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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民對博彩旅游業在環境和青少年價值觀方面的負面效應有著強烈的感知，在國際化和地方形象方面，有強烈的正面認同，在傳統文化方面有較強烈的正面感知，在經濟方面，相對于就業和增加家庭收入方面較高的正面效應，居民對提高生活成本壓力的負面效應感知更為強烈。與5年前的歷時性對比發現，居民的感知中變化最大的是環境和社會以及生活成本指標，其次是文化方面的指標，前者出現消極趨勢，后者則是積極趨勢。結合同期澳門社會現實數據分析，作者認為，5年間居民的博彩旅游的多維效應感知顯著差異的關鍵因素很可能與賭權開放后博彩旅游業的規模效應密切相關。這種顯著變化暗示居民對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影響比以往更關切，或者澳門已處于一個比較敏感的社會環境臨界點，因此，研究澳門博彩旅游業的社會環境容量和門檻成為迫切的課題。

[關鍵詞]博彩業；旅游影響；歷時性研究；居民感知；澳門

1文獻綜述

史密斯(V.Smith)等旅游人類學家對旅游給目的地帶來的文化和社會影響尤其關注。博彩娛樂活動作為一種特別的旅游產品(費森斯汀等、羅伊爾)，學界對其給當地社區和居民帶來的多維影響日益關注(匹扎瑪、迪帕克、朗、匹扎瑪、伊町頓、卡米克爾、克尼得、吉克帕西)。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不同的態度以及影響這種態度變化的因素也是學界研究熱點之一(普度、岡西、布朗、安普)。這些因素可分為目的地經濟社會環境屬性方面的、居民社會屬性或空間屬性方面的(斯皮爾斯、瑞納塔、佛科納、貝利賽爾、湯姆斯)。蘭克福特(Lankford)認為這些研究可以讓相關方認識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也可以幫助地方政府了解社會影響，減少旅游者與居民間沖突，并制定規劃，以獲得居民對旅游業的支持。

旅游區的發展總是動態變化的，劉趙平、李(Lee)、羅伊爾(Roehl)的研究證實歷時性對比研究雖研究周期長卻更有價值。澳門的博彩旅游業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但突破性發展階段應是2002年賭權開放政策執行始。遺憾的是在有關澳門旅游的研究中卻沒有過明確的歷時性對比分析。“量變導致質變”的常理會否在澳門博彩旅游業的多維影響中有所體現?此為本文目的之一。

2研究區域、目的和方法

澳門位于中國大陸南端海濱，由澳門半島和另外兩個已經連成一片的離島組成。因為社會制度差異和邊界控制，無論回歸中國前后，都是典型的飛地型社會。壓倒性優勢的博彩旅游業及飛地型旅游開發模式是澳門與世界其他博彩旅游地的通性。博彩娛樂場貼近或混合在居住區和世界文化遺產區內(見圖1)以及殖民地色彩使澳門又具有其獨特性。梵尼(FannyVCK)對澳門的博彩旅游業的影響進行了系列研究，2002年和2003年的調查顯示。澳門居民對博彩業有著矛盾的態度，居民對博彩業帶來的問題提到頻率最多的是家庭糾紛和借債賭博。居民認同博彩旅游業的經濟收益，卻未感覺其負面的環境代價。大部分受訪者對博彩業在個人、社會和環境方面表現得相對樂觀。2002年澳門打破近百年的博彩壟斷性專營模式，引入國際著名博彩娛樂公司，自2004年第一家賭權開放后開業的、拉斯維加斯背景的金沙娛樂場開業以來，澳門博彩業在經營主體數量、場所數量、入場人數、收入等方面都劇烈增加。同期，澳門人口數量，土地面積，經濟總量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增長。同時，入境客源地的組成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中國大陸成為壓倒性優勢客源地。在這樣的共性和個性的背景下，在這樣的量與級的變化情景下，在這樣的客源地結構變化趨勢下，當地居民對澳門博彩旅游業的影響的感知能否與世界其他博彩旅游目的地亦有通性和特性的地方?能否有著歷時性的顯著差異?這是本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

2007年8月研究組對研究區域實地考察訪問了7天，形成某些問題的初步判斷。2008年3月，研究者對澳門居民進行了深入的問卷調查。通過不同區域學校、教會、行業組織(包括博彩業、金融業等)及互聯網等渠道分發問卷，邀請學生家長和各行業18歲以上人員答卷。共發放問卷1000份，收回有效問卷616份。問卷采取李克特5分制量表，1分表示很不認同，5分表示非常認同。與以往研究方法不同，作者嘗試將所有指標都同向化度量，如就業機會增加了、治安狀況改善了、生活成本降低了、空氣污染減輕了，以便數值的直接加總與對比，這樣，較低的總分正好表示居民總體感知較差，較高的總分則表示較好。以SPSS統計軟件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和聚類分析。另外，通過與梵尼(FannyVCK)2003年調查結果的對比進行一個5年的歷時性研究。

