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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成因,與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形成的社會階層分化、高校校園的組織環境文化和貧困生的個體人格發展背景等有著密切關系。高校應從提供適當的經濟資助與營造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入手,鼓勵勤工助學,開展普及性與針對性相結合的心理健康教育,通過多種教育方式來改善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

當前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正在引起高校的廣泛關注。根據有關文獻的實證調查和分析,貧困生的心理健康狀況相比較非貧困生而言,在心理焦慮、抑郁、人際關系敏感性以及自卑感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加快,高校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在校貧困生的絕對數量還將進一步擴大,提高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高校開展心理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本文擬從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和教育社會學的角度綜合分析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形成背景與產生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高校應采取的相應對策。

一、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成因分析貧困大學生作為高校大學生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所背負的心理壓力并由此而形成的心理健康問題的成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貧困家庭據國家統計局經濟景氣中心報告,我國城鄉居民基尼系數在1978年為0.29,1999年上升到0.397,接近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4]另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的大學生資助政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改革,到90年代初已基本從原來的完全由政府資助變為學生繳費上學與獎、貸、助、補、免的資助政策相結合。調查表明,貧困大學生在校期間最大的心理壓力來自于經濟上的困難。[5]貧困生一般來自于農村或城鎮下崗職工家庭,父母為供孩子上大學節衣縮食甚至不惜賣血。因此貧困生都存在著將來如何通過自己的成就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的壓力。此外,由于城鄉之間和東西部之間的極大差異,貧困生的基礎教育狀況相對于發達地區學生也更多地存在學業不良現象。對于臨近畢業的貧困生來說,由于家庭背景和社會關系方面的原因,在聯系就業單位問題上也明顯處于不利地位。這些外部壓力都容易使貧困大學生形成心理上的緊張、焦慮和自卑情結,如果得不到正確的調適,可能導致抑郁或絕望等較嚴重的心理疾病。

心理認知治療理論認為,認知是情感和行為的中介,情感障礙和行為障礙與歪曲的認知有關。人們在生活經驗中形成的“功能失調性認知假設”,決定著人們對事物的評價,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準則,而不為人們所覺察,即存在于潛意識中。一旦為某種嚴峻的生活事件所激活,則有大量“負性自動想法”在腦中出現,即上升到意識層,進而導致情緒抑郁、焦慮和行為障礙,反過來又加強了負性自動想法。對貧困大學生來說,早年生活雖然艱辛,但壓力畢竟由家庭和父母承擔,當進入大學后獨立面對難以解決的經濟困難時,就形成了嚴峻的心理沖突。如每當面臨學校催交學費等費用并影響到正常學習時(如有的高校規定沒交清學費不能參加各種考試等),負性自動想法就很容易被激活。特別是因此而導致學業上的失敗時,更容易產生強烈的挫折感,導致行為、動機和認知等方面出現嚴重焦慮或抑郁癥狀。

2.貧困文化的社會遺傳200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首次使用“弱勢群體”這一概念來特指我國社會當前的貧困階層和就業困難人群。弱勢群體由于長期生活于貧困之中,形成了與他們的社會存在相適應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和心理定勢。英格爾斯指出:“落后和不發達不僅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也是一種心理狀態。”[6]貧困文化并不等于消極文化,它只是生活于其中的個人或群體的社會心理的反映,是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信念、理想、習慣和思維方式等等。但是,貧困文化中的某些負面因素,如思維方式的封閉性,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敏感和絕望,缺乏自尊以及抵觸社會主流文化導向的集體無意識等,相對于現代化社會所要求的積極進取、樂觀開放和善于合作等素質來說,顯然是具有落后性的。貧困大學生在進入大學后仍帶有自己家庭所屬的社會身份特征,表現為價值觀、行為方式、語言、衣著以及與個人生活緊密相關的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符號,從而形成一種貧困文化的所謂“社會遺傳”。

“根據社會心理學的一般原理,身份本身就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歸屬”[7]。盡管在大學里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這種知識性活動并不因為學生的家庭背景有所區別,但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發展卻必然在這種社會歸屬中遭遇沖突,其中最容易表現出來的就是自卑感。自卑感一般會導致心理上的自我封閉,成為心理健康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在調查和咨詢中發現不少貧困大學生不善于調節自己的情緒,與周圍的同學相處不融洽,心理過于敏感,行為上表現出不合群,內心深處有很強的孤獨感,從而造成人際交往和人際溝通的困難。有的貧困生也因過度的自卑而形成過度敏感的自尊,以致對接受學校的困難補助感到羞恥。

