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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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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化解

[摘要]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問題是經濟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成本化解規律必定涉及經濟學的所有規律,探討這一問題對經濟學發展和提高我們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從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已有成果出發提出并探討這一問題,初步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過程及其規律。

[關鍵詞]經濟社會;成本;化解

一、問題和意義

本文所說的“成本”,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不限于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成本。所謂成本化解,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可以從如下三個角度提出。

(一)實踐角度

不難想象,在原始條件下,人們無論怎么勤奮地勞動,其結果最多只能獲得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這就是說,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其間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一巨額經濟成本是怎樣化解的?或許有人說,人是高級動物,不僅有體力能勞動,而且還有智慧可以發展科技,人類正是依靠科技不斷進步才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的確,科技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經濟成本。但是,原始人終日赤身裸體分散勞動,有什么條件和時間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資料,原始人何來研究科技的動力?須知,人們從終日赤身裸體分散勞作到有科學研究,其間同樣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巨額成本又是怎樣化解的?——于是,問題依然存在,只是換了形式。

(二)理論角度

大家知道,亞當·斯密提出了分工經濟理論,研究了勞動生產力的改進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生產成本化解問題。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時發現了交易成本。顯然,交易成本是與生產成本不同的另一種經濟成本。就此,我們提問:第一,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繼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見研究經濟社會發展成本的問題不易,那么,這兩種成本是否窮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產成本、交易成本抑或還有其他成本,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由此可能發現怎樣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三)比較角度

科學史表明,僅憑人的感官不足以認識事物,理性計算才能發現更深刻的規律。物理學就有一個能量過程的計算問題,物理學家運用于探索原子系統,發現了一系列出乎經典物理學意料的全新過程和規律,創立了量子力學。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相當于物理學的能量過程計算。因此,筆者預言,通過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有望獲得與量子力學相媲美的經濟學成果。

二、問題視野中的成本分類

經驗證明,提問方式決定著對事物的分類方式。本節以“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問題為主線,找出可能解釋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過程所需要的成本分類。

(一)生產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劃分,所謂“生產”,僅指人對自然的活動,亦即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物質變換活動;由此,所謂“生產成本”,僅指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現以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由此探索發展規律,因此我們必須也只能從原始人開始。顯然,對原始人來說,“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只能是赤身裸體而進行的分散勞動,沒有分工沒有交易,當然更沒有物質資本。這就是說,對原始人來說,他們的經濟活動只有生產活動,生產成本只是赤身裸體而進行的分散勞動。

如前所述,原始人這種赤身裸體的分散勞動,最多只能謀得最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來人類的生活水平是如何獲得提高的呢?對此,亞當·斯密做了開創性探索,其名著《國富論》開篇就寫道:“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進……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接著,他用大量的事例證明了上述論點,并且在理論上分析了勞動分工其所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原因。關于后者,他寫道:“這種由于勞動分工而使同一數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長,是由于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勞動分工,使每一個人的業務降為某種簡單的操作并成為終生的唯一職業,必然使熟練程度獲得提高,從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長。第二,勞動分工,減少了勞動者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因而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在同樣多的勞動時間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勞動分工,使勞動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單一目標上,而不是分散在許多事物上,因而勞動者更有可能發現比較容易和比較迅捷地達到目的的方法,進而發明特定的勞動工具和機器;此外,勞動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從簡單勞動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科學研究,而且科學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獲得快速發展;工具、機器的發明和科研的發展,將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勞動生產力。誠然,斯密說的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可以視為第一個探索成本化解問題的理論。

那么,分工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類從原始人的生活水平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對此,可作粗略的邏輯演算。

第一步,假設整個社會只有兩個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規律,如果他們不分工,那么其產出各是1,社會總產出就是ll=2;如果進行分工,勞動效率可獲提高,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對上述計算進行邏輯推論。如果整個社會有3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讀為“遠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個社會有m(m是任意自然數)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