3結果

3．1描述性統計分析

32個指標的平均值為3.06，極端低值主要在經濟(生活成本2.16)、環境(空氣質量2.21、噪音污染2.22、水污染2.46、固態垃圾2.47)和社會(青少年價值觀2.31)3個維度。其他低于平均值的指標主要是社會維度的鄰里關系2.81、家庭關系2.81、人生追求2.89、治安狀況2.95、社會凝聚力3.00，創業精神3.04，環境維度的性病傳染病2.58和綠地植被2.61。最高值主要出現在澳門國際化水平和地方形象方面(普通話3.97，英語3.76，國際地位3.75，西方飲食3.70，澳門形象3.55)和經濟維度(就業機會3.57)以及文化維度(文化傳承意識3.51，文化遺址保護意識3.51)。其他高于平均值的指標主要是經濟維度的家庭收入、個人形象、對個人和澳門的未來信心、好客度、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福利等。只有英語使用率和好客度兩個指標的標準差較大，分別為1.53和1.90，其他都在1.0左右。說明除英語使用和好客度兩個指標外，其他指標都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見圖2)。因此，以均值水平進行初步判斷，則澳門居民強烈感受到博彩旅游業在生活成本、環境污染和青少年價值觀方面的負面效應和在提高澳門國際化水平和地方形象以及文化傳承保護方面的正面效應。

3．2聚類分析

通過兩步聚類法，分別對環境、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化形象5個維度的指標進行了聚類分析。環境維度歸為兩類，即謹慎擔憂(53.41％)和擔憂(46.43％)；經濟歸為兩類，即中性(63.47％)和謹慎樂觀(36.2％)；社會歸為3類，即擔憂(42.37％)、謹慎樂觀(30.36％)和謹慎擔憂(26.62％)；文化為兩類，即謹慎樂觀(37.99％)和樂觀(61.85％)，國際化水平和形象方面全為樂觀一類。

3．3列聯表卡方檢驗和Spearman相關分析

列聯表卡方檢驗，居民的總體評價有顯著的區域差異。如前所述，將同向化了的32個指標分值加總即可得到居民對32個指標的總分值，分值高低說明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總體感知的好壞。將總分與性別、居民居住區域進行列聯表卡方檢驗，結果顯示，總分值在不同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但在居住區域上有著顯著差異(x2=27.242，sig=0.027)，評分低的主要來自路環和新口岸區域的居民，評分高的主要來自大三巴、關閘，其次是新口岸和媽閣廟區域的居民，中性評分主要來自凼仔。這點與Spearman相關分析的結果吻合，因為經濟收入與總分呈顯著負相關(R=-0.161，sig=0.000)，也就是說，收入越高的人，總分評價越低，對澳門博彩旅游業的負面效應感知更強烈。而澳門的社會空間分布特征之一就是高收入階層主要居住在離島(環境更好)，而中低收入階層主要居住在臨近關閘和大三巴區域(擁擠)。離島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負面效應有著相對更高的感知，澳門半島居民尤其是臨近關閘和大三巴區域的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正面效應有著更高的認同。

Spearman相關分析顯示年齡與總分沒有顯著相關，但是經濟收入水平、學歷水平、居澳年限與32個指標中的大部分呈顯著負相關。同時，經濟收入(R=-0.161，sig=0.000)、學歷水平(R=-0.221，sig=0.000)及居澳年限(R=-0.151，sig=0.000)與總分亦呈顯著負相關，說明越高經濟收入水平、越高學歷和居澳年限越久的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負面效應感知更敏感或者說更強烈。該結果看起來有趣：居住地相對遠離游客影響區域的學歷更高、收入更高或居澳更久的澳門人比那些相對緊鄰游客常至區域(或者說緊鄰博彩娛樂場)居住卻收入和學歷較低的澳門人更明顯感知到了博彩旅游業的負面效應!

4歷時性對比與討論

4．1顯著變化

梵尼(FannyVCK)2003年的調查中，居民認同博彩旅游業的經濟收益，卻未感覺其負面的環境代價。在個人方面，居民分為樂觀派(71.6％)和謹慎樂觀派(26.6％)。在社會方面全部歸為謹慎樂觀派。在環境方面則有樂觀派(37.1％)、中性派(37.1％)和質疑派(40.3％)。從聚類分析結果看，相對于2003年的調查(見表1)，居民在環境和社會兩方面的感知都有顯著差異：環境方面，分為兩類；謹慎質疑53.41％和質疑46.43％，總體上居民的感知是負面效應的，而2003年的調查中質疑派只占40.3％，中性派占37.1％，甚至有37.1％的樂觀派。社會方面，本調查中大部分居民表現出質疑(42.37％)或謹慎質疑(26.62％)，只有30.26％表示謹慎樂觀，這與2003年全部表現為謹慎樂觀相去甚遠。從均值水平結果看，相對于2003年的調查，本調查亦有顯著變化，差距最大的指標主要在生活成本和環境方面(污水、噪音、植被、垃圾)；差異較大的主要是文化方面和社會方面的指標(教育醫療福利、犯罪率、凝聚力)；差異較少的是家庭關系、家庭收入、公共設施、就業這幾個指標。在這些顯著的變化中，除了教育醫療福利和社會凝聚力兩個指標比2003年改善外，其他的都是退步了(見圖3)。

