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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動青少年女性的性越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復雜的。除了某些主觀動機之外,它也與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制度分割、文化沖突、社會化和市場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有動員社會各個行動主體,從政府、社會、企業、司法的不同角度采取有效措施,才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關鍵詞:規范性越軌制度分割

一、引言

越軌行為是指社會成員偏離或違反現存社會規范的行為。社會規范則是人們參與社會生活的準則,它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內容十分廣泛,包含了不同的種類和形式。正是藉于社會規范的這種寬泛性,從而為社會學對越軌行為的研究提供了寬泛的研究對象。在人類的性行為領域,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規范,沒有哪一個社會放任人類的性行為徹底自由,也沒有哪一個社會中的成員可以將性作為自己絕對個人的事情而不受到各種規范的約束。由于各個社會的性社會規范存在差異,對于性越軌行為的界定并不相同。但是幾種典型的性越軌行為,如:、同性戀、淫穢物品等,在世界上的多數國家均將此表明為越軌,甚至歸為非法活動。筆者在本文著重要討論的性越軌行為是,因為相對與其他越軌行為,是歷史最久,范圍最廣,社會危害最深的。新中國初期,政府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對娼妓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清除,一度在我國絕跡。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又死灰復燃且來勢十分兇猛,從事的妓女數量日趨龐大,有學者推測她們已經占到總人口數的0.8%。[1]

筆者在2006年4月對某市收容教育所女學員的調查中,驚異地發現,這些因被收教的年輕女性竟然有著如此相似的經歷。她們都來自農村或小城鎮,最初來到城市從事的都是正當的職業,其中多數人都是工廠流水線上的普通女工,她們的整個角色轉變大致經過了這樣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懷疑:當她們開始對現在的社會地位和角色感到挫折、精疲力竭或是厭惡時,懷疑就可能因應而生。第二階段——找尋替代角色:她們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厭惡后,會通過頻繁的變換工作找尋新的希望。第三階段——行動或是脫離階段:筆者發現這些被訪者在其城市化過程中都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離開工廠——失業,或者投入到娛樂場所從事服務性行業。

第四階段——創造一個新的認同:她們開始認同群體中的價值觀,找到了新的參照群體。

盡管行為在中國構不成刑事犯罪,但仍然算作是違法行為,對于從事的女性也是為社會不恥和不容的。那么為何會有這么多的女性投身到這種行業中,她們的這種角色轉變存在著哪些共性,有哪些社會因素促使了她們的轉變?在嘗試找尋以上問題的答案時,筆者并不想將研究對象局限在這些因為被收教的女性身上。因為在筆者看來,這些被警察抓獲并被認定為娼妓的女性的行為與那些躲在暗處的性越軌者——高檔酒店的色情陪侍,長期包養的情婦、二奶所從事的行為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它們都是典型的性與利的交換行為,都屬于性越軌。社會學的目的是發現社會生活的規律,在本文中筆者試圖通過社會學的視角從制度、市場、文化、社會心理等方面找尋促使流動青少年女性產生性越軌行為的原因。

二、流動青少年女性性越軌行為產生的原因

(一)三重制度分割將這些流動青少年女性隔離

在社會的最低層,限制了她們的垂直流動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是通過戶籍制度體現出來的。中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流動日益頻繁,戶籍制度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它已不再是農民進城的最大障礙。但是戶籍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分割機制,對人們的職業地位獲得和經濟地位獲得依然產生著持續而顯著的影響。在西方市場經濟社會中,存在著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即初級市場和次級市場,并且這兩個市場中的勞動力是相對固定的。初級市場的特征是,高工資,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提升機會,就業的穩定性,工作規則是公平的和有適當程序的。而次級市場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環境差,幾乎沒有提升機會,就業不穩定。工人與監督者之間的關系過分人格化,嚴酷、專斷的工作紀律等。由于中國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與西方社會經濟社會的市場分割相比,當前中國社會的市場分割就顯得更為復雜。概括起來,至少存在著三種分割機制導致的市場分割:二元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城鄉分割;二元的經濟結構導致的體制內或公有制與非公有制之間的分割;二元的勞動力市場導致的(專業性)人才市場與(非技術性、體力)勞動力市場的分割。[2]

