集體經濟的匱乏和農民個人資金融通的艱難。資金的嚴重不足是影響農民增收的最大障礙，特別是許多數地方的集體經濟幾乎處于崩潰的邊緣，這在以農業收入為主要來源的地區尤為明顯。

農村集體經濟的匱乏，導致農村生產條件和農村人居環境的改善的速度的放慢，從而成為影響農民增收的最大瓶頸和農民增收最熱切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國家投資的重工業輕農業、重城市輕鄉鎮政策導向，從建國以來一直延續至今沒有多大的改變，這是造成農村集體經濟匱乏重要原因。為建立現代工業、企業體系，國家一直采取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投資導向，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來吸取工業發展的資金，通過獲取農村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農村土地資源進行工業化的積累，使大量的農村資金涌向城市和工業。有資料顯示：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期，農業通過稅收、價格剪刀差和儲蓄等方式就為工業化積累資金超過10000億，這還不算國家財政的直接投入。正是這種犧牲農業和農村來發展工業和城市的二元投資導向，使得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速度，總是滯后于工業和城市的發展速度，滯后于農村經濟發展的時代需求，從而影響了農民增收和農村集體經濟的原始積累，造成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空虛和薄弱。其次，農民收入水平增長速度的過慢，也是導致農村集體經濟匱乏的一個原因。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經濟實質是這種短缺經濟，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在完成國家上繳任務后基本上所剩無幾，加之當時的農村收入分配形式是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在農村從種子、農藥、化肥等基本生產資料到大型農機具等固定資產的購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基礎設施的投資等,一切生產經營活動的支出均由村集體(生產隊)說了算數，農民作為個體的作用和資金的積累并不十分明顯,農民對此并不是十分關心。而農村實行改革開放后，家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有了生產的主動權和收益的分配權，農民開始關注一分一厘的收益和支出。在改革的初期，由于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空前高漲和國家多元化農村經濟發展政策釋放出來的空前效益，極大地刺激了農村經濟的迅猛發展，農民收入短期內有了明顯的提高，集體經濟也得到了發展和壯大。但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隨著國際、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鄉鎮企業效益的滑坡和農村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的滯后，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帶來農產品全面滯銷和積壓。而“白條”現象的出現，農村經濟出現的蕭條使農民收入急劇下降，農村集體經濟實力也隨之被削弱。其三，是農村改革中的某些政策與農村實際情況的錯位，加劇了農村集體經濟的不足。農村改革開放在拉開農村經營體制改革，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也給農村集體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突出表現在農村改革開放初不少地方在農村集體財產處理上的“三個一律”做法。即當時所有現金一律化光，能分割的固定資產一律分光，無法分割的其他財產一律賣光。現實經驗證明，這種不加節制，不加區分的三個一律做法是極其錯誤的，極大地破壞了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農村集體經濟。大多數地防的農村經濟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輝煌過，這可能也是農村改革史上的最大敗筆。農村集體經濟的潰敗，加速了農村資金流通的艱難和農村公共產品建設和服務的投入的匱乏。