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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科技史上，非營利科研機構曾經寫下了燦爛的篇章，而現在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蘭德(Rand)公司、巴特爾(Batelle)研究所、斯坦福國際咨詢研究所(SRIInter·national)等。這些非營利科研機構對美國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美國的國家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直以來，美國政府把非營利科研機構定位為提供“空隙”的社會服務，即政府和公司不能滿足的社會需求。步人20世紀70年代以后，面對日本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在技術能力上咄咄逼人的挑戰，美國各界開始認識到非營利科研機構對于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作用。美國政府開始對非營利科研機構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機制，主要體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1)采取了聯邦政府的稅收管理，州司法廳的監督、非營利科研機構之間的監督和公眾的檢查相結合的宏觀管理體制。聯邦政府只從稅收上進行管理，州司法監督非營利科研機構是否進行了違反其宗旨的活動和內部是否有腐敗行為。近年來、由于國會的經常敦促，州司法廳增加了對非營利機構的監督力度。此外，政府委托專門機構收集全國非營利科研機構的全部資料，并且建立一套評價機構內部管理好壞的標準，每年都對各機構進行書面評價，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和公眾的監督，這種監督有時比政府監督更有效。

(2)合理的內部治理結構。非營利科研機構由理事會管理。理事會通常由6一20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他們都是義務工作人員。理事會成員代表公眾利益負責監督、制定章程、批準管理人員提出的計劃和預算、評審管理效能等。以斯坦福國際問題咨詢研究所為例，其理事會由巧名來自各界的理事組成，并設有由50多名成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指導并協助研究工作和行政事務。理事會選出1名所長和若干名副所長來統管全所工作，管理研究工作部門有4名副主任和約30名工作人員，每位副主任分別主管3一4個獨立的研究中心

(3)合理的分配福利制度。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費勒委員會一份報告指出:為非營利科研機構工作的報酬一直低于為政府部門和實業界做相應工作的報酬。這樣使得非營利機構科研機構都制定了相應的補償政策，給非營利機構的工作人員提供符合市場價值的補償。非營利科研機構不能給予高額工資，但是福利成了重要的補貼。一套完好的福利制度能增強日益增長的服務價值，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福利比實業界更為慷慨、一般來說補償標準為:工資加福利可同外部市場競爭;保證內部公平;視個人表現優劣確定不問的補貼額。這使得非營利科研機構能吸引到更多更好的研究人員和管理人員。

日禪昨管利科研機構的管理

日本的非營利科研機構往往和著名企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松下東京研究所，日本輕金屬研究所、三菱一合成生命科學研究所等。日本政府把非營利科研機構定位為公益法人中從事學術研究的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即《日本科技白皮書》中的民營科研機構，它們不用國家投資，在研究工作方面也不受政府的干預，比較自由。它們的研究內容是多方面的，只要社會需求，有益于社會發展的課題都可能成為它們的研究內容，但原則上不能從事違法的以營利為目的經營活動。成果轉讓的收人也只能用于本單位事業規模的擴大。

日本的非營利科研機構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退下來的原局級以下干部來擔任。這些人法制觀念很強，政策水平也很高，又富有管理經驗，由他們來負責這些部門的工作，既可以滿足企業的科研計劃，又能使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各項政策在這些機構得到徹底貫徹和落實。

日本的非營利科研機構采用的組織形式是比較典型的日本株式會社制。以野村綜合研究所為例，該所最高決策機構為董事會下設總經理和若干副總經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由所長負責。下設東京、鐮倉和研發本部。3個本部又設12個研究或調查部，其下又分31個科室。在國外，野村綜合研究所設有紐約、華盛頓、倫敦、新加坡、香港辦事處和巴西野村綜合研究所。在人事管理上采用的是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表工資制。

日本政府雖不能直接領導非營利科研機構，但可通過一系列的優惠措施來引導。為了充分利用民間的資金，促進學術振興，發展教育事業，推動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國際交流等公益事業，政府鼓勵企業和個人出資。為了擴大公益型活動的資金來源，政府在稅收方面對捐款的企業和個人給予優惠待遇。而且政府還在某些范圍內允許非營利科研機構從事營利事業，條件是其營利部分要用于本機構所進行的公益事業、政府只對其營利事業征收27%的所得稅，而普通企業則需繳納42%的所得稅。另外，政府還免收非營利科研機構營利事業以外的事業所得稅及清理財產所得稅，免收銀行存款利息所得稅和分紅所得稅。而且政府還對其研究活動采取了扣除增加試驗研究費的稅額和技術出口所得特別金的優惠措施。近幾年，非營利科研機構不斷增加，這與日本政府在稅收方面的優惠待遇有直接關系。這樣既促進了公益性的科研機構的發展，又吸引了更多的企業和個人投資于科學研究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一舉兩得。

德已昨營利科研機構的管理

在德國，很多大型科研機構都是非營利性的，比如赫爾姆霍爾茨研究中心聯合會(HFG)、馬普學會(MPG)、費朗霍大協(FHG)、萊布尼茲科學聯合會(WGL)等。德國的國家科研任務主要是通過這些非營利科研機構來完成。這些非營利科研機構對德國科技水平的迅速提升起了主要作用。