在這三重分割機制下,絕大多數的流動女性,被隔離在社會等級的最低層。盡管她們順利的從家鄉來到了夢想中的大都市,但是由于她們的這種非正規流動和她們自身的條件——學歷、經驗等已經將她們限定在了勞動力的次級市場上,并且多數都是在私營或三資企業。在城市中,她們從事著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收入微薄的工作。更讓她們感到心灰意冷的是,這些工作沒有給予她們發展的機會,比如教育和培訓的機會、職業經歷累計和晉升的保證機制。許多工廠的招工年齡限制在23歲以下,每隔一段時間工廠都會清退一些年齡大的,工作時間長的女工,再招一些年輕的補充進來。這些女工的工作不需要任何技術,從事的都是一些重復性的體力勞動。對于一個來自異鄉的女性,她們的流動已經被社會的正式制度和結構排擠到正規制度安排之外的領域,使她們處于社會邊緣狀態。在現實社會中要想進入到初級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先獲得學歷和文憑,通過正規的流動方式,進入到正規的就業群體。而橫亙在兩個勞動市場上的鴻溝,限制了這些年輕女工向上流動。無論她們在現在的工作崗位上干的多好,她們也沒有提升的機會,而且她們隨時都有被工廠解聘的可能。作為一個沒有城市戶口的外地人,盡管她們是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一名勞動者,但是她們卻無權享受醫療、失業、教育等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當她們對不公平的現狀有更多感受和意識,她們對社會越來越不認同,加之處于不愿回農村,又無法融入城市的兩難境地,使得她們中的許多女孩決定拿出青春、健康、尊嚴來賭一把。

(二)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沖突是促使這些女工發生角色轉變的文化因素

文化沖突導致犯罪,是當代犯罪學理論中的一個著名論點。犯罪學家賽林曾說:“文化沖突將直接造成行為規范的沖突,而行為規范沖突的一方必然是犯罪。”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面臨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變異性價值觀的挑戰。這種“傳統”和“現代”的沖突,在女性角色上體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女性渴望經濟上的獨立,追求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她們主動走出家鄉到外面找尋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能夠給女性提供實現目標的空間與男性相比是相對缺乏的,這也直接造成了女性的相對貧困感高于男性。面對現實的困境,這些女性又甘愿淪為娼妓,將自身作為商品出售。

從她們對待愛情婚姻的態度上,更能看出“傳統”與“現代”兩種價值觀的雜糅。一方面,她們離開家鄉來到都市,追求并實踐著自由、開放的婚戀觀,談戀愛、婚前同居等行為,對于這些女孩來說,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可一旦出現感情危機,她們又會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影響,覺得自己失去貞操,害怕別人看不起自己,于是產生自暴自棄的想法。

(三)社會化和市場的形成

、行為是悖德行為,更是一種違法行為。盡管國家在打擊、活動方面已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其收效甚微,甚至表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概括起來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

1.、活動向社會化發展[3]

從地域上看,、活動不僅在沿海開放城市盛行,現在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就連一些偏遠山區也出現各種色情服務。從場所看,盡管是隱蔽的,但是嫖宿的場所已經趨于社會化。這些場所既有高檔的星級賓館,更有綜合性服務中心,如舞廳、卡拉OK廳、健身中心、休閑會所、桑拿房、按摩屋、洗頭(腳)城等。而且、活動除了純粹的金錢與肉體的交易外,它也融入到了經濟、社會活動的許多方面,成為人們進行權力與肉體、關系與肉體、利益與肉體的交換。正是由于、活動的社會化,使得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城市,人們對、活動的容忍力普遍增強,形成了見怪不怪,習以為常的態度。對那些進城務工的女孩來說,不管是來自多么偏遠的地方,當她們無法在城市中使用合法的手段獲得財富,甚至無法維持基本生存時,她們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這條便捷的求生之路,因為在她們周圍有太多人從事這一行,而且進入的途徑異常簡便。記得有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我們住的那個地方好多做小姐的,大街上誰是小姐一眼就看出來了。(怎樣才能進入這一行呢?)很容易的,那里有很多化妝店,就是那種一間房子,里面放著吹風筒,梳子,化妝品之類的東西。只要去一個化妝店里說一下,就會有人過來幫你化妝,然后就會被帶到KTV包廂里……”(收容教育所,2006年4月)。

