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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四位一體”目標模式，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的領導集體不斷探索和積累的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30年來目標模式的每一次拓展與深化，都是對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新實踐、新問題，作出的新的科學回答。在此過程中，我們黨深化了對現代化建設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保證了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開拓前進。

關鍵詞：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

實現現代化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總目標。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經過堅持不懈的探索，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由“摸著石頭過河”，到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定自信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也為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這一理想提供了現實的道路。確立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模式，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模式，從“一個中心”、“兩個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體”，不斷地拓展、深化和完善，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一系列偉大成就，標志著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實踐的深入和對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

一、“一個中心”和“兩個文明”目標模式的醞釀

1.“一個中心”目標模式反映了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

“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質是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鄧小平從政治的高度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后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要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就是經濟建設。”[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現代化建設，要求全黨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我們“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干擾”。要“扭住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2]1987年黨的十三大在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一個中心”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

據此，鄧小平高瞻遠矚，為我國制定了宏偉的經濟發展戰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后他在多次講話中逐步形成了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中葉分三步走的設想：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黨的十三大確認了這一發展戰略。三步走戰略的每一步都體現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民生活水平兩項指標上，可以明顯地看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在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選擇上偏重于“一個中心”即經濟建設上，這表明我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重大意義認識的深化。

2.“兩個文明”目標模式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思考

“一個中心”目標模式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然而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一部分人錯誤地認為現代化建設就是單一的經濟建設，現代化的目標僅僅是經濟目標，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可以建設好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敏銳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他就明確指出，在我們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3]但是在實踐中我們沒有很好地貫徹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出現了對精神文明建設重視不夠，甚至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情況。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設，導致釀成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對此問題總結時，鄧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還說，80年代初就提出兩手抓，但回過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4]經濟現代化飛速發展，精神文明建設相對滯后。他指出，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會陷入片面性，就會使人們的注意力僅僅限于物質文明的建設，甚至僅僅限于物質利益的追求。那樣，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方向，我們的社會主義就會失去理想和目標，失去精神的動力和戰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種腐化因素的侵襲，甚至會走上畸形發展和變質的邪路。”[5]1985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告誡全黨：“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6]鄧小平十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強調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要發揮我們的優勢，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兩個文明”不是與“一個中心”相互對立的目標模式，而是對“一個中心”目標模式的拓展和補充。“一個中心”目標模式強調了現代化建設的重點和中心，“兩個文明”目標模式，突出了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系統性。如果說“一個中心”目標模式突出經濟建設的重大意義，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那么“兩個文明”目標模式，則是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入，標志著全面發展的現代化目標模式的開端。

二、“三大文明”目標模式的形成與發展

1.“富強、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的重大發展

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總結了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正式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命題。十二大報告提出的黨在新時期的總任務中指明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這里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目標雖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兩個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著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文明”的內容。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黨的十三大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這里將“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兩個目標明確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復合目標，即：富強、民主、文明。

進入21世紀，世情、國情和黨情出現了新的變化，使現代化建設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和新實踐，迫切需要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解答。時代呼喚理論創新，理論創新必將引導實踐邁向新的征程。我們黨理論上一貫重視現代化建設中經濟、政治、文化的相互協調發展，更重視政治文明建設。早在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7]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鮮明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使這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但是，實踐中我們還是較多地強調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設。這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經濟發展任務的迫切性超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觀念上我們一直沒有明確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沒有把政治文明納入整個社會文明體系中來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設之中，將其作為它的一個與之相關聯的內容來加以界定，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會發展中的應有地位沒有充分地顯露出來。致使幾十年來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緩慢，已經影響到經濟、社會健康穩定地發展。

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時代和現實的需要，集中全黨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確地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六大把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這是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認識。這一“新的重大認識”，是哲學和政治學理論上的重大創新，開辟了我們對社會主義文明觀認識的新境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論指導。至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模式第一次明確為“三大文明”，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標志著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的重大發展。

“富強、民主、文明”與“三個文明”目標模式是高度統一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三個遠大目標，這里的“富強”，即物質文明，是人類改造自然界的物質成果的總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會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進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的精神成果的總和。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協調發展，共同架構起人類文明的絢麗天空。物質文明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物質條件和實踐經驗；精神文明為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政治文明則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從“兩個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論與實踐，使我們認識到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僅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還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如果沒有政治文明的高度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現代化。