所以，綜合均值和聚類分析比較結果，5年間居民的感知在環境和社會效應方面有著顯著或較顯著的變化，即居民出現了更強烈的負面環境效應和社會效應感知。同時這兩方面的巨大變化可以從澳門的現實情況中找到部分答案。

環境方面，從澳門環境檢測結果來看，吸入懸浮粒子、氨氣、氧化亞氮、甲烷、二氧化碳等長期測量環境指標呈現增長態勢(見圖4)。這些大氣污染物雖然主要來自電力生產，交通運輸，工業制造，固體廢物焚化以及污水處理，尤其是前二者，但是，所有這些大都是服務于澳門的第一大產業——博彩旅游業。相關分析顯示，電力消耗量與到訪游客數量(0.977，P=0.000)、博彩業收入(0.985，P=0.000)呈顯著正相關。澳門沿岸水質污染指數、焚化中心固體焚化數量、建筑廢料等亦呈明顯增長趨勢。另外，澳門官方調查中受訪者覺得澳門空氣質量比3年前差，噪音問題亦更加嚴重，整體市容有顯著退步，環境保護方面的滿意度出現明顯下降。這個結果與本調查吻合。當然，環境方面的消極認同除了與游客的急劇增長外，也可能與人們的環境關懷意識的加強有關。

社會方面，此次調查中，青少年價值觀均值與環境質量、生活成本屬于3個極端低值指標(圖2)。與本調查相吻合的還有來自官方或協會的調查：澳門社會最突出的3個社會問題之一就是青少年問題；2003－2004學年度總共有4908位學生離校，其中，2060人選擇就業，76％投身博彩及其相關服務行業；2007年，從事博彩業的年輕人占本澳青年就業人口兩成，預料這個比例會持續增加；22.1％的青年博彩從業員是“棄學從賭”，其中高中階段輟學的占20％。由此可說，博彩旅游業與澳門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的青少年價值觀問題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而這應該與澳門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和狀況有關，低失業率和勞工的短缺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較高的機會成本使得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輟學進入賭場工作。其相對更高的職業薪酬和較低的準入門檻使青少年提早結束學業而去就業并且主要從事與博彩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工作。

近些年澳門的犯罪率和離婚率都呈現上升趨勢。內托(NetoF)通過與非洲、美洲和歐洲的對比，發現澳門的危險感知是最高的，并認為澳門的高危險感主要是因為當地特別高的犯罪率以及當地媒體的粗俗展示。從1996年到2003年到2007年，澳門的犯罪宗數從8162宗發展到9920宗和12921宗。相關分析顯示犯罪率與到訪者數量、博彩業收入強烈相關(R分別為0.946、0.960、Sig.=0.000)。從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的統計來看，澳門的分居離婚比例分別為1.1％、1.7％、2.4％，分居離婚人數分別為3854、7147、12214，幾乎也都成倍增長(圖5)。據澳門社會工作局的調查，超過70％的家庭在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約20％是與家人相處的問題。離婚率與此二者也同樣強烈相關(R分別為0.974、0.962，Sig.=0.000)。因此，在社會影響方面，雖然教育醫療福利和社會凝聚力兩個指標比2003年改善，但是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就是，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社會影響從2003年的100％受訪者謹慎樂觀的態度變為2008年的30.26％表示謹慎樂觀，而其余42.37％為質疑，26.62％為謹慎質疑。

與居民感知相應的社會事實是，從2003年5月的調查到2008年3月的調查期間，綜合澳門統計局的數據，澳門博彩娛樂場數量從14家發展到28家，而且新開場所規模更為巨大，如2007年8月開張的威尼斯人娛樂場的賭臺數量和角子機數量就幾乎相當于2003年澳門全部賭場的總和。至2007年末，博彩娛樂場數量是2003年的2倍，到訪游客數則為2.27倍，博彩業收入則為2.77倍，賭臺數量則為4倍，角子機數量則為5倍。因此，相對于2003年的調查，澳門的博彩旅游業的多項數據都成倍地增長，規模空前的壯大，而且日益激烈的競爭有可能造成經營秩序混亂。同時，博彩旅游業對勞力的大量吸納以及相對更高的薪酬(2007年就業統計顯示，直接從事博彩業的人員達3.82萬，占總就業人口的12.2％，博彩業月薪中位數是總體就業人口月薪中位數的1.58倍)造成其他行業以及整個澳門社會人力資源緊張，也給青少年提早甚至輟學而就業提供了誘惑。