場所的普遍,進入的便利,與正當工作的稀缺和進入的苛刻(許多工廠在進入時都要交納押金、扣身份證等),形成鮮明對比,也促使這些被排斥在城市邊緣的年輕女孩,轉而投靠這種為世人所不恥的行當中。

2.、活動產業化的發展趨勢

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商品化的泛化趨勢,即原本不屬于商品的東西被泛化為“商品”,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性”的商品化。在市場中,買賣雙方所遵循的是市場原則,自愿交易,按質論價。在這個交易中,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賣方——者獲得金錢,買方——嫖客獲得性滿足,中間環節——“媽咪”和“拉皮條的”收取管理費和介紹費,酒店、歌廳、發廊則從連帶的受益中獲得場地費。[4]這個產業鏈之所以能夠運作成功,得益于每個環節的正常運作。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利益分配制度,每個參與其中的人,為了各自的利益,都努力維護它的運行。許多被訪者承認自己是受到朋友的勸說,也是朋友介紹她們去那些場所工作,事后她們才知道,原來介紹一個人到這些發廊、歌廳等地去,是可以得到好處費的。女只是這個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她們甚至要受到其他各個環節的層層剝削。但是目前國家的正式控制手段,仍然停留在對這些處在弱勢中的女的打擊,而對于其他的環節的參與者的控制和打擊是非常微弱的。例如,在訪談中筆者發現,警察在查處、活動時都是當場抓獲,當場取證,分別把者和者帶走,但是對于“媽咪”和“皮條客”則很難抓獲,一般對場所的處罰也是很有限的。對于這些無權無勢的女一般采取罰款、送收教所的懲處方式。而那些被抓獲的嫖客,大多數都是有一定身份、經濟狀況良好的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他們往往會動用各種關系來說情,最后的處罰主要就是經濟上的,而被送去收教的則是極少數的人。對于這些貧窮的女孩和她的家人來說,這次收教的費用和罰款,都是一筆很大的開支。而被抓獲的結果更是讓她們從秘密的越軌者變成了貼有標簽的女,出來后,她們的境況可能會更加的艱難。我想這也是許多女學員,在學習結束后繼續從事的原因。

三、預防流動青少年女性性越軌的建議

當成為一種社會問題后,對它的解決就不再是通過某種單一的方式或途徑,針對某一類人群(事物)進行打擊就可以實現的。因為它已經深深的植根于社會,在相互支持的社會機制間有著高度的關聯,要成功地改變其中一個因素,就必須同時改變其他許多因素。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與社會中的不平等,刻板的性別角色意識,把女性僅僅看作性對象的性別歧視等問題聯系在一起的。筆者認為,除去對這些流動青少年女性的道德評判外,發揮不同社會行動主體的作用,從政府、社會、企業、司法的不同角度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則是更為客觀和有效的方法。

(一)政府——通過制度設計縮小二元結構的鴻溝,實現機會均等,增加外來女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加強流動人口輸出地和流動人口輸入地的信息溝通,擴大正式流動渠道,使更多進城務工的女孩,能夠進入到正式經濟領域。輸出地要做好外出務工女孩的就業指導,使她們的流動更加理性;增強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的意識,使她們的流動更安全。輸入地要對流動人口的勞動保障,做好監督和管理。對那些拖欠工人工資,勞動條件惡劣,違反勞動保障法的企業進行治理。同時要將農村流動人口納入城市的福利政策中,讓這些外來女工和城市的其他勞動者一樣,享受勞動保護、醫療和失業保險等各項福利。在外來人口眾多的工廠或社區,要通過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豐富外來女工的業余生活,使她們能夠盡快融入到城市社會的主流文化中。還可以通過成立打工妹之家這類的民間組織,將這些身處異鄉的女孩聯系起來,她們可以在此交流情感,尋求社會支持。

