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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回顧了作為代表人物的厲以寧教授和張維迎教授對中國經濟的新古典和新制度闡釋，接著指出他們理論上的失誤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和新制度的缺陷：新古典的經濟行為主體二分法假設和新制度依然繼承新古典的經濟人假設，在指出中國改革需要自己獨立的建立在深入分析人類制度演進歷程和中國經濟形勢上的理論之后，嘗試提出可以深刻解釋中國改革和彌補新制度缺陷的“制度核”理論。本文將分為四個部分：一、中國企業改革的理論支持；二、中國企業改革的理論失誤；三、中國需要自己獨立的經濟理論；四、制度核理論。

一，中國企業改革的理論支持

自去年的郎顧之爭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遭遇了國人空前激烈的批判，因為我們的產權改革似乎已經滑入一個錯誤的方向：官商勾結竊取國家財富。象“MBO”一樣，“產權改革”一詞也仿佛成了一個令人忌諱末深的盜竊國有資產的代名詞。為中央政府在經濟改革上出謀劃策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深深陷入了被紛紛指責的尷尬境地。中國開始了對以往改革歷程的大反思。是的，我們的確要深深的反思了。我們做錯了什么？我們該做什么？我們該怎么做？理論是行動的先導，中國企業改革的失誤也是源于指導理論上的失誤。

以往中國企業改革政策設計憑借兩個理論基礎：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新制度經濟理論。而在中國詮釋這個兩個理論的代表人物就是厲以寧教授和張維迎教授，也許是偶然，這兩位教授均執教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厲以寧的對中國企業的新古典詮釋體集中現于《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新古典理論把經濟行為主體分成兩類：消費者（個人）和廠商（企業），并假定個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消費者和廠商以價格為決策變量，采用邊際原則，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潤為目的，去決定自己的產品或要素的購買或生產量。從而，從總體上來看，價格機制就是構成配置社會資源的體系。當社會達到充分競爭狀態（價格機制充分運轉），社會經濟也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一般均衡狀態，即帕累托最優狀態。但是，一般均衡狀態只是一種理論上假設狀態，由于外部效應、信息不對稱、公共產品等現象的存在，市場常常陷入失靈狀態，價格機制將無法運轉，所以社會經濟往往達不到帕累拖最優的一般均衡狀態，這就是厲以寧所說的市場經濟所存在的第一非均衡狀態。厲教授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他認為中國經濟除具備一般市場經濟所擁有的第一個非均衡之外，還存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所特有的第二個非均衡。第二個非均衡是由于中國的企業并不滿足新古典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假設引起的。中國的企業不是企業，而是政府的隸屬單位，它們的管理者是政府委派的官員，企業的經濟效益并非這些管理者所考慮的首要問題，它們預算約束是“軟性”的。中國國有企業的這些特征導致它們的采購和生產決策對價格完全是不敏感的，麻痹的，也就是說采購量和生產量的價格彈性幾乎是零。所以，價格機制幾乎完全失去了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所以，厲以寧當時認為，中國改革的重心應該是企業改革，而非價格改革，應該首先把中國的企業變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這也是早期中國經濟理論界著名的“吳厲之爭”，因為吳敬璉先生主張以價格改革為重心。厲以寧為捍衛自己的主張，為當時的“吳厲之爭”下了著名的評斷：中國的改革將不會因為價格改革的成功而成功，卻會因為企業改革的失敗而失敗。

新古典把廠商看成投入產出的黑箱，把他們抽象成一個生產函數，假定企業的內部制度安排不影響生產效率。這種假設顯然是不符合現實的，科斯憤怒地將武斷無視現實的新古典稱為黑板經濟學。正是為彌補新古典的這些缺陷，使其更能有效地解釋現實中的經濟現象，新制度經濟學誕生了。這首先要歸功于上世紀科斯的兩篇文章：《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企業的性質》告訴人們使用價格機制是需要成本的，這就是交易費用，企業的存在就是為減少交易費用而對市場的替代，或者說是指令機制對價格機制的替代。而指令機制也是有成本的，這就是企業內部交易費用，當企業內部的邊際交易費用等于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時企業便達到最優規模。科斯的追隨者干脆把《社會成本問題》濃縮成一個科斯定理。

