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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終把貫徹“走出去”戰略作為上海建設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必然選擇。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就提出要加快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上海產品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上海發展海外經濟有過兩次較大的動作。首先是開拓東南亞市場，主要集中在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其次是開拓南非市場，在南非興辦了20多家生產加工企業，把上海的零部件和原料帶出去，在當地組裝和加工生產，銷往南非和非洲南部市場。截止到2002年年底，上海共批準海外直接投資項目760余項，總投資近10億美元，已有400多家各類所有制的企業走出國門，對外投資、承包工程和外派勞務合作項目已涉及161個國家和地區，涉及汽車、紡織、電子、輕工、機械、醫藥、化工等多個行業，“走出去”的規模和水平明顯提高。但是，上海企業在“走出去”的問題上還存在著整體實力不強、企業分散、要素分散的問題：如“走出去”的內容上，主要是商品“走出去”；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上，以傳統的制造業如服裝加工、輕工消費品為多數；在投資的地域上，比較集中的地區仍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在“走出去”企業的關系上，各自為政，缺乏更緊密的聯系；在“走出去”企業的規模上，已獲批的670家企業平均每家的投資額不足150萬美元；在“走出去”企業的發展上，已獲批尚在經營的企業數為253家，存活率不足50%，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制約了上海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海外開拓市場的能力，與上海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也極不相稱。因此，上海的企業和政府必須積極開拓新思路，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打造出一批能與著名跨國公司比肩的跨國企業集團。

一、練好經管內功

在“走出去”的策略上，不同的企業會因為自身條件和基礎的差別而千差萬別。針對內部企業間的信息不暢造成資源浪費，資本和資產的流動性差增加了運營成本，以至資源的不可移植和不可再生導致企業持續盈利能力下降等矛盾，上海實業集團提出上海海外公司對所屬企業的作用和功能定位要逐步實現“四個中心”的設想，即“成本利潤控制中心”、“金融資本（產）運營中心”、“業務發展促進中心”和“后勤管理服務中心”。上海實業集團的成功經驗說明，上海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練好經營管理的內功。這些內功包括：（1）要準確認識自己和對手。各個國家和地區對投資需求的規模和層次有相對差異，企業的優勢也正是相對不同市場、不同競爭者而言的。因此，擬“走出去”的企業應該首先開展全面深入的調研活動，確認自己是否具有勝過當地企業的特別優勢，如核心資產優勢、規模經濟優勢、內部化優勢、組織管理優勢等等，才能進行跨國經營活動。當這些優勢在國內有一定基礎后，通過跨國經營與當地區位優勢結合，企業就會快速積累和發展這些優勢，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從而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之路。（2）要加快企業管理與國際接軌的步伐。成功的企業都對企業的管理水平、經營素質極為看重，因為只有良好的企業管理才能夠保證資金得到最恰當的運用，把產品和技術的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企業跨國經營中，在與國際化接軌過程中無論從管理方法或思維方式上都必須與國際接軌，特別是要加大海外公司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同時，由于現在的干部輪換制度既不利于鼓勵有經營才能的人發揮他們的專長也不利于培育和開發長期形成的人脈關系的價值，因此，必須通過加快推動智力資源資本化，建立起長期激勵與約束相統一的機制。對于國有企業的境外投資企業，可鼓勵經營者和員工將國內資產（房產、存款和股等）作為抵押，以自然人身份個人持股，并且允許私人持股比例超過50%，以充分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在外派人員的收入分配機制方面，要把經營業績與收入緊密結合起來，大膽采用經營者年薪制、與所在國（地區）分配方式相銜接、帶資風險承包以及期股、期權獎勵等多種方式，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對外派到高風險地區的人員，要制訂高標準的地區津貼，激勵職工到艱苦的地方開拓市場。（3）要因地制宜地創造新技術。上海從事海外投資活動的企業普遍缺乏技術優勢、創新能力不強，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但是應該看到從某種程度講上海企業某些成熟技術對發達國家某些行業及某些企業來說，具有相對優勢。因此企業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努力創造高新技術外，在跨國經營中應進行技術知識當地化，把已有的成熟技術與當地的市場需要相結合，研發出新的適用技術，使其生產出來的產品滿足不同消費層次的需要。（4）要采取靈活、創新的組織結構。近年來，由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興起和國際互聯網的建立，跨國公司的組織結構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和新特征，其主要表現是企業的網絡化趨勢逐步加強，母子公司之間以及分處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各子公司之間聯系日益緊密，形成了條塊結合、縱橫交錯的矩陣型公司架構。同時，為了保持和擴大市場份額，增強國際競爭力，各跨國公司間還結成牢固的戰略聯盟，實現優勢互補、風險共擔。上海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應該認真學習和借鑒各跨國公司在組織管理模式方面的成熟經驗，不斷進行體制創新，爭取以更加靈活多樣的方式進入國際市場。