3.校園文化和組織環境貧困大學生在進入學校后即處于新的群體之中,不僅要與教師和同學發生各種交往關系,同時也要發生受個體人格特征調節的心理關系。社會心理學將這種心理關系稱為人際關系,它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具體體現為群體成員間的心理吸引或心理排斥,表現為個人與他人感到滿意或不滿意。

這種人際關系不僅與個人心理特征有關,也與其社會生活背景有關,同時又與外部環境形成強烈的互動性。在學校教育中,不僅存在班級、年級等正式組織,同時也會形成與學生家庭背景和社會身份文化差異有關的非正式組織以及相應的生活方式。一般來說,貧困大學生在進入大學以前無論是在家庭、學校還是在社會生活中,與周圍人群的生活狀況不會有太大的反差,也比較能融入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組織中去。但在進了大學之后這種反差卻會突然變得明顯起來。當今社會拜金主義風氣日盛,反映到大學校園里,即使是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學生也喜歡相互攀比,表現在同學聚會、拜訪老師和衣著消費等各個方面。貧困大學生因為自己在經濟上的困窘很難在這一類活動中找到心理歸屬感,從而容易導致心理上的失衡,把同學交往中的一些正常行為加以誤解,或是把一些小的誤會加以放大,形成心理障礙。

4.家庭生活背景貧困大學生面臨的現實經濟困難和社會環境文化影響,是導致其心理健康的整體水平低于非貧困大學生的重要原因,但兩者不具有必然的聯系。貧困大學生中出現嚴重心理問題的畢竟只是少數。

太原理工大學的一項測查表明,即使在特困大學生中(貧困和特困之間沒有明確界線,一般將家庭收入在人均100元以下的確定為特困生),心理異常者也只占18%左右。[8]面對同樣的生活事件,為什么有的貧困大學生出現了心理障礙,而有的卻沒有,顯然這是因為他們對生活事件的認識、評價、解釋和信念不同。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與其青少年時期的人格發展有密切關系。人格展是在人的生物本能與環境教化的相互作用中逐漸展開的,是個體經過一定方式的社會學習,接受社會教化,將社會規范、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等轉化為較為穩定的人格特征和行為的過程。因此,貧困大學生的個體人格發展過程,體現了他們在面對新的環境和新的困難時心理素質水平的差異。如果不考慮先天遺傳因素的差異,家庭教化環境是貧困大學生早期人格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家庭不僅從每一個人出生起就賦予他包括種族、階級、宗教、經濟狀況等在內的多種社會特征,同時也是每一個人產生原始的自我感覺以及形成基本的身份、動機、價值、信念和人格的背景。有的人格心理學家認為,家庭教化對兒童的“本體安全感”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埃里克森將這種“本體安全感”稱為“基本信任”,它包含了個人與他人、與社會及其客觀世界之間相互聯系的基本方向。吉登斯認為:“在正常的環境中,兒童投射到父母身上的信任,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抵御存在焦慮的情感疫苗,這是一種保護,以抗拒未來的威脅和危險,這種保護使得個人在面對讓人消沉的境遇時還能保有希望和勇氣。”[9]在面臨同樣的經濟壓力和生存憂慮時,不同的貧困家庭對孩子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如果父母以不良的心態、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引導教育小孩,甚至粗暴地干預孩子的自由和選擇,那就必然對貧困大學生早年的人格發展形成扭曲。這一點在我們的心理咨詢實踐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大多數心理障礙較為嚴重的貧困大學生在回顧早年生活時都談到了父母對他們童年心理的消極影響。

二、改善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對策造成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相應的解決對策也不應該是單一的

高校關注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僅僅是擔心學生在校期間會出什么事的問題,而是關乎實現全面素質教育目標和培養全面健康發展的人的問題。貧困大學生的社會人格和心理發展具有可塑性,學校對學生開展的一切工作都具有教育意義,都會對其心理健康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應僅僅限于心理咨詢機構,而是應該努力形成一個包括校園文化建設、思想道德教育、經濟資助機制和心理健康教育體系在內的綜合性的教育環境。