科斯和張五常均認為很多人并沒有完全理解科斯的意圖。張五常說科斯定理就是說產權明晰是市場存在的基本前提，我同意這個詮釋。《企業的性質》告訴人們，企業不是黑箱，不是最終的經濟行為主體，是可以再分的。就象分子并不是最小的物質單位，是要分成原子和電子的。或者說這篇文章是一個放大鏡，教導人們去探測企業的內部結構。同時，交易費用的提出也對人們的“成本”概念和“生產性”觀念產生深遠的變革性影響。科斯定理則告戒人們不同產權制度的安排將導致不同的經濟行為和效率。這些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石，憑借這些基石衍生出了企業治理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約理論等分支學科。新制度經濟學拋棄了新古典的經濟行為主體二分法的假設，認為只有個人是經濟行為主體，而企業只是個人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而簽定的和約安排，也就是說企業是個人的經濟行為表現。但是新制度依然采納了新古典的經濟人假設，于是建立了一定產權制度約束下個人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分析范式。

張維迎并沒有象厲以寧一樣寫專著詮釋中國經濟，他對中國經濟的新制度詮釋集中體現在他的論文集《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中。從企業治理的角度，張教授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并沒有剩余索取權，進而提出所有者缺位的概念。相對應，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他認為中國國有企業僅存在理論上的明晰，而實際上是不明晰的，依據科斯定理，這種混亂的產權安排必然導致經濟上的無效行為，所以，他堅決主張中國企業改革的重心應該是產權改革。他對沒有產權改革的股份制批評道：在白馬的背上畫道道是不可能制造出斑馬來。象俄羅斯的經濟學家一樣，張教授把私有化看成是產權改革的捷徑，從這一點上來說張非常象丘拜斯。他堅決主張私有化，而支持和鼓勵民營企業家也就成了他這一理論主張上的現實行為延伸。在理論主張上，張維迎對厲以寧明顯的表現出繼承關系，這種繼承關系的根源在于新制度對新古典的繼承關系。

二，中國企業改革的理論失誤

厲以寧的關于中國經濟存在兩個非均衡的理論，以新古典理論為分析工具，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經濟的微觀特征，無疑，這是一次中國經濟學界為數不多的經濟分析上的創新，借一句套話就是把新古典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但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的理論分析是不完整的，是需要進一步延伸的，但厲教授卻未能延伸，而是倉促的得出結論。

由于認為中國的的企業不是企業，這種情況導致價格機制失效，所以厲斷定中國的改革重心是把中國的企業變成企業。其實，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的企業為什么不是企業？中國的企業不是企業只是一個現象，而厲卻認為這是結論和原因。造成厲教授當時“理論短視”的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新古典理論。新古典采用經濟行為主體二分法假設，把企業看成了基礎的不可再分的經濟單位，或者說經濟原子，厲以寧也就當然地認為，中國的企業也是最小的經濟原子了，不可再分了。而厲正是憑借自己并不完整的理論分析來給中國的改革提供政策建議的，從承包制到股份制，這個不完整的理論也當然地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

其實，企業是由個人所組成的，按厲教授的理論，延伸下去，中國的企業不是企業的根源在于中國的個人不是“人”，也就是說中國的個人并不滿足新古典的“經濟人”假設。只有且僅僅“個人”才是經濟行為主體，這一點也是新制度所堅持的。中國改革的中心也就應該是以“個人”改革為重心，把中國的個人變成“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個人要能夠真正做到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必須滿足兩個基本前提假設：他的正當個人欲望是被法律承認的；他擁有為滿足自己欲望而追求財富的權力，即他擁有明確的被法律所保障的產權。

我在人民大學聽過一個社會學家講課，他說張維迎所有高深的數學公式和深奧的博弈論分析可歸結為一句話：把中國的國有資產私有化。這種評價雖然顯得偏激，但卻也道出一個事實，張教授把產權改革簡化成私有化，依據這種簡化的理論給出政策建議也當然地會形成巨大的政策漏洞，事實也證明如此。其實，不僅僅張維迎把產權明晰簡化成私有化，幾乎所有的主流西方經濟學家都存在這種簡化傾向。著名的新制度創始人之一的張五常教授甚至更為極端，俄羅斯的政策建議者顯然也是簡化傾向者。