二、發揮整體優勢

上海海外企業投資規模較小、融資渠道有限的狀況，限制了其市場能力的拓展。同時，由于這些企業缺乏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手段，加之市場目標不清，市場預測失誤，盲目出擊，往往造成經營失敗，以至半數以上的企業黯然“回流”。因此，上海要加快發展海外經濟，首先要通過發展大聯合，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和企業集團，集中資源，發揮“外”字號大企業的整體優勢。經過多年的海外經營實踐，上海畢竟形成了一批實力雄厚的海外企業集團，這些企業集團在不僅擁有豐富的海外經營實踐，還形成了廣泛的海外經營網絡。近年來，上海最大的海外企業集團上海實業集團，遵循“走出去”、“引進來”、“沉下去”的發展戰略，在上海市政府以及上海市外經貿委、市經委、外匯管理局等政府職能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充分發揮其眾多海外網點的橋頭堡作用，通過聯合上海工業投資集團、上海儀電集團、上海化工區、錦江旅游公司等一大批大企業、大集團一起“走出去”，先后牽頭重組或建立了上海國際株式會社和圣彼得堡上海貿易中心，不僅開辟了上海企業“走出去”的新局面，還為上海引進海外資本和優秀項目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如，上海國際株式會社剛剛重組不久就成功幫助上海引進了理光等2個外資項目。上海實業集團董事長蔡來興公開表示，上海實業現在在美國、南美、日本、澳大利亞、南非、漢堡、俄羅斯等地的9個海外總部不是上海實業集團的“私家碼頭”，而是上海企業共同進軍國際市場的“公共碼頭”。如果國內有更多的企業能夠借重像上海實業集團這樣的海外集團力量，結成既有接單能力，又有生產能力、工程管理能力以及資本運營能力的“走出去”的集團軍，并通過優化組合和戰略性重組產生聚變和裂變效應，上海企業“走出去”的整體實力必將大大增強。

三、優化投資方式

以往我國在進行海外經營時主要采取“綠地投資”（新建）的方式進入，比例高達48%；戰略聯盟方式為39%，收購兼并為13%。，對外投資的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行業，所投資的技術多為適應性技術或已經標準化的技術，對技術進行嚴格保密的要求也比較低。近年來，上海一批大企業在海外的兼并收購已經出現重大突破，如上汽集團出資5970萬美元收購韓國通用大宇汽車科技公司10%的股份，不僅可以得到巨額分紅，還可進一步利用通用大宇的全球網絡“借船出海”，以此擴大市場、提升實力；上海電氣集團與美國晨星公司共同出資900萬美元買下了日本秋山印刷機械公司的所有技術和設備，至今運營良好；上海制皂集團成功收購的2家美國企業為上海買家添了多條可充電電池生產線和10多項專利，而且生產技術居于全球領先地位；上海海欣集團出資2500萬美元，買下進美國Glenoit公司紡織分部的銷售網絡和46個商標品牌的永久使用權，為公司產品進入北美市場鋪平了道路，等等。今后，上海企業必須在思想觀念、運行機制和模式上進一步轉變。在投入方式選擇上，應更多考慮采用收購而非新建的方式。因為較之于新建，收購企業具有幾大優勢：可縮短投資周期和投資回收期，迅速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可利用原有企業的技術、資金和管理人才，學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可利用原有企業的市場和銷售網絡，節約新建企業所需要的巨額的市場開拓費用，等等。當然，并購成功并非難事，但是順利完成并購之后的跨文化整合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過程。整合上的失敗在國際市場中屢見不鮮。因此，并購成功以后還要盡可能充分了解目標企業的當地文化和原本的企業文化，通過與自身文化的比較，來鑒別是“相溶型”、“摩擦型”、還是“沖突型”，從而采取相應的措施和管理方式來加以協調，以縮短整合過程，減少整合成本和由整合帶來的資源浪費。對于具有較多管理經驗和市場開拓經驗的企業，可以利用國外當地的資本進行重新組合來投資。具體的辦法如：在當地上市、發行預托憑證、在當地發行企業債券等，這類投資方式既有利于克服自身資金不足的缺陷，也有利于企業降低投資風險。