德國的基本法規定:科技和經濟的主管能動為主，國家干預為輔。政府對科研的管理職能原則上僅限于宏觀調控范圍，調控的一般手段不外乎制定科技政策與法規、科研規劃與科技發展重點領域，然而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調控手段就是以提供科研計劃、項目以及人員資助經費來引導全國的科研活動朝著政府既定的方向前進。國家科技重點領域都是指導性計劃，是通過聘請專家進行前瞻性研究后制定的。政府指導性計劃之所以能發揮重要的調控作用，主要原因是:有依法使用的配套資金;計劃具有極高的透明度，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可以申請，參與競爭;法律政策千預，利用法律框架條件為科技發展創造環境。

德國的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經費大部分來自聯邦政府和所在州政府的財政拔款，政府就是這些科研機構的創辦人。但是從法律地位上看，這些科研機構都是按照民法規定的程序、以有限責任公司、法人社團或者基金會等形式注冊的、獨立于政府的科學自治組織。非營利科研機構的法律形式、注冊登記程序和一般的公司差不多。在稅收方面，德國是幾個發達工業國家中唯一沒有設立促進科研稅收項目的國家。非營利機構都享受政府的特殊稅收政策:基本上是零稅率。政府通過年度工作報告對非營利科研機構進行監督，并通過評估委員會定期對研究所和研究項目進行評估。

在內部管理結構上，德國的非營利科研機構大體相同。以由16個大型研究中心組成的霍爾姆茨研究中心聯合會為例，該聯合會的大型研究中心以有限責任公司注冊，并且實行會員制，設有會員大會和評議會。政府代表得出席會員大會;企業也可以申請人會并參與決策。評議會由會員選舉產生，評議會主席由聯邦政府教研官員擔任;評議會負責審定中長期科研工作綱要，決定院內機構的設立和撤銷，編制年度工作報告，批準研究所所長的任命以及不動產的購置、出售和重大貸款等事宜。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由理事會負責，各研究所所長由理事會任命，但須取得評議會同意。另外，大型研究中心還設立了專門的咨詢機構一科技委員會，負責就科研事務方面問題向評議會和理事會提供咨詢意見。

在科研活動的組織與實施上，大都采取自治管理，采用大體相似的科技規劃和管理方法。以航空航天研究院為例，它圍繞著航空、航天和能源3大研究重點，按滾動原則統一規劃全院各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制定了縱橫交錯、分工把關、目標統一的矩陣式科研計劃。從計劃編制到組織實施、成果檢驗等，有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確保完成各項科研任務。

美、日、德昨管利科研機構的管理特點致洽我們的啟示

綜合美、日、德三國的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管理，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各自的特點及對我們的啟示。

美國的科技基礎研究力量雄厚。其中，非營利科研機構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國政府原來對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管理基本上實行不干涉政策。20世紀70年代之后，面對歐洲和日本的強勢科技競爭壓力，才開始對科研機構進行有目的的統籌規劃。對非營利科研機構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觀管理，監督和引導的政策，把非營利科研機構納人了國家科技政策的戰略規劃中，研究領域主要定在咨詢和專門研究兩個領域，對于非營利科研機構的內部管理基本上不干涉。以此為鑒，我國各級政府在制定與非營利科研機構相關的科研管理政策時，盡量多地從整體科研部署的角度去考慮它們在科研機構中的定位和作用，從而全面提高我國的科技水平。

日本二戰以后科技之所以能迅速發展，非營利科研機構起了主要作用。日本非營利科研機構大多數與一些大型企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另外一些與基礎研究相關的非營利科研機構還與日本的文部省、科技廳和厚生省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幾乎大部份是財團法人方式成立的，實行的都是日本公司制管理。這些機構作為政府和企業的外圍組織，以承接政府和企業的科研任務為主，從事大量的多方面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科研工作。而且日本的非營利科研機構都是由民間出資的，不用國家投資。在研究上不受國家干涉，這些機構進行的科研都是根據企業和社會的需求和科技發展的趨勢而進行的。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作用，中國的非營利科研機構目前面臨著科技成果轉化率很低和研究成果與實際脫節的困擾，那么在如今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揮政府和企業在非營利科研與企業和社會需求結合起來，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德國的國家科研任務主要是通過非營利科研機構來完成，所以德國對非營利科研機構是非常重視的。這些科研機構的科研經費基本上都來自于德國政府，但是這些科研機構又全都是自治的公司制組織，政府只是通過年度的評審等方式進行監督二另外，政府對非營利科研機構實行零稅率，這是所有發達國家中都極為少見的。這給我們兩點思考:一方面，我們目前一些國有的一些非營利科研機構能否讓它們完全實行自治，而國家只是起著監督作用;另一方面，橫向比較我們國家目前的科技水平.為了促進科技的發展，能否對非營利科研機構實行零稅率。

總之，對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發達國家的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管理經驗是有必要的。另外，又要恰當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管理政府，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減少不必要的失誤，這樣才能制定出適合我國非營利科研機構的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