4．2不顯著的變化

與2003年的調查相似，受訪者依然對博彩旅游業在文化方面的正面效應有較高的認可，他們認為傳統文化和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意識增強了，這應該與當地的文化遺產近年剛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從而促進了他們的文化覺醒和自豪感有關。相似的還有，受訪者依然較高地認同博彩旅游業在就業機會、家庭收入方面的積極作用。另外，本調查中經濟方面的指標設計了兩個對比時間點，1999年(澳門回歸年)與2002年(澳門賭權開放年)，受訪者覺得相對于澳門回歸前的狀況，家庭經濟收入增加在賭權開放后不如生活成本上升那樣顯著(見圖2)。

4．3與其他案例中不同的變化

盡管有研究認為博彩業給地方形象會帶來負面影響，但這個觀點在此次調查中卻并沒有得到居民的認同，相反，他們認為澳門的形象提高了，國際地位也提高了。本調查中，博彩旅游業在國際化以及澳門的形象方面的正面影響得到高度認可，尤其是在國際化水平提升上。澳門的國際地位和形象提高以及對未來信心的增強，與澳門融入到更廣闊的歸屬圈(例如，回歸與融入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更加融入國際社會)而不是在一個無力顧及的殖民統治下的邊緣化地位，也與更多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到訪者的到來和著名跨國企業的巨額投資和現代化的巨型建筑的增加、總體經濟實力的顯著提升以及政府公共收入的增加和對民生等公共事業的更多投入等有關。

5結論

根據科勒(Keller)和霍恩(Horn)的研究，隨著外來機構對旅游地發展的影響力日趨增強，旅游地居民感覺他們越無法控制本地的發展，他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也會隨之越為反對。隨著澳門博彩旅游業發展到更高的階段，賭權開放和境外巨型投資的鋪開以及對該市場份額的逐步占有和控制，居民對博彩旅游業的態度變化也是值得研究的。限于調查指標不能太多，本調查并未專門提及，后續研究應該跟進。社會承載力理論指出，當旅游地的發展超過其承載力后，社區居民在旅游發展初期階段的支持態度會轉為反對。史密森等(Smith)發現飽和型社區與饑餓型社區截然相反的旅游效應感知傾向其實也說明社會環境容量顯著地影響著居民的態度。

從“憤怒指數”理論、旅游依托程度理論以及社會承載力理論來看，澳門博彩旅游業的發展階段判斷、居民的態度變化傾向、澳門的社會環境敏感點或門檻的判讀是緊密相關的。2003年的調查基本體現的是賭權開放前的狀況，因為，賭權開放后新建的第一家博彩娛樂場金沙娛樂場是調查完成之后建成營業的。

5年后，即賭權開放政策開始產生實質性影響的階段，到訪者人數，博彩娛樂場數目、規模和收入以及博采旅游業地位等都出現大幅提升，在這樣一個背景顯著變化的歷時性對比研究中，我們發現規模效應對博彩旅游業的負面影響似乎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對環境和社會這兩個維度的影響。結合同期澳門社會的實際狀況的分析，環境指標、犯罪率、離婚率等與到訪者數量及博彩業收入顯著相關。作者認為，5年間受訪者對博彩旅游業的多維效應感知的顯著差異的關鍵因素很可能與賭權開放后博彩旅游業的規模效應密切相關，而且，5年內出現如此大的變化，可能的解釋是居民對社會和環境維度的影響比以往更關切，同時澳門或已處于一個比較敏感的社會環境臨界點，因此，研究當地博彩旅游業的社會環境容量和門檻成為迫切的課題。

受訪者的社會屬性中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澳年限與大部分指標以及總分成顯著負相關的傾向也說明本調查結果更為令人信服，因為一般來說，這部分居民的社會判斷力相對更強更合理和可信(當然，他們對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和國際化也有著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調查樣本中50歲以上人群比例低于總體中該人群的比例，因此實際情況也許比本文更嚴重。但本研究的局限性依然明顯，雖然都力圖通過一定的指標來探秘一定維度的變化傾向，但因為調查側重點不同使兩次調查對比中指標設計有一定差異，這樣只能從大致結果方向進行對比。如人類學田野調查，歷時性對比最理想的方法是根據實際情況(地方文化與國情等差異)精確設計針對研究區域樣本的指標體系，以每個固定的間隔期，如5年或以上，用同樣的方法采集和處理數據。也就是說，本研究將是我們后續跟蹤研究的基礎和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