尤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高息借貸幾乎成為農村資金投入的主要形式和來源，這也是農村村級債務形成和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其最初想法是通過規范農村收費來達到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通過這三四年的實施情況來看，農民減負的目的似乎達到了，但在規范農村收費的過程中，只是堵塞了農村收費的入口，遏制了農村集體經濟積累的渠道，而新的農村經濟積累的方式和投資體系又未隨而建立起來。雖然有“一事一議”和“兩工”籌勞作補充，但由于缺乏強制執行力，很多地方對這兩項收入都很難收清，這就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級經濟的匱乏。

資金匱乏之二表現在農民資金融通艱難。主要表現在農民融資的渠道面窄和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的信貸門檻較高。現在農民融資的渠道主要是親朋間的相互拆借、民間高息借款和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主的商業銀行的貸款等三種主要的借貸方式，獲得農村擴大再生產時的融通資金。其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九十年代初，農村信用社等商業銀行貸款是農村最主要的融資方式，為鄉鎮企業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做出過很大貢獻。但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隨著國家金融體制的改革，國有商業銀行如農業銀行、工商銀行開始從鄉鎮撤出，農村信用社成為農村和農民唯一的貸款機構。后來，農村信用合作社也開始收縮設點機構，控制資金投放額度，變相抬高借貸門檻，從而使農村資金拆借方式發生變化，農村和農民由以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為主，轉向民間高息借款。明間資金拆借方式的出現，雖然方便了資金的融通，但由于這種借款缺乏規范的管理，又多為私下交易，往往是拆借雙方的地位不能對等。在借款利率、還款期限和信用擔保上，借貸方多處弱勢地位，這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鄉村債務劇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因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農村進入新一輪的農村基礎建設(如道鄉村道路、農用電網的改造升級，學校、鄉村醫院的硬件配套，人畜飲水工程及大中型農田水利建設)和以農業綜合開發為主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如農產品布局的調整，農業產業模式的調整和低產田的改造等構)，投資期這些工程和項目的前期啟動資金，多來源于國家財政補貼和國有商業銀行的低息貸款，而后續工程的資金籌措主要來源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和地方的配套資金。但隨著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切斷了主要的資金來源；而農民收入這一段時期有是最低潮期，作為地方配套資金的主要來源——農民集資，因農民增收困難而自然很難到位。于是為了避免工程或項目的半路停工，只好不計利率地向民間進行高息借款來確保工程或項目的如期完工，繼而帶來了鄉村高額的民間利息債務包袱而無法自拔。而這種債務包袱由于最終轉嫁到了農民的頭上，這樣既增加了農民負擔，招致農民的反對，又影響了地方政府和基層組之的正常工作秩序，詆毀了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形象。這是對集體。對農民個人來講，融資就更加困難。因為在農村目前農民主要的融資渠道有兩個：一是農村信用合作社，二是民間借款。農村信用合作社一是設點機構少。在鄉鎮設立的機構越來越少，過去一般一個4萬人左右的鄉鎮，設有3個點，而現在只有一個點辦事，很不方便。二是投放的額度小，一般每筆貸款不超過500元，即使是種養殖大戶也只有2000元左右，很難解農民投資之所需。三是貸款手續繁瑣。放貸時，既要看有無償還能力，又要實行信用抵押。因此，除了關系戶、種養大戶外，一般農戶很難在信用社貸到款。即使能貸到手，也要花費不少精力和金錢。所以一般農戶也很少問津，導致現在信用社資金投放的庫存量是越來越大，而前來貸款的農民的人數卻是越來越少的怪現象于是農村信用合作社也只好收縮據點，農民借貸也只好轉向民間。而民間貸款往往使一些低收入的農民因還償高額利息借債，使一年收入全部搭進去后有時還還不清，導致家破人亡的例子也不鮮見。

