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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干群矛盾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興衰存亡的根本問題，也是黨建理論研究中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本文將干群矛盾問題，置于構建和諧社會這個新時期的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去研究，力圖使本文在干群矛盾問題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深度，使之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關鍵詞：新時期干群矛盾利益矛盾

一、關于新時期干群矛盾的定位

干群矛盾是指干部與群眾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產生的非協恰關系。干群矛盾之所以表現為非協恰關系，其根源在于干部與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非協恰關系是干群矛盾的存在方式，它具有動態性、相對性的特點，它在不斷出現而又被不斷解決中推動著干部和群眾向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奮斗目標前進。

新時期的干群矛盾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廣泛地存在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各個領域，各級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干群矛盾是新時期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同時，它又制約著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干群矛盾處理得好，可以增強人民內部的團結，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建立和諧社會。反之亦然。

二、新時期干群矛盾的特點

（一）多樣性和廣泛性。干群矛盾的多樣性主要是群眾內部階級階層分化導致的。改革開放前人民群眾主要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構成。而且，他們都被分在不同單位內，他們同干部的矛盾較多地以群體利益矛盾的方式出現，形式比較簡單。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個體戶、私營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一些新的社會階層。這種利益群體多元化的狀況意味著矛盾主體多元化。不同的利益行為趨向使干部無論在代表、維護和整合群眾的利益方面，還是在協調群眾間的利益沖突方面，必然使干部與群眾產生的矛盾增多。另外，此時的干群矛盾不僅僅局限在政治利益領域，也存在于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二）錯綜復雜性。少數領導干部腐化變質走向人民群眾對立面而產生的對抗性矛盾，以及少數群眾由于受敵對分子的挑撥離間和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產生的破壞國家安定團結的對抗性矛盾，這些經濟、政治、思想觀念方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十分復雜的矛盾網絡。

（三）一定條件下的沖突性和對抗性。同志曾說“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新時期，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處于不斷變動與調整過程中，面對切身利益的患得患失。如果干部協調不力、處理不當，極易導致干群關系的對立，使本來屬于群眾間、干群間的非對抗性矛盾轉化成干群間的對抗性矛盾；干部中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還相當嚴重，極大地損害了社會公正原則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群眾存在著十分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本質上就是沖突性和對抗性。

三、新時期干群矛盾產生的原因分析

第一，“歷史周期律”的作用是當前干群矛盾形成的重要原因。從歷史上看，一些比較先進的階級、政黨和集團在未取得執政地位之前，大都提出一些親民、愛民、給人民帶來利益期望的口號，并在行動上有所表現。然而，在取得執政地位以后，往往都不同程度地背離了原來的口號和原則，直至走向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之初就是以為人民謀利益為出發點的。但是，一些黨員干部執政后隨著環境條件的改變，也出現了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搞特權腐敗墮落的現象，破壞了原本和諧的干群關系。在原有的對干部的制約手段取消之后，新的科學的剛性的干部監督制約機制并沒有隨之建立起來。一些干部的自警自律意識逐步放松，加上對外開放后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各種腐敗現象開始蔓延滋長，并愈演愈烈，成為造成干群關系不和諧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從現實來看，利益關系不和諧是形成干群矛盾的主要原因。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等執政理念寫進憲法和黨章。問題在于，在執政過程中的某些環節和體制使這一理念有所偏離。改革開放以后，收入懸殊的現象很快凸顯出來。貧富差距問題等一些新生社會問題由于觸及了部分群眾的當前利益，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直接或間接的成為誘發干群矛盾的深層原因。

第三，市場經濟對思想的消極影響是新時期干群矛盾產生的重要原因。就干部隊伍的思想狀況而言，有一些人背離了黨性和人民性，忘掉了公仆的職責，濫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同時，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也會促使干群利益矛盾的突顯。在新時期，許多封建保守、愚昧落后意識還不同程度地殘存于群眾身上，他們看問題更多地是從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出發，對于反映黨和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策不能理解，更談不上去擁護執行它們。當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他們會立即產生保護個人利益的本能，甚至以極端手段來抵抗這些政策的執行。

四、探析正確新時期干群矛盾的路徑

第一，必須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正確處理干群矛盾的根本途徑。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生產力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新時期，干群矛盾從根本上講是由于我國生產力落后，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現實中的許多案例都說明，干群矛盾的多發地段大多集中于經濟發展落后、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地區、部門或經濟效益差、職工收入增長停滯不前或有減無增的企業。

其次，要力求實現執政行為與執政理念的統一與和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公仆和勤務員、“三個代表”等一套有關黨群干群關系的理論體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是得益于歷史積淀下來的群眾對黨的樸素感情。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這種感情正在被逐步銷蝕，黨群干群關系正呈現疏離的趨向，有的地方甚至有惡化的現象。這就必然影響干群關系乃至整個社會關系的和諧。要把這些理念轉化為扎扎實實的實踐行為，轉化為群眾可以感受到的事實存在。

第三，必須把深化改革，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正確處理干群矛盾的根本手段。從根本上建立協調干群各類矛盾的制度和機制，通過健全的民主法制制度來解決矛盾。就處理新時期的干群矛盾這一問題而論，最為緊迫的是干部制度的改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內部要把改革推行產權領域，實行制度創新，明確界定公有制企業的產權關系和相應的責、權、利，尋找建立公有制實行的最佳形式；在外部要加強宏觀調控，創造一個寬松的適于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外部環境，適合不同利益群體合理的分配體制，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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