因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數,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會總人數m足夠大且分工的層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產成本。誠然,分工層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現實是直到今天最發達國家社會分工的深化過程仍未終止。由此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徑前面,我們從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然而,這一結論只是邏輯上的,現實中并沒有那么簡單。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來的學者通過重溫康芒斯關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論述,從而將“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經濟活動就分成兩個領域即“生產”和“交易”,而經濟活動的普遍成本也分為兩大類即“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產成本而生成,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結果,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專(產品專門、資產專用、勞動者專業)。詞典解釋,“專”,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動“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強從事這件事的能力。因此,“專”就是“偏”、“強”,它的“強”是以“偏”(即以放棄“完整”和“獨立”)為條件的。產品專門(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消費,資產專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使用,勞動者專業(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勞動。這就是說,分工必須以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為條件,否則分工不僅無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一種“專”必須與特定的另一(或幾)“專”相匹配,而不能隨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專”與“專”之間的匹配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變化趨勢怎樣?顯然,分工就是行業分隔。俗話說,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勞動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與“行”之間的“山”就越多越高,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層山疊嶺望而生畏。這就是說,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行業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行業之間的協作配合越來越難,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本文第一節已經證明,分工可能化解生產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通過本節的討論,我們又獲得如下認識: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將生成交易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同樣無止境。這正是“沒有免費午餐”,人類從分工可能化解的生產成本,又被協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銷。正因為這樣,我們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分工是經濟,愛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結論:即使能夠證明勞動分工可以化解生產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辦?天無絕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產成本而協作增大交易成本的兩難選擇中,人類發明了交易組織。詞典解釋,“組織”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組織的特征則在于“合”。第一,交易組織是交易活動的中介,各成員可通過這一中介和獲取分工、交易的信息,從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組織可壓縮交易次數,交易有可能是同類多次,而有了交易組織則同類多次交易可一次進行;第三,交易組織可通過總結交流交易經驗,發明簡便高效的交易技術,制定交易規則,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詐,仲裁交易糾紛,監督交易的實施;第四

有了交易組織,交易本身還可繼續分工,從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管理成本指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它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這里有兩個要點:一是管理成本的內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質,即管理成本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前一要點大約無異議,無須多作解釋;后一要點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已有理論相悖,需要多說幾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將其一般化,拓展了經濟學的視野,拉近了理論與現實的距離,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義是深遠的。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學者們將“交易”與“生產”并列對應,將“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并列對應,有意無意給人以如下信息:交易與生產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活動,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成本。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產活動才是原生的經濟活動,而交易則是生產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產成本才是原生的經濟成本,而交易成本則是生產成本的轉化或替代。其二,學者們認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這給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這是不正確的。首先,人們建立組織,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組織建立的邏輯前提,因此,就不能說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或者說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其次,一般的,組織績效即被組織化解的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也即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所花費的成本,是兩個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個名詞“交易成本”來稱呼兩個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導致概念混淆,以致對組織過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無法進行。再者,學者們否定或忽視管理成本的獨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歸根結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沒有必要確立獨立的管理成本)。但是,這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交易成本歸根結底也是生產成本,于是,按照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不存在獨立的交易成本,這樣交易成本的理論也就成為多余的了。由此可見,否定管理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須強調,認識到“交易成本是生產成本的轉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發,我們才能發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的完整過程和規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組織的建立和維持運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將來實現社會大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因生產不足而導致的利益矛盾,這種成本依然存在,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管理成本將十分微小。然而,在現階段管理成本絕對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為三大疑難。其一,一致同意疑難。組織建立和健康運轉的關鍵,是集中組織成員的偏好,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然而,在分工協作必須通過交易(利益交換)才能實施的社會發展階段,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組織強制(一部分人強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組織強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車疑難。大家知道,組織運行需要管理制度,這在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強制手段實施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當然,如果組織全員自覺參與制度生產,制度生產成本盡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為如果全員參與,那么收集制度生產所需要的信息就變得很容易)。但是,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發現,人們為了規避公共品生產中的個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車”現象,這就使得制度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監督疑難。對組織成員實施監督,是落實組織制度實現組織目標從而維持組織運行必不可少的舉措。然而,監督的困難在于:監督者也需要監督;于是,可能產生監督系列無限倒退的邏輯困境——這就是監督疑難。監督疑難將使潛在的管理成本大得無法計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嗎?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徑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徑就是以各種文化(市場文化、企業文化、社會文化)為載體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知識的結晶,因而是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情況下的組織目標孵化器和組織制度生產指示器。意識形態的建立,就如在組織中建立了一個磁場,從而使組織監督和控制變得容易。此外,意識形態的內容具有連續性和積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識形態的效益不僅惠及意識形態的創立者)和成本內部化(意識形態的成本卻僅由意識形態創立者承擔)的特征。正因為此,意識形態成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徑。