因此，加快農村信用合作社體制的改革，規范和疏導民間融資渠道，建立和健全適應目前農村生產經營形式的新型的農村融資體系，是農民增收所熱望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八、文化衛生。農村文化衛生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文化資源的稀缺和公共衛生體系脆弱。農村文化資源的稀缺和農村公共衛生體系脆弱，是導致農民文化素質低下和農村脫貧艱難的主要原因。

農村文化資源稀缺主要表現在：一是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由于建國以來國家一直實行的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城鄉異體不僅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鄉經濟發展速度失調，而且還造成了農村教育資源的嚴重不足。首先是國家農村教育資金投入比例嚴重失調，是導致農村教育資源嚴重不足的重要原因。有資料顯示：占全國中小學生70%的農村，國家財政教育經費投入不足40%。如2002年全國教育經費的總投入為5480.03億元，而農村當年的教育總投入為1266.04億元，農村教育經費總投入占全國經費投入比例的23.10%。當年國家財政預算對教育的投資為3114.2億元，而國家財政預算對農村教育的投資總額為989.78億元，國家財政預算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僅占全國預算教育投資的31.78%(統計年鑒)。農村教育基本上是農民自辦教育，這種情況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尤為明顯。正是這種資金投入比例的二元結構，導致農村教育無論是硬件設施，還是軟件配套，不僅滯后于教育的發展水平，而且嚴重滯后與城市教育資源更新速度，使城鄉居民受教育的條件機會、層次產生十分明顯的懸殊。有資料顯示：在農村，小學文化程度占農村人口總數的51.5%，初中文化程度占41.5%，高中文化程度占6%，中專占0.8%，大專占0.2%；而城市分別占16.3%、32.4%、21%、13.2%、11.1%。并且農村中小學學生輟學率上升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根本性的好轉，這一問題在中西部地區顯得尤為突出。其次，是農村師質現狀令人堪憂，農村教師隊伍的整體業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現在農村教師大致由三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由過去的民辦教師轉為的公辦教師，這是農村教師的主體，占75%；另一部分是從中等師范院校分配的畢業生，占20%；還有一部分就是近兩年的所謂返聘的民辦教師，占5%。這三種類型的教師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就是思想不穩定，精力不集中。民轉公的教師雖然教師身份固定了，但一般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由于工資不是很高，而且很難按時足額到位(部分地區這種情況從2003年開始有所好轉)，加之多為家庭主要勞動力，還有責任田需要打理。因此，這部分教師中的一部分人客觀上使他無法集中精力，投身教育加上，同時，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在民辦教師崗位上呆了二十年以上，辛勤的付出與微薄收入上的巨大反差，也產生了一些的不平衡心態，也使一部分教師放松了責任心。而師范畢業生特別是農村出身的師范生，讀書前多來自農村，對農村條件的艱苦和農村教師收入水平有所了解，其中一部分人從內心上將就不愿呆在農村教書。很多人都是想通過在農村小學教書，來獲取教學技能和經驗后，就開始想千方設百計調離農村學校。因此，這部分人中也有不穩定的因素。至于返聘教師不穩定心態就更明顯，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個不穩定的、臨時性的職業，終歸不會長久，他們也是把這作為謀求其他職業的一個過渡階段。正是這種思想的不穩定和精力上的不集中，嚴重影響了農村教師隊伍的穩定和農村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還表現在現在，很多地方受市場經濟觀念的影響和目前改革的沖擊，放松了對教師管理，導致部分教師把大部分精力不是放在教學上，而是放在從事第二產業上。如；開辦有償補習班、經商、種地甚至打牌上。既荒廢了自身的業務，影響教學質量；又帶壞了社會風氣，影響了教師的形象。而開始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市場化的改革，將使本來就不景氣的農村義務教育被逼上絕路。