四、優選投資區域

上海企業在對外投資區域的選擇上應充分根據區位的特點選擇投資策略。東南亞各國與上海近臨，它們有著與我國相似的傳統文化，并且近20年來經濟飛速發展，購買力大大增強。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這些國家紛紛出臺了種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因此，東南亞各國應是上海企業對外投資的首選地。原蘇聯各國有著比較發達的重工業體系，但輕紡服裝等勞動密集型工業則嚴重落后。在中亞及俄羅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可充分利用自己小規模生產的技術優勢和諸多適應性的技術。在非洲和南美部分自然資源密集豐富的國家可以興辦油田、礦山等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合理利用國際資源，解決上海自然資源不足的矛盾。在北美，美國應成為上海效率導向型的高新技術企業集團的首選地點，這樣可利用技術外溢和擴散，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墨西哥雖然落后，卻有利于我們加強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充分利用其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內的優勢，繞開美國和加拿大的貿易壁壘，直接進入其市場。在歐盟內部投資則可避免“反傾銷”的政策和各種貿易壁壘。同時，上海企業還應根據當前國際競爭的特點選擇重點投資區域。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下，上海企業的真正競爭對手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也只有在發達國家才能真正打到跨國公司的后方和本土，真正獲得高利潤。華虹集團就是較早深入發達國家的上海企業之一，早在1998年，這家企業就投資600萬美元，參股設在美國硅谷的集成電路設計開發中心，有效地提高了企業開發新產品的能力。由于近年來美國、日本一些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一些中小型企業瀕臨破產境地。這些企業擁有較為發達的科技、在其本國也有一定的市場和影響力，如果能夠通過一些大企業的的海外地區總部，收集這類企業的信息，然后，聯合國內實力較強的大企業對其進行收購，不僅有利于我們獲得對方的技術，還可以直接繞過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進入相關產品的市場。當然，深入跨國公司本土的行動不應該是盲目的行動，研發先行（即對投資目標國家或地區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以后才進行投資）、服務先行（即在海外建立促進貿易發展的銷售服務網絡以后進而投資辦廠）、到有較強輻射能力的地區和市場設立企業集團的地區總部（或代表處、子公司）、采取“屬地化”的方式管理海外企業，以及嚴格遵守國際規則等等都是打到跨國公司的后方和本土應該重點參考的策略。

五、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曾有經濟學家預言，將來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地位取決于中國大型企業集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上海現有企業規模普遍偏小，企業的海外投資資金短缺。為此，要積極抓好資本運營這張企業的重要王牌，充分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以緩解資金短缺的壓力，分享現有資源的市場渠道。海外上市融資不僅能為企業籌措發展資金，而且有助于企業深化改革。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企開始進軍國際資本市場以來，我國已經先后有50家在海外上市，而成功者仍然寥寥。由此可見，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為充分發揮上海企業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作用，還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必須遵守國際資本市場的游戲規則。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一些企業熱衷海外上市的目的主要是集資，對上市以后如何利用海外資本市場的環境和要求以使企業在管理上取得進步方面所下工夫不夠。這不僅帶來了海外投資者對這類公司的不信任，為進一步籌集資金造成了困難，同時，也失去了改革企業內部機制，給企業注入持久活力與其他類型公司同步發展的機會。因此，進入資本市場只是手段，而通過“游戲規則”達到轉換經營機制，按國際資本市場原則來經營的企業才是最終目的。第二，必須正確處理好海外上市公司同集團母公司的關系。盡管上市公司與母公司是各自獨立運作的，但是二者之間又具有密切的聯系。只有母公司為上市公司提供優質便捷的服務，上市公司才有發展的基礎；只有上市公司大發展，母公司才能多分紅，才能盡快擺脫困境。