這種私有化簡化傾向的根源在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缺陷，或者說西方經濟理論的缺陷。新制度雖然糾正了很多新古典的不符合現實的前提假設，但是，依然堅持“經濟人”這一新古典核心假設。而“經濟人”假設是西方經濟理論的一個基石性前提假設，就是西方經濟理論的開山之作〈國富論〉也是展開于此假設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不是所有時代，所有地區的社會都滿足“經濟人”假設的。從時代上來說，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社會是不滿足“經濟人”假設的，經濟人特征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后才在西方出現的。從地區上來說，一切非市場國家都是不滿足“經濟人”假設的。其實，改革的過程或者經濟轉型的過程、市場化的過程就是一個由非經濟人向經濟人轉型的過程。也就是說，我改革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西方經濟理論所作為前提假設的“經濟人”。其實，歐洲同樣存在一個改革、經濟轉型、市場化的過程。只是這個過程比中國早了200多年而已。到亞當.斯密動手撰寫〈國富論〉時，英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已經具備“經濟人”特征，所以，“經濟人”特征的形成過程并沒有構成亞當.斯密的研究對象，同樣也沒有進入以后的西方經濟理論家的研究視野。相反，現在的經濟理論家企圖用以“經濟人”為假設的分析工具，去解釋人類的所有時代和所有地區的所有社會行為！這就是目前的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譬如雄心勃勃的諾獎獲得者斯諾教授，就企圖以新制度分析范式去解釋羅馬興衰史。盡管沒有拜讀諾教授的這部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說他的分析結論是錯誤的。因為經濟人假設在古羅馬時代的歐洲是不成立的。

如果充分具備“經濟人”特征的社會中，產權明晰可以簡化成私有化，而在不充分具備“經濟人”特征的社會簡單私有化只能制造經濟災難。俄羅斯和中國的私有化經歷都充分證明這一點。

三、中國需要自己獨立的經濟理論

當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遭遇激烈批判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屬于自己的原創性理論嚴重缺乏。把這種局面單純地歸罪于經濟學家本身顯然不是很公平的，這更多地是由他們的社會背景和知識背景造成的。以往，我們改革的理論支持是搖擺于兩個極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其實，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也是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的，就象吸取〈國富論〉精華一樣。我們固執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科，是過去的意識形態斗爭的延續。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經被“邊緣化”。但是，網上流傳甚廣的流國光的文章似乎要重新捍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無論單純地依賴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單純地依賴馬克思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擺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給我們的思想束縛，認真地深刻地研究人類制度演進歷史和中國經濟的實際狀況，探索能夠為中國改革提供理論指導的屬于我們自己的理論。

四、制度核理論

為解釋中國改革，彌補西方經濟理論的缺陷，本人在深入考察人類社會制度演進的基礎上，嘗試提出一個詮釋人類制度演進的一個嶄新框架假設：制度核理論，期待各位理論愛好者的批評。

本理論認為在人類歷史演進的進程中，存在兩個“制度核”，第一個制度核形成于歐洲的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帝國建立，也即中國的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這一時期，第一個制度核的明顯特征是在相互隔絕的東西方同時形成。第一個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進入了以此制度核為基礎的基督教制度時代，即中世紀；而中國則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為基礎的封建儒教時代。

自文藝復興開始，西方開始反思第一個制度核進而否定之，開始建立第二個制度核，這個制度核就是現代社會制度基礎，第二個制度核形成的標志就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中國自1840年開始，在已經處于第二個制度核下的英國的強迫下，開始了自己對第一個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個制度核的建立的艱難歷程，目前，仍處于這一歷程中。

人類的社會制度是一個逐漸形成并不斷演進的過程，這個產生和演進過程又呈現出階段特征。這個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所謂制度核就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形成制度基礎，制度核形成后，人類的社會制度便以此為基礎和內核進行演進，從而表現出連續性，直至下一個制度核的形成。用數學語言描述，人類歷史是一個存在兩個間斷點的連續曲線。這兩個間斷點便是制度核形成時期，而這兩個制度核形成后的歷史時期則是以這兩個制度核為核心的制度連續演進，而第一個制度核形成之前，則是一個漫長的“制度核”前時期。