(二)社會——倡導一種符合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念,使青春期的女孩避免和擺脫文化沖突的困境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正經受著新舊價值觀念的交替,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碰撞。這種交替和碰撞對人們的心理產生強烈的震撼和沖擊,造成心理失衡。這些還正處于青春期的女孩,離開家鄉,來到繁華的都市,就意味著她們將要面臨“傳統”和“現代”兩種價值觀的沖突。為使這些女孩擺脫這種文化沖突的困境,需要社會盡早建立一種更符合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念,幫助這些女孩增加是非分辨能力,樹立起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個性特征,同時學校和社會也要加強對青春期女孩的婚戀觀和性健康教育。這個年紀的女孩對愛情充滿了幻想,許多人對愛情的態度和觀點主要來自大眾傳媒,一旦她們發現現實社會中的愛情并非那么美好時,就會產生對整個世界的不信任。還有些女孩盲目相信愛情,在愛情面前失去應有的理智。筆者在收容教育所接觸的許多女學員都是聽信了男朋友的意見,走上道路的,她們甚至無怨無悔地將出賣肉體換來的金錢交給男朋友去揮霍,而她們卻以為這是在為愛情獻身。更讓人擔憂的是,她們對性病的了解和防范知識相當貧乏。絕大多數被訪者在被收教之前,對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和預防等相關知識知之甚少,在從事活動時,也沒有使用避孕套的習慣。甚至在這個特殊的群體中,她們還會相互傳授一些自以為正確的預防措施,而實際上這些方式不僅不能使她們遠離疾病,甚至還會削弱她們自身的抵抗力。

(三)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要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企業在給外來女工提供就業崗位,滿足外來女工的物質要求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她們的精神需要。不要將她們僅僅鎖定在單純的勞動力上,多給她們一些崗位交換和晉升的機會,增加她們工作的滿意度和積極性。通過不定期的職業培訓,提高員工的素質。這不僅是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同時也可以增加企業的生產效率。在企業內部可以通過企業社工,來幫助這些來自異鄉的打工者解決心理問題,人際交往的障礙,幫助她們盡快適應陌生的環境,融入到城市的主流文化中。由于經濟的限制大多數的流動人口都是常年在外,很少回家探親,他們的家人更是很少能夠到城市來看望他們。所以對這些流動女童/女青年來說,她們在外面做什么,發生了什么事情,她們的家人都是一無所知的。這無疑會讓她們在陌生的城市中產生一種匿名效應,增加她們性越軌的機會。因為初級群體可以規范和約束社會成員的行為,起到非正式社會控制的作用。企業可以及時將員工在廠里的情況,取得的成績通知給員工的家人;可以為方便員工與家人的聯系提供一些優惠政策:例如:親情電話,讓員工可以與家人通話;夫妻套房、親人套房,方便員工的家人來廠里探望。

(四)司法——對活動的控制應從單純的打擊轉向綜合治理

活動是一種社會公害,它的形成是社會病態的一種綜合反映。目前對活動的控制,無論是國家制度的正式控制手段還是社會輿論的非正式控制手段,針對的都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女。這種單一的治理模式,其結果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在活動的社會化和市場化趨勢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對它的治理必須找尋一個恰當的切入點,徹底破壞活動的產業鏈,才能避免更多的女性卷入到這個行業中。

注釋:

[1]房思玉.中國遏制“紅燈區”[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5:15.

[2]李春玲.流動人口地位獲得的非制度途徑[J].社會學研究,2006(5).

[3]康樹華、張小虎.犯罪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20.

[4]皮藝軍.犯罪學研究論要[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