1.基本經濟資助與學校環境育人相結合如前所述,貧困大學生面臨的經濟困難是他們最大的心理壓力。目前,高校對貧困生的資助機制一般由獎學金、貸學金、勤工助學、臨時困難補助和“減免緩”交學費等制度組成。困難補助和“減免緩”交學費目前都難以解決根本問題,而獎學金只與學習成績相關。一項調查證實,農民子女在獲得大學獎學金的比例上相對于其他階層子女而言明顯偏低。[10]雖然有少數高校利用政府或企業支持建立貧困大學生獎學金,但受益面畢竟很小。因此,高校應充分利用政府當前重視和推進大學生助學貸款的有關政策,幫助貧困學生得到完成學業所需要的最起碼的經濟保證,從而使貧困大學生基本上消除單純因經濟原因而導致的絕望性心理焦慮。需要強調的是,校園文化環境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班級、寢室和同學會這類小群體的組織人際關系的改善問題。這方面的工作往往因為過于瑣細而得不到注意,也因為難以用某種顯性指標來衡量效果而容易被忽視。但我們在調查和咨詢中發現,對貧困大學生來說,正是這種小群體密切的人際互動關系對他們的心理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高校應重視班級和寢室的作用,在這些小群體、小環境里營造一種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良好的人際環境,并通過組織各種團體活動來優化這種人際關系。這對于調適貧困大學生的自卑情緒,降低他們的抑郁性和增強他們的交往能力是十分有益的。高校不僅是傳授知識的場所,同時還是一個使大學生的心理走向成熟,向社會化過渡的重要環境。在大學里,即使是社會階層和文化背景相異的大學生,都會受到同樣的校園文化的熏陶。如果一所大學倡導和建立一種求真求善、平等和諧、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那么對貧困大學生心理素質的提高將起到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超級秘書網

2.鼓勵勤工助學與培養自尊意識相結合提高貧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還應當使他們自己充分意識到,雖然經濟上的困難是客觀存在的,但不同的人卻可以有不同的態度和選擇。因此,關鍵是要使貧困大學生建立起自尊、自強的意識。從人格心理學的觀點看,自尊是一種積極的自我形象,它決定一個人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美國心理學家庫柏•史密斯認為:“自尊與參與討論和表達意見的能力有關;與完成任務的堅持性有關;與在挫折條件下保持恒定知覺結構的能力有關。”[11]當他認為自己無能時,就不指望成功,表現在行動上,就沒有遠大抱負,缺乏自信心,把行動目標定得很低,既不去努力奮斗,也無勇氣去與人競爭;相反,如果他相信自己會成功,則能產生勇氣去面對困難和挫折,從而向預定目標接近。貧困大學生應當在實踐中增強自尊和自信,不僅在學習方面要努力,而且要積極參加勤工助學活動。勤工助學的意義遠不止于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經濟條件,更重要的是使貧困大學生通過實際行動來克服困難,從而建立自己的尊嚴和信心。因此高校不僅應積極為貧困大學生提供廣泛的勤工助學的渠道,而且應對此予以精神上的激勵。

3.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性與針對性相結合我們認為,當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僅僅應著眼于貧困大學生,而應面向全體大學生。

以促進健康人格發展為主線,從認知過程、情緒調控和行為訓練三個維度開展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實踐活動,使學生的自我意識與自信心得到增強,使學生的情緒調控能力得到改善,及時排除成長中的一些心理障礙;幫助學生學會合作,發展建設性的人際關系,從而使每個學生的心理素質都獲得相對于自身而言的提高。學校對貧困大學生在心理問題方面表現出來的某種群體特殊性不應加以放大或渲染,以避免傷害貧困生的心理自尊。但對于少數存在明顯心理障礙的貧困生則應當采取有針對性的教育措施。如通過個別性心理咨詢引導他們建立積極的心理防衛機制,鼓勵他們進行改善人際關系的嘗試,指導他們調控情緒以降低心理焦慮水平等;同時也可以通過組織團體行為訓練來解決在貧困大學生中存在的某些具有共性的心理障礙問題。

總之,高校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多種教育方式,才能有效地改善當前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

參考文獻:

[1][5]龍曉東,廖湘蓉,鄧治文.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分析[J].健康心理學雜志,2002,(2).

[2]李海星.特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J].中國高教研究,2001,(11).

[3]許若蘭.高校貧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設計與實施[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1,(2).

[4]國家統計局.中國寫作論文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