六、開辟戰略資源市場

在人類面臨可持續發展嚴峻挑戰的背景下，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嚴重短缺成了制約一些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如，2000年11月27日《瞭望》周刊曾斷言：水、石油和糧食這三大戰略資源“總體短缺”的基本特征，將成為制約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因此，搶先一步獲得世界范圍內一些戰略性資源的經營和開發權是企業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的關鍵。近年來，世界經濟正處于“增長性衰退”階段，我國政府針對國內日益出現的戰略資源短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通過“大資源外交”，營建穩定的國際資源安全環境已成為這些措施中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海外收購油氣、煤炭和礦產資源的代價相對較小。目前，上海已有一批企業開始探索在海外參與資源開發的途徑，如寶鋼集團參與巴西鐵礦開發；又如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公司在橡膠資源豐富的泰國建立合資企業，生產出來的天然橡膠部分銷往歐洲國家，部分返銷國內，對滿足母公司生產所需的原料起到了良好的補充作用。今后，上海企業應借助國際經濟的走勢，以及國家“大資源外交”戰略形成的良好國際環境，進一步走出國門，與當地資源型企業結盟，或者兼并收購這些企業，從而建立我們自己的資源生產基地和營銷渠道，為集團獲得高額、穩定的利潤來源。

七、充分發揮銀行對企業的金融支撐功能

上海海外企業往往會因資金問題而影響發展。如在企業創業初期，由于規模小，在海外銀行缺乏授信記錄，無法得到注冊地銀行的融資和授信支持；由于境內外賬戶獨立開設，集團總部無法實時了解海外企業賬戶信息和高效集中管理資金；此外，部分海外企業注冊地政局不穩、外匯管制嚴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海外企業的發展。上述問題的存在，客觀上產生了在境內設立投資海外中轉賬戶，以便合理避稅和進行海外資本市場運作的需要。據了解，世界著名跨國投資企業，一旦瞄準新的投資國和地區，和其有天然聯系的銀行、保險、法律等服務機構，往往緊隨其動。表面上看到一家跨國公司落戶，背后是一個全方位服務團體的跟進。因此，上海的金融機構也應效仿外國同行與“走出去”的企業結成更加緊密的關系。所幸在2002年，總部在上海的交通銀行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已相繼獲準開辦離岸業務。為促進上海企業“走出去”，同時也為了逐步構建銀企整體戰略合作聯盟，加快銀行自身的發展，建議這兩家已獲準開辦離岸業務的銀行率先以離岸金融服務為紐帶，使各大企業集團在上海本地就可以便捷、集中地對其海外賬戶進行管理，實現企業海外投資發展與境內銀行服務的有效整合，為企業海外發展提供有力的和后臺支撐，加快上海產業優勢融入國際市場的進程。

八、充分發揮政府的導向和服務功能

上海企業“走出去”不僅僅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也需要政府的指導和法規政策環境的保護。在2002年3月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教授指出：“在美國跨國公司的產生和發展中，運作的整體環境是良好的資本市場、齊全的法律框架和完整的管理指導架構，只有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中，企業才可以在政府的相關規定指導下做出商業決策和經營決策。”據外經貿部近兩年對100家走出國門的重點企業調查顯示，在企業“走出去”遇到的困難中，有40%是直接與政府有關，如外匯管理過嚴、審批渠道不暢等；另外的45%與政府的政策有間接關系，如融資困難、人才缺乏等。真正的外部環境問題只占15%。因此，政府在推進企業“走出去”方面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如制定適應新形勢的海外投資管理體制、提供必要的服務等等。對于上海市政府來說，除了全面落實現有的各項配套政策和鼓勵政策以及在享受出口退稅政策、金融服務和政策性保險鼓勵政策以外，還有必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改革海外投資企業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上海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所導致的微觀投資決策的盲目性，是直接影響政府干預企業對外投資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海外投資管理體制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完善投資主體的公司治理結構。

第二，提高審批效率。審批制實際上是我國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一種過渡制度。在對外投資制度由審批制向登記備案制過渡的條件成熟之前，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提高政府對企業對外投資審批的效率，把重點轉移到規模、結構、方向和企業競爭力上。