如：農村小學的合并，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教學成本，但因過分集中的小學校舍，與分散居住的農村居住現實所帶來的學生上學的不便，將會帶來更多的學生輟學。這種結果，勢必應引起我們的決策者和教育的管理者的高度重視。否則，中國辛辛苦苦花費近五十年建立起來的農村義務教育體系將會毀于一旦。中國農村義務教育目前的走向和發展趨勢，將會直接影響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未來，當權者不得不慎之！而且，農村教育資源的嚴重不足還表現在農村教育形式的單一和配套設施的不足，這將會影響到農村學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如：缺乏必要的教學試驗用具、體育場所等。二是文化生活的極度貧乏。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文化活動的層次雖然不很高，內容也比較單調，但形式卻多樣化。那時鄉鎮有影劇院、文化站、廣播站，有專門的文藝宣傳隊伍；農村有電影流動放映隊和文娛宣傳員。農閑時間，基本上一個月能看上兩三次電影或鄉村文藝宣傳隊表演的節目。在這一活動中，既宣傳了時事政治，又豐富了人們的業余活動，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與文化娛樂作用。雖然那時的文化內容過于突出政治，顯得枯燥乏味，但仍然為今天的人們所懷想。因為現在的農村文化生活可用“貧乏”二字來形容，亦不過分。現在，鄉鎮很難見到影劇院，廣播站也徒有虛名，鄉村專職文藝宣傳隊更是早已銷聲匿跡，農民一年很難看到一兩次電影或文藝節目。而鄉鎮雖然有電視差轉臺，但由于現在多為有線收費電視，人們在連油、鹽、柴、米的購買都顯得不很寬裕的時候，連子女上學上學都很困難的時候，那還有錢去一次性交200多元的入戶費？而且每月還得交十多元的收視費才能看得上的電視節目，這種消費對一般農戶是太奢侈了，一般農戶很難看得起。何況農村電價又高，供電效果也不穩，一月內有好幾次拉閘。現在大多數農戶能利用的文娛工具也就是收音機，家用電視機多為擺設。取而代之的農村文化生活，就是整天的抹牌、賭博和日趨盛行的封建迷信活動。打架斗毆，信佛信教活動充斥著整個農村文化市場。如抹牌、賭博一場，就是幾百、上千甚至上萬的輸贏。因賭博高息借貸，債臺高筑，使許多人傾家蕩，農時荒廢，家破人亡的事例比比皆是，給農村社會治安穩定帶來了很大壓力；各種教會和封建迷信活動橫行鄉里，擾亂了人們的思想，給定農村社會文明進步帶來不良的影響。

農村公共衛生體系脆弱。首先，表現國家城鄉衛生資源的比例失調。由于國家長期的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導致國家在資金投入上的城鄉差別，致使農村公共衛生的總體水平滯后于城市水平數十年。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農村有相對完備的鄉村衛生醫療體系和相對低廉的就診收費，加之，當是提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一大批高文化程度和有衛生醫療專業技術人員來到鄉村，從另一個方面加強了農村衛生專業技術力量。濃厚的政治色彩，樸素的階級感情和低廉的醫療費用，基本上能滿足農村一般疾病的就診需求。而農村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化觀念的衍生和擴展，一切都向錢看成為一種流行時尚。而農村的衛生體系隨著國家投資政策的改變和鄉村集體經濟的弱化已瀕臨解體的邊緣，農村醫療衛生人才嚴重不足與現有技術人員不斷流失并存，醫療設施設備老化與農村衛生投入不足并重。農村醫務人員所占比例低，設施設備更新慢是農村醫療衛生現狀的共同特征。有資料顯示：國家近些年來用于衛生方面的投入比例不低于1.6%~1.7%，但城市與農村的投資分配比例卻為7:3，而人口為3:7。也就是說30%的城市人口，占有國家70%的衛生資源；而70%的農村人口，只享用了30%的衛生資源。其次，缺乏市場監督管理，也是農村公共衛生體系脆弱的另一個原因。隨著醫療衛生市場的開放，同一藥品確有幾種不同的藥價。藥品回扣和紅包現象，更使本來就無錢看病的農戶更望而生畏。無病拖成有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死亡。同時，現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是鄉村衛生院的病床的閑置率在不斷上升，一方面是農村看病就醫難。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鄉村醫院就診費太高，有技術的醫務人員不多。所以，農民病后，小病能拖就拖，實在拖不了就到縣城大點的醫院就診。導致一方面本來就不足的農村衛生資源在白白的浪費掉，另一方面農村因人均衛生資源的占用的不足，出現看病難的問題。