2.“三大文明”目標模式體現了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為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體現著一個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內容、水平和本質特征。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在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時，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地統一起來。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深化行政體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這揭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表現為一種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的新型國家制度，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政治文明現代形態最鮮明的特點和形式是憲政文明和法治文明，這必然要求我們黨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方略。正是在法治的意義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黨的十六大把政治作為文明的一個重要主體，使之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攜手共進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道上，這是我國治國方略的一次巨大進步，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史上一座嶄新的里程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大發展，說明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覺了。

三、“四位一體”目標模式與目標模式的完善

歷史的腳步沒有停止，人類進行理論創新的活動就不能停息。邁進21世紀，我國經濟社會進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過渡的關鍵時期。從國際的經驗看，這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矛盾凸顯期。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顯示，處于這一發展時期，社會發展存在兩種前途：一種是由于政策得當，執政思想明確，從而引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另一種是由于政策失誤，致使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社會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使社會陷于倒退。在中國社會發展的“臨界點”，如何面對這些矛盾，如何處理這些矛盾，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凝聚社會各種力量，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發展，是我們黨需要解決的新的歷史課題。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時期，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以寬廣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務實的態度，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國家發展的關鍵時期，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建設任務，使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由以往的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大文明”完善為現在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

社會作為一個哲學概念，一方面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總括，另一方面，又內在于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之中。不管是擴大或縮小社會的內涵，都沒有把社會作為一個特定的領域獨立出來。社會的虛化，導致了現代化建設目標失去了最終關注的對象，即每個人生存的社會狀況。社會領域的顯性標示，不僅拓展了現代化建設的內涵，而且為認識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提供了新的視角。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協調發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的和諧社會。和諧社會需要具備六個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10]。從實際的工作著眼，這六條特征和要求又具體體現為九大目標任務：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構建社會“安全網”；四是強化公共服務；五是增強全民素質，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六是激發社會活力，打造創新型國家；七是維護社會穩定，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八是實現天藍水清，與自然和諧相處；九是實現社會和諧。這些特征和任務體現了和諧社會的本質，也體現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指向和現實要求。

對“四位一體”目標模式的內在關系，曾精辟地論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機統一的。建設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實基礎；加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可以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證。”[11]講話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目標，已經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四位一體。

四、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不斷完善的意義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過程，也是我們黨不斷探索和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的30年。從“一個中心”、“兩個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體”，使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由線到面、由面到三維空間、由三維空間再到四維空間，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實際。這一過程，對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對現代化的認識更深刻。現代化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急劇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全球性的大轉變過程。歷史經驗證明，實現現代化是所有國家走向國強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人多年來追求的一個夢想。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三代領導集體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勇于探索，開拓創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并且適時地確立了符合我國實際的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推動我國現代化大業向著“富強、民主、文明”的遠大目標不斷地邁進。在探索的過程中，我們黨和全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性質和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模式有了越來越深刻的認識。

第二，現代化目標更完善。30年來，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緊抓住“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核心命題，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市場經濟為主導，根據時代的具體要求，使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模式越來越全面，越來越完善。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提出了“一個中心”和“兩個文明”的目標模式，經過2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協調發展的“三個文明”目標模式，在這個基礎上，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從而將“一個中心”和“兩個文明”目標模式擴展為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諧社會的“四位一體”現代化目標模式。

第三，現代化實踐更深入。科學的理論源于實踐，必將引導實踐深入地發展。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是我們黨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深刻把握的基礎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標模式的調整與改變，都與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面臨的實際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系，是對現實的新問題、新情況作出的新解答。“一個中心”和“兩個文明”目標模式，推動了我國經濟體制和文化、科技體制的改革，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提出“三個文明”目標模式，我們黨開始關注如何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和治國方略的改變來促進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確立“四位一體”目標模式，社會建設問題凸顯出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構建和諧社會，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致力追求的目標。

第四，現代化成績更顯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模式的不斷深化，不僅是我們黨對現代化建設規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論成果，而且在指導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成績。經濟上，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正向全國小康扎實邁進；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上，我們黨不斷穩妥地推進著政治體制改革，民主不斷完善，法制不斷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國，建立法治國家的道路基本確立。其他各項社會事業改革穩步推進，社會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科技教育文化事業加快發展，整個中國呈現出生機蓬勃的景象。

實踐沒有止境，對現代化目標模式的探索也沒有止境。改革開放以來，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對我國現代化目標模式堅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過程，啟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只要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就一定能夠不斷取得新的突破，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目標就一定能夠在本世紀的中葉順利實現!

注釋：

[1][2][3][7]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5]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上)：28.

[8][9]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53，200.

[10][11].深刻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扎扎實實做好工作大力促進社會和諧團結[N].人民日報，200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