第三，給企業海外投資一些權力、便利。市政府應根據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有步驟地放寬資本管制，簡化項目審批和外匯管理手續。對已撥上海的2億美元的換匯額度審批權下放地方。另外，為了解決并購、投標等投資活動的時機選擇問題，增強企業決策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可考慮對大型優勢企業實行預先申報規劃、自主決策立項、相機實施運作、事后上報備案的政策。

第四，加強對外投資事后監管。目前，各個部門都非常重視對外投資項目的事前審批，而對事后監管卻基本上處于放任自流或無能為力的狀態，導致了一些大中型企業熱衷于以“走出去”的名義在國外設辦事處，為國有資產在合法理由下的流失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政府部門要大力加強對外投資事后監管。此外，政府部門的事后監管還要防止重復檢查等給企業造成的不必要的負擔。

第五，防止海外投資的過度競爭和“走出去”企業對境內企業的不良影響。政府應盡快出臺明確的管理辦法或相應的授權，對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種產品，審批和核準部門要控制企業數量。對海外投資總量也要有控制，除宏觀目標外，還應根據投資主體的資信和資質，確定優先審批順序。

第六，加快制定地方性的對外投資法規。為便于政府部門有法可依，切實可行地全面管理對外投資活動，應根據上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加入WTO的新形勢，從立法上重新劃分各部門的職能，把不該管的或不應管的部門職能取消，簡化審批管理內容和程序。把審批與監管職能有機結合起來，由多頭、多部門審批管理改為單一部門審批管理。同時，加快出臺加快海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對外勞務合作等方面的地方性政策與法規。另外，還必須切實利用好我國已經參加的多邊投資擔保公約和多邊投資爭端解決公約，維護上海對外投資企業利益。

第七，在海外建立投資工業園。上海企業“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業，單幫很難成功和避免風險。如果有國內好的中介服務機構、組織，在國外建立類似新加坡在蘇州的工業園，有投資咨詢、法律顧問等，集群到海外投資，如果出現風險或問題，國家或雙邊之間可以談判。這方面，政府部門和政策不僅可以協調，還可以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做這方面工作。

第八，設立海外投資公共信息平臺和風險評估機構。一個企業要對外投資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羅萬象，既包括宏觀的國外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總體規劃、有關法律法規、政府投資政策、金融外匯市場狀況、海關政策、稅收政策等，也包括微觀的產品供需狀況、價格市場周期、合作伙伴的資信、行業市場準入、人員進出情況等。然而，由于企業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資金、人才、渠道缺乏，對國外有關法律、政策、投資環境等知之不多，在互聯網上也難以查詢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如果政府能夠設立對外投資公共信息平臺和對外投資風險評估咨詢機構，對企業海外投資具有重要意義。當然，由于中國國有體制的特殊性，銀行還需要對企業海外投資的機制風險做出評估和判斷。

第九，以項目為抓手，積極推動上海有實力的大企業聯合起來到海外投資。對于重點項目給予優惠的信貸支持、一定的稅收支持和適當的財政資金支持，同時，對海外投資項目許可證和配額等方面給予優先安排。

最后，要高度重視“走出去”人才的培育和激勵機制。市政府應促進“走出去”人才的市場化配置，對海外企業的智力資源資本化改革要給予高度重視，允許海外企業在多元化投資后的經營者期權和持股改革上實行試點。

總之，上海企業“走出去”發展到現在，決不能再走企業分散、要素分散的老路。從管理來看，不僅要建立一般的現代企業制度，更要推行與國際接軌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方法；從主體來看，不僅要繼續鼓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走出去，更要大力推動有實力的大企業和國有企業結成聯合艦隊走出去；從方式來看，不僅要要在國外直接投資開店建廠，更要瞄準海外的好項目積極開展兼并收購；從區域來看，不僅要到發展中國家開店辦廠，更要大膽深入發達國家，在其經濟鏈的脆弱之處尋求商機；從內容來看，不僅要有商品走出去，更要有優秀的資本和優秀的產業走出去；從目標來看，不僅要從國外賺回大量的外匯，還要引進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甚至戰略資源。此外，銀行和政府也要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為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的金融和政治環境。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制造業基地，不僅有較強的技術、品牌等核心競爭力，而且有廣泛的國際聯系。因此，上海企業理應把握先機，銳意創新，成為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開路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