因此，改革城鄉文化、衛生的二元結構體制，加大對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的資金投入，改善農村教育、文化、衛生條件，規范農村衛生管理和豐富農村文化生活，也是當前農民所急切盼望解決的熱點問題。

九、貧困救助。貧困問題，是農村社會的一個永久性話題。如何解決農村貧困的問題，應該說國家近些年來在這方面加大了不少的投入，也收到了明顯的成效。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92年的8000萬，到2004年的不足3000萬，這應該說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但脫貧區域間不平衡的問題，脫貧后返貧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尤其是中西部貧困問題，仍是困擾國家經濟全面、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

（一）是造成農村貧困的土壤未完全根除。農村貧困的根源，是農村資源的貧乏和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農村資源貧乏主要表現在：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低并呈逐年下降的趨勢(1990年農村人均土地不超過2畝，現在也不超過1.5畝)，水資源短缺且分布不均衡(占耕地30%的長江流域以南的地區擁有的水資源占有量為80%且80%的降水集中在6~9月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鹽堿化。農村人口的不斷增加與土壤地力下降和耕地面積減少造成的巨大反差，給農村脫貧帶來巨大的壓力。其次，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產物。建國以來，中國一直走的是一條抑鄉楊城，抑農揚工的發展路子。無論從政策的制度，還是資金的投入上，城鄉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導致農村經濟的發展總是在緩慢和曲折中前行。農村經濟的緩慢發展和農村資源的人均占有量的不足和不平衡，是導致農村農村貧困和脫貧艱難的主要因素。

（二）是現行扶貧機制上不完善。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基層組織的貧困救助功能減弱。這主要表現在，隨著農村經營體制的變化，家庭成為在包括農村貧困救助在內的農村經濟社會活動的獨立主體性越來越強，而農村集體的社會功能卻逐步淡化和削弱。如過去完整的縣、鄉、村三級聯動的農村扶貧救助體系，變成村無人管，鄉無錢人管，縣無法管的混亂局面。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包括農村農村救助資金（過去叫農村五保戶統籌）在內的三提五統，使五保戶統籌資金、農村公積金和公益金的資金來源被堵死。雖然有國家財政轉移支付資金來彌補這一缺額資金，但因數額效益小，一般每村不超過萬元左右；周轉期長，一般年底才能拿到錢；而且不保險。因為，這方面的財政轉移資金到位的前提是全面完成縣、鄉下大的各項經濟指標，否則就將那此項救命資金沖抵。而現在，由于稅費改革在完善之中，不僅戶平稅負分攤不完善，而且征收缺乏手段，所以大部分村很難全部完成當年所有的經濟指標，只有先抵扣扶貧救助專項撥款，再由村自籌還原。在目前干部工資都無法保證的村，要想村干部先不發工資來扶貧救濟，一般地方很難做到。因此，最后犧牲的就是農村的扶貧資金，導致農村貧困救助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被打破，農村脫貧艱難就可想而知。同時，現行農村貧困救助的方式，是一種充滿盲目性和應付性的短期行為，缺乏長效機制。突出表現在(1)形式多于實質性的內容。因為農村貧困救助沒有固定的資金來源，完全靠縣鄉民政部們的微薄撥款，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因此，農村扶貧是會上領導說的多，會后實質落實的少；年底應付上級督辦臨時性落實的多，平時幫扶解難的少。(2)表現在縣鄉村三級扶貧組織出現斷層。目前在扶貧體系的現狀是縣市機構健全，鄉鎮基本有人，村組臨時拚湊。因此，很多地方在貧困問題上還表現貧困總數不準，貧困基本情況不清。很多數字和貧困戶，不是村干部摸腦殼數，就是與村干部沾親帶故，真正的貧困戶很多地方并未真正完全反映出來。導致真正需要扶貧的農戶，沒有享受到國家的扶貧政策的好處；相反，那些并不算貧困的農戶，因有官場上的各種關系，而享受本來就不多的扶貧款。(3)農村扶貧并未真正納入國家財政預算計劃，農村扶貧資金來源的重點仍然靠地方自籌。國家并未像解決城市貧困居民一樣，拿出大量的財政專項資金，建立普遍的城市低保制度，而是采取臨時性的救濟和不多的年終財政補貼。缺乏長效的農村扶貧機制，是農村貧困成為農村問題痼疾的重要原因。