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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家族企業的“短命”現象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文章在分析政府職能的基礎上，論述了政府參與家族企業制度變革的必要性。

[關鍵詞]政府參與家族企業變革

1993至2004年每兩年共6次民營企業大規模抽樣調查表明：民營企業的平均存活3年左右，能夠存活3年以上的企業只有10%，中國大型集團的平均壽命為7年～8年。面對民營企業如此高的死亡率（民營企業中90%是家族企業），迫切需要政府發揮其應有的職能，適度地參與家族企業制度變遷，推動家族企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一、當代中國政府職能分析

所謂政府職能是政府依法對國家社會生活諸領域進行管理所擔負的職責和功能，它反映了政府對社會的承諾和義務。政府職能是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體制的變遷而改變。隨著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政府的統治職能日益弱化，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逐漸擴大并處于主要的地位。

1.政府職能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自市場經濟確立至今，政府職能定位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具有寬大幅度的位移邊界。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變化是一個合理試錯的過程，其中每一次的理論替代、體制改革，都不是彼此消極地糾錯，而是承前積累地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界定，不是一勞永逸，只能在一個相對確定的時點上，根據社會環境和市場需求來確定政府的具體職能。從長遠看，政府職能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對駕馭市場經濟手段認識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

2.政府職能的確定和調整是多因素影響的漸進過程。首先，政府職能的界定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如生產力發展水平、文化傳統、經濟目標、政府能力等。韋靈克認為，政府對市場“何時干預、為何干預、如何干預以及干預多少”應當“取決于各自國情與文化傳統的差異”。其次，政府職能必須對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做出及時地適應性調整，過渡性和經常性的調適是政府職能的常態。受外部環境的制約，政府職能的轉變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可一步到位。

3.政府職能的選擇應遵循兩個最基本的規律。一是政府與市場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相互依賴。市場離不開政府的影響，政府經濟職能的行使必須服從市場機制。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總體上趨向擴張。這與政府權限邊界天然擴張的特征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的多元化發展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調控。

二、中國家族企業“短命”現象值得政府高度關注

據2005年第一部《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顯示:全國每年新生15萬家民營企業,同時,每年又死亡10萬多家;上實際80年代初在國內崛起的一批新興民營企業到90年代大多數已銷聲匿跡;在90年代初成長起來的企業,到90年代末大多數也已日薄西山;有60%的民營企業在5年內破產,有85%的民營企業在10年內死亡,平均壽命只有2.9年,其中九成以上是家族企業。中國家族企業普遍存在著發展歷史不長、壽命短暫的問題。2004年,中國有大約100萬家家族企業倒閉，即每天約有2740家家族企業倒閉，每小時就有礙114家家族企業倒閉，每分鐘就有2家企業破產。這個數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年初，山西亞光集團宣告破產，2000萬元的倒閉資產，最后核算的可變賣資產只有40萬元，10多位股東的股金血本無歸。6月，資產總值一度高達220億的中國最大民營企業德隆集團宣告破產，董事長唐萬新及60名高級主管被逮捕；7月，四川成都托普集團宣告破產，締造者宋如華遠遁美國，3000多名員工全部離職；12月，“浙江省民營百強企業”—浙江超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破產，大量資產被銀行抵債托走。2005年3月，浙江紹興雄獅集團宣布破產，400萬元被銀行凍結，全部資產被銀行查封；4月，海南匯通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被海口市中級法院裁定破產，其資產負債率為536.95%。該年上半年，深圳寶安區30家DVD企業幾乎同時破產。9月，享有“國產手機第一牌”的科健集團由于巨額債務，宣布破產。

三、中國家族企業制度變遷需要政府的適時適度參與

1.家族企業的變革需要政府的適時適度介入

(1)中國缺乏領導家族企業變革的企業家階層。企業家是企業的最基本、最關鍵的力量。企業實質上就是企業家表露創新精神和開展創新活動從而實現企業價值和企業家自身價值的場所。按照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無論是在誘致性變遷還是在強制性制度變遷中，企業家作為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一個基本決策單位。離開了企業家，企業的存在、發展以及創新都是無法實現的。目前，中國的企業家是非常缺乏的。但純粹依靠市場或企業難以完成企業家階層的培育和形成。一定程度上不僅需要政府來填補企業家在家族企業制度變遷中的作用，引領家族企業的制度變遷沿著合理的軌道進行，而且還需要政府予以扶持、鼓勵、引導，從而加快企業家階層的形成。

(2)家族企業的發展和變革面臨著嚴重的制度供給不足。制度供給的不足需要政府來彌補。因為制度供給作為外部因素是企業無法控制和左右的，而且提供制度服務應該是政府的職責。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具有較大的外部正效應，如果企業或個人來提供，可能會因為付出大收益小而處于供給不足，企業或個人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才可能向社會提供制度產品。相對地說，政府由于其強制性、權威性等特性在制度供給上具有規模效應。所以，在家族企業創新和發展面臨制度短缺的問題上，政府作為供給主體擔負著義不容辭的責任。

