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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ura于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它是個體以自身為對象的一種思維形式,指個體在執行某一行為操作之前對自己能夠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該行為活動所具有的信念、判斷或自我感受。后來,他與Caprara等提出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個體對能否有效調節自身情緒狀態的一種自信程度,是個體對管理自己情緒狀態的一種能力感。他們認為情緒調節效能感主要包括識別情緒狀態的能力感、理解自身對他人的感受的能力感及管理積極和消極情緒的表達的能力感。
二、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結構與測量
在早期研究中,Bandura和Caprara將情緒調節效能分為兩類:管理消極情緒的自我效能和表達積極情緒的自我效能。在此基礎上,Caprara等人于2008年對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量表進行了修訂,將管理消極情緒的自我效能信念維度分為兩個次級維度,從而建構了一個二階因子的模型,并在意大利、美國和玻利維亞進行了跨文化研究。2009年俞國良等人將該量表翻譯成中文版問卷,并證明該量表中文版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具有良好的因子結構。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劃分為三個獨立的因子結構:調節積極情緒效能感(POS)、調節沮喪/痛苦情緒效能感(DES)和調節生氣/憤怒情緒效能感(ANG)。2010年盧家媚等人的研究驗證了該量表中文版適合在中國進行應用研究。2011年張慶華發現該量表在高中生群體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同年,李瓊提出了與實際情況相吻合5個因子組成的因子模型,證明該量表可作為測量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有效工具。2012年田學英在Caprara基礎上增加“調節正性情緒自我效能感”的維度。同年張淑敏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與檢驗,最終確定了兩階因子模型,即有POS和NEG兩個分維度,NEG有DES和ANG兩個子維度。這與國外Caprara的研究一致,與國內的研究有些許出入。馬思所構建的一階三因子模型的擬合度指標大于0.9,說明與實際情況較符,適合在高中生群體中研究。這與張慶華(2011)的研究一致。可見,在中國,Caprara等人(2008)構建的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二階因子模型并不適用,而是一個含三個因子的一階模型,再一次印證了文書鋒、盧家楣等人的結論。2012年,黃時華,劉佩玲對初中生研究顯示一階三因素模型更為合理。2013年趙小軍等人的研究將Caprara提出的三個因素(ANG,DES,POS)擴展為7個因素,POS里包括幸福,自信,好奇和信賴,NEG里包括自卑感,嫉妒和恐懼。由于在國內己發表的文獻中對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研宄僅限于學生群體。2012年,何鵬使用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量表對監獄干警進行了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該量表整體與模型擬合良好,適合監獄干警群體研究使用。
三、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現狀
1.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國外已有的研究。
2003年Caprara編制了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量表。之后Caprara等人對青少年的羞怯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羞怯與管理消極情緒的效能感、社交效能感、親子關系效能感、情緒穩定性成負相關。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通過社交效能感間接地對青少年的羞怯產生影響,與社交效能感和親子關系效能感高度相關。管理消極情緒的效能感、親子關系效能感與情緒穩定性成正相關。2005年,Caprara和Steca的研究結果顯示自我的情緒調節的能力感會直接影響到個體的心理功能,同時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還能通過作用于人際關系效能感而影響個體心理功能的實現。2011年Lightsey等人檢驗了情緒管理自我效能感對消極情感和生活滿意度關系的調節作用。綜上,從發現自我效能感對個體管理情緒體驗的影響開始,到概念的界定,再到兩維度二階因子模型的建立,測量工具不斷修訂逐步完善,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均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2.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國內已有研究。
2009年國內始見對情緒調節自我效能的理論介紹與實證研究。俞國良研究了我國研究生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特點,并發現其在性別上存在顯著差異,但不存在學歷層次和所學學科的差異。2010年盧家楣發現:大學生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各維度在年級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人格與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存在密切關系。2011年,張慶華發現: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在家庭來源、班干部與否均存在顯著差異。李曉云用該量表修訂版進行施測,結果表明在學科等維度上大學生的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存在顯著差異。綜上,國內對該領域的研究多關注于對概念及理論的介紹,實證研究較少,而且實證研究多側重驗證國外研究結果,創新性較少,并且在維度的結構方面,我國研究呈現出與西方不同的地方卻尚未深入探究其因。
四、現在研究中的不足及未來展望
1.現有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量表所測量的內容涉及情緒類別有限。
比如,快樂、自豪、生氣、憤怒、沮喪和痛苦等,而對其他情緒(比如羞愧、愧疚、尷尬、恐懼)的調節效能感的研究則較少涉及。各種情緒種類繁多,且這些情緒對人類的行為同樣具有很重要的調節作用,比如具有反饋、激發動機以及協調人際行為等道德功能。因此對于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測量將會增加情緒的多維度性,拓展研究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結構。
2.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研究的被試群體過于單一。
目前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學生群體,包括研究生、本科生、高中生和初中生,對于其他群體的研究則較少涉及。需要加強對其他類型群體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力度。另一方面,雖然已開展了跨文化研究,但研究的范圍仍局限于歐美與拉美國家的比較,國內盡管已有個別實證研究,且結果顯示出與西方存在差異,但總體看來研究仍然非常不足。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大研究對象,展開更系統、全面的研究。
3.從現有的研究中,對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作用機制的研究主要在于兩方面。
一個是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對心理健康或行為的直接影響,另一個是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通過作用于其他行為或者行為導向的自我效能感間接影響人的行為或心理特征。但沒有專門針對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作用機制的研究。因此,今后可在這方面做深入的實證研究。
4.對于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將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比如對于一些發展結果,尤其是那些涉及社會評判的行為,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采用自我報告測量方法上,而應該采用“多方法多途徑”的研究思路,比如增加社會計量評級方法、行為觀察法等自我報告以外的測量方法,對于親社會與攻擊等行為的考察也可以從同伴、家長、教師、自我等多途徑深入、全面地考察。
作者:劉會芳 單位武漢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