其次，扶貧資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漏洞，加劇了農村貧困救助的難度。突出表現在國家投入的農村扶貧資金，占當年國民經濟收入的比例和國家對其他行業投入的資金比例仍是小頭。有資料顯示：2000年，中央各項專項扶貧資金達248億，比1980年比增加了30倍。中央政府累計安排專項扶貧資金是1680多億元，其中財政資金是800多億，信貸資金是880億。應該說這些資金的投入，對改變農村貧困狀況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由于扶貧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國家的扶貧專項資金并未完全用來解決農村貧困的問題。大量扶貧專項資金被擠占、挪用。據資料表明，在1997年至1999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向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投放扶貧專項資金488億。其中被通過挪用、虛列支出、轉移資金和私設小金庫等形式擠占扶貧資金43.3億，占扶貧專項資金總額的20.43%。人禍大于天災，管理機制上的漏洞，是造成農村脫貧步伐緩慢和返貧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十、行政指導。是指鄉鎮政府的職能和作為。在大聲跶伐鄉鎮政府作用的今天，提出鄉鎮行政指導似乎不合時宜，但在調查中，農民對此的呼喚程度卻越來越高。突出表現在(一)農民急需通過行政指導，提供市場價格上的監管。過去，農產品價格和農資產品價格是按計劃經濟的運作模式操著，管得太死；而現在，是打著市場經濟的運作法則運行，又放得太開。缺乏規范管理的市場，導致農民因利益群體的分散，經濟實力的單薄，無法應對不法商販的爾虞我詐，而總是處于弱勢的盤剝地位，任人宰割。如就因對種子、農藥、化肥等農資市場缺乏管理而形成的管理漏洞，導致少數人利用偽劣農資產品坑農害。因此，強化地方政府作為，打擊哄抬物價，強買強賣和假冒偽劣是農民的熱盼。(二)通過行政指導，提供獲取信息的平臺。在舊的農業科技信息體系被打破，新的推廣、傳播平臺尚未建立的時候，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積極作為，十分必要。農民仍需要鄉鎮政府的行政指導，來獲取農業增產增收的各種信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農村經營承包體制，導致生產的小規模與全球化大市場間的矛盾凸顯出來。而鄉鎮機構改革又使鄉鎮政府的原有許多行政職能，說的好聽是為適應市場經濟需要變為市場調節，現在看來，實質上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市場放任。導致新品種、新模式的新技術的推廣運用無法像過去一樣，及時、準確的進村入戶。同時，管理方式上的極端化，也給農民的農產品品種和生產模式的選擇帶來混亂。即由過去為追求短期、片面效益或少數人個人政績效應，不顧實際的強迫愚民行為，導致模式與樣板的泛濫，給農民帶來了慘重的損失而變為現在什么也不管，放然自流，使農民對地里種什么品種賺錢？實行什么模式有益變得六神無主，只好盲目模仿或聽天由命，給農民增收帶來嚴重的阻礙。(三)希望通過行政指導，提供融資上的幫助。資金不足是制約農民增收的最大障礙，而農村融資困難又是資金不足的最大瓶頸，突出表現在農村信用合作社等信貸機構的運作機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信用社及其他信貸部門的農村信用貸款投放額度小，對一些急需貸款扶持的種養大戶難以解決根本問題，他們不屑一顧。同時，又因貸款門檻過高，使一些貧窮和無力提供信用擔保的農戶，無法得到小額貸款，使他們求貸無門。另一方面，因農村信貸機構逐年收縮，使農民更難了解新的信貸政策、手續。即使有貸款發放，辦起來也很不方便。因此，農民急需鄉鎮政府通過行政干預，簡化信貸手續，增加信貸規模，降低信貸成本，提高信貸效率，讓更多的農戶獲得農村信貸支助的機會來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四)通過行政指導，提供政策上的引導。過去一段時期，農民曾經嫌鄉鎮會太多，鄉村干部管得太寬，現在又覺得鄉村干部什么事也不做，一些政策也不知道。如對農村稅費改革的相關配套政策、國家“兩減三補”的惠農政策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把握不準，導致延誤了農產品品種選擇的時機，種養的時機，管理的時機，銷售的時機和充分享受國家其他優惠政策的時機，延誤了農業生產，影響了農民增收。因此，通過行政指導，讓農民及時、準確地了解和把握政策和形式的變化和發展趨勢，是農民的熱望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