(3)市場和企業的失靈要求政府對企業進行宏觀性干預。市場和企業不是萬能的，存在失靈的時候和領域。這種失靈會影響社會的整體福利和穩定發展。總體看，市場在效率上具有天然的比較優勢，但在公平問題上市場和企業就顯得無能為力了。市場和企業給社會帶來的主要是效率，它們基本上無法兼顧社會整體公平。社會整體公平只能由政府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必要的調節。另外，追求利潤是企業最主要的目標。在市場經濟不太規范的背景下，很多私營企業或家族企業常常是不擇手段地賺錢，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等不道德或違法亂紀等現象依舊比較普遍。僅靠市場和企業自身來改變這種現狀是很難的。成熟的社會信用制度和規范的交易秩序規則都需要政府的參與。

(4)路徑依賴性使家族企業的制度變遷需要政府的指導。中國家族在其發展中已經顯露出對中國傳統文化、對已有的內部制度安排和現存制度環境的路徑依賴。使它們大多數依然鎖定于家族制。這種路徑依賴性使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偏離正常的軌道：①其創新帶有明顯的家族制痕跡。現在許多聲稱已發展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家族企業，而且產權制度、組織結構都酷似現代企業，但其家族制的本質內核依然存在。②其路徑依賴性使家族企業的未來制度選擇具有高度的不明確性。目前許多家族企業想跳出家族制的陷阱走向開放式發展道路，但路徑依賴性使這種開放式路徑的目標選擇模糊化。現在家族企業走上了一條非家族企業制度非現代企業制度的混合型道路，人們不知道家族企業的未來發展路徑在何處。傳統文化的改造和現存制度環境的變革是家族企業自身無法解決的，它需要政府幫助完成。

2.家族企業變革需要的是小而強的服務型政府

政府在家族企業制度變遷中究竟該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傳統經濟體制下的管制型、權力型、全能型的“婆婆”政府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減少對經濟事務和企業經營管理的干預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建立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按照西方學界的觀點，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應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不能隨意干預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干預只能是妥當的、及時的和理智的。政府更為主要的職能是為企業創造一種較為理想的外部環境，保護公民權利、向企業和消費者提供公共服務、滿足其需要，寓服務于管理中，在管理中做好服務，以向公民和市場經濟主體提供各種服務為中心，凡是市場、企業、個人能做的事政府就應退出，該政府做的事應高效率、高質量地完成。

所以說，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應該是一種服務型政府、責任型政府。由于雙重屬性和雙重目標，政府在經濟活動和企業的發展中的消極作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正確定位政府職能的同時還必須限制政府權力的擴大化，將政府行為置于法律的約束中，加強社會自治，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有限政府是一個國家發展進步和繁榮富強的必要保障。有限是高效率的前提，有限才能有效。隨著市場經濟日趨成熟，政府權力的弱化、職能范圍的縮小以及規模的縮減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市場經濟與小的、有限政府是相伴相生的。政府威信是建構在權力制約基礎之上的公信力，是受制于法律的有限的威信，而非權力的張揚和炫耀。政府退出生產經營領域是必然的，但這種退出不是一種消極無為的退讓，它是在充分調研、綜合分析各種信息的基礎上，實施積極主動的事前可預見性調節和干預，使個人、企業在面對無知的協調任務變得較容易而建立起他們的信心。小政府不等于弱政府，小還必須強而有力。在有所不為的同時要強調有所為，在限制政府職能的同時必須提高和強化政府的規劃指導能力、社會動員能力、分配能力、適應能力、利益綜合能力、協調監督能力，即提高政府能力。在很多領域，管制既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管制必須是少而精，管制必須到位的但又不能越位。政府應該將自己的活動集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除此之外的領域應交給市場、企業和個人去做，市場和企業能辦的盡量由市場和企業去辦；凡是市場、企業、個人不能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應積極為之。政府也不能任企業隨意發展，政府要從宏觀上采用一些必要的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政策手段對家族企業的管理和發展予以必要的規范和制約，以糾正家族企業不合適行為。

3.家族企業變革需要的是善治的法治政府

家族企業變革和發展中的政府還應該是一個“善治的政府”。所謂善治政府是指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生活實行合作管理，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達到了最佳狀態。善治是社會管理進一步法制化的過程，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的政府一般具有四個特性：(1)合法性，即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2)透明性，即政府信息的公開化、透明化。一般而言，公民對政府行為享有知情權和監督權;(3)責任性，亦即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履行與其職務相稱的職能和義務，必須對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時和負責的回應，在必要時還應當定期、主動地向公民征詢意見、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4)法制化，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必須接受法律的監察。法治既規范公民的行為，但更制約政府的行為。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治，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程序，就沒有善治。要形成善治的政府，必須要保證公民具有足夠的政治權力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這樣才能促使政府與公民共同形成公共權威和秩序。因此，尊重公民社會的權利和自由是實現法治的前提。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不可能徹底實現最佳的法治供給。法治建設，需要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努力。現代企業的發展要求政府供給統一的、合理的法律，這樣才能充分保證企業的健康發展。但法律并不是政府創造的，更多的是“法律先于立法”，政府機構僅只編纂了原先已經存在的法律。法律屬于民眾，而統治者不過是保護和培育法律。“法治不可能僅僅依靠國家創造出來，也不應當依靠國家來創造。……法治的惟一源泉和真正的基礎只能是社會生活本身，而不是國家。”當然，政府在制定法律規則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政府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政府的真正作用在于鼓勵非政府的努力，而不是置之不理甚至阻礙這種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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