德國歷史哲學雅斯貝爾斯在考察了古希臘、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及同期印度所同時出現的文明繁榮現象后，提出一個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假設（《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對這三個同期的但相互隔絕的繁榮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進行解釋，改假設認為這一時期是人類的軸心時期，此后的人類歷史都是在這一時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價值觀的指引下進行演進的。雅斯貝爾斯看到了這三個地區同時的文明繁榮，但卻忽略了緊接而來的歷史現象，就是這三個地區在歷經了當時的文明繁榮后幾乎同時又進入了一個文明蕭條時期：西方是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而中國則進入了漫長的“吃人的”封建社禮教時代。人類從樂觀走向悲觀，從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釋這一歷史現象？其實雅斯貝爾斯所說的“人類歷史軸心”期就是人類的第一個“制度核”形成時期，這一時期人類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開始對自己所走過的歷程進行大反思。反思的結果是人類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識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夠滿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滿足便是痛苦。人類意識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著意識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當時，由于人類的知識和物質資源有限，人類又意識到自己無力去滿足自己仿佛無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夠滿足便是痛苦。規避痛苦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獲取財富去滿足欲望，另一種便是否定欲望。當時的客觀條件決定，人類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過否定自己欲望去規避痛苦，這就是第一個“制度核”。第一個制度核是人類對自己欲望進行否定，對自己欲望進行否定便引申出對人類追求滿足自己欲望的東西的權力進行否定。這里作出定義：能夠滿足欲望的東西是財富，獲取財富的權力是產權。那么第一個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對個人欲望進行否定（即對人性進行否定）；第二、對個人產權進行否定（從而導致對個人人權的否定）。第一個制度核形成后，人類制度便以此為核心基礎進行演進。盡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現形式，如歐洲表現為基督教制度、中國表現為封建禮教制度、印度則是佛教等級制度。這些不同制度現象的最深處都是第一個制度核。以第一個制度核為內核的人類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點，我們可把這些共性特點稱為“制度次核”：1）繁雜的禮儀；2）強調集體，否定個體；3）個體不具備“經濟人”特征，表現為“非理性”；4）強調節欲；5)重農抑商；6)集權等級制；7）財富按特權標準分配；8）零和搏奕。

盡管人類的第一個制度核對人類本身進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來的摧殘人性的形態各異的社會宗教制度，導致人類文明進入一個蕭條期，但這仍是人類的巨大進步。第一個制度核形成，標志著人類徹底擺脫動物性，具備了人的特征。所謂人的特征便是意識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調節控制這種欲望。動物也有欲望，但動物并意識不到這種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驅動，更遑論調節控制了。人類的第一個制度核，實質上是人類意識到自己欲望存在后，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為自己設計的調節手段。由于當時知識和物質極度貧乏，這種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給“制度”下出定義，制度就是人類為規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為自己設計的調節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個制度核形成時期，是人類和動物的真正分裂點。第一個制度核的形成實質上是大大減輕了，而非加重了人類的痛苦，人類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緩慢的形成了知識和物質的積累，直至第二個制度核的出現。

隨著人類知識和社會財富的積累，人類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有能力去滿足自己的基本欲望，為自己創造幸福，也就是說意識到第一個制度核是錯誤的，開始否定它，努力建設一個新的制度核：第二個制度核。和第一個制度核同期形成于不同區域三大文明不同的是，第二個制度核的形成首先發生在歐洲，即在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第二個制度核是對第一個制度核進行否定，即對否定自身欲望和否定自身追求財富權力的方式進行否定。第二個制度核就是承認個人欲望和個人追求財富的權力。對應于第一個制度核，第二個制度核的衍生共性特征（制度次核）：1）追求自然，否定繁雜的禮節和禁忌；2）充分承認個人，否定扼殺個性的集體主義，強調在承認個人的基礎之上的團隊合作；3）個體具備“經濟人”特征；4）注重商業和市場；5）追求物質享受，提倡享受生活；6）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強調機會起點均等；7）財富按價格機制分配；8）非零和博弈。

隨著第二個制度核的建立，人類逐漸開始擺脫自然的約束，讓自然成為滿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人類開始初步成熟。第二個制度核成熟之后，迅速的以戰爭為媒介向世界其它地區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