(四)意識形態成本

然而,意識形態的建立同樣要花費成本。首先,意識形態的創造需要花費勞動;其次,經濟利益集團化使意識形態的建立和替代過程充斥著矛盾和斗爭,甚至需要通過殘酷戰爭和政權更替才能實現;最后,意識形態對組織成員的監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員自覺基礎上,因而效率較低。這一切都可能成為意識形態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們已經知道有四種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討論將證明,僅就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不涉及過程的循環)來說,意識形態成本是最后一類相對獨立的成本。因此,我們有結論:在“成本化解”的問題層面,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有且僅有四種,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確立上述四種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進,我們將會看到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

三、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競爭

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由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所構成。在漢語中,“組織”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其中的“集體”,可以指人的集體也可以指物的集體(例如機體中的器官)。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也可視為一種組織,機器也可視為一種組織,因為他(它)們都是以物為元素組成的集體。這樣,上面所說的“組織生態”中的“組織”,就有兩類三種:以人為元素的集體,我們稱之為狹義的組織(下稱“人類組織”);加上以物為元素的集體即人和機器,我們稱之為廣義的組織。(一)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用要說清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必須先討論機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機器是人類勞動的物化,它可替代人類體力和腦力勞動,這已經是人們的常識,用不著多說。本文要增加的新內容是:機器不僅可物化人類勞動,而且還可物化人類組織(物化企業,物化市場,甚至物化分工協作的整個社會);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對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組織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機器可物化人類組織,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說明勞動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經列舉了許多分工協作組織,例如,制針業的分工協作組織、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但是,后來這些分工協作組織都被一臺相應的機器(制針機和制釘機)所取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16-417頁也曾談到“一臺信封制造機”取代“信封手工工場”的情況。顯然,如果沒有制針業分工協作組織和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就沒有后來的相應機器;如果沒有“信封手工工場”,就沒有后來的“信封制造機”。這就是說,后來的制針機、制釘機是對前在的制針和制釘分工協作組織的物化;后來的“信封制造機”是對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場”的物化。歷史走到今天,機器不僅可物化簡單的分工協作組織,甚至可以物化復雜的局部市場(如電子商務),物化龐大復雜的分工協作的世界社會(互聯網)。可見,機器可以物化人類組織,這是一個日益明顯和正在快速推進的事實。

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在成本化解問題上會帶來什么結果?回答:機器物化組織,保存著組織分工協作對生產成本的節約,但并不繼承分工協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針機各部件的配合協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說,機器保存著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分工協作產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誠然,制造機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經是地地道道的生產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有了終端。由此,我們將看到成本從有到無這樣一個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

(二)成本化解循環鏈

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環鏈。

首先,從靜態看,成本化解過程是一條鏈:生產成本一(分工協作化解部分生產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組織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識形態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識形態成本_÷(機器化解上游過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產成本。誠然,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其“化解”的成本量與“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邏輯上有三種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這畢竟顯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從動態看,成本化解鏈是無限循環的。很容易看出,上述從靜態角度所給出的成本化解鏈,其始點和終點都是生產成本。這就表明其動態過程是這條成本化解鏈的循環周轉。在前面,我們已論證過,機器取代人類組織可保存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盡管生產機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經是新的生產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鏈條的始點,開始了新的循環。這樣,每一

的結果將生成新的一代機器;繼而人們又將在新一代機器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分工協作,因而將生成新的交易組織,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識形態——這一切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條無限循環的成本化解鏈就展現在我們眼前,這條鏈每循環一次都將一勞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這條鏈無窮次循環周轉就將化解無窮大的成本!

(三)組織生態及其競爭

如前所述,在成本化解鏈條中,每一環節其“化解”的成本量與“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邏輯上有三種可能。這就是說,上述描述的成本化解過程還只具有邏輯可能性,而不具有現實必然性。那么,有什么機制能使這種邏輯可能性變成現實必然性?回答:組織生態及其競爭。

關于組織,前面我們給出了兩類三種:以人為元素的集體,我們稱之為狹義的組織;以物為元素的集體即人和機器,我們稱之為廣義的組織。這只是一種角度的分類,還可從另一角度進行分類:其中一類可稱之為“生產性組織”,例如個人、市場、企業、產業鏈、機器等;另一類可稱之為“中介性組織”,它們是市場中介(各種市場協會)、企業中介(企業內的管理機構)和社會中介(階級、政黨、國家)。生產性組織的職能是進行生產和交易,亦即化解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中介性組織的職能則是管理組織和生產意識形態,亦即化解管理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這兩類組織是不同的生態,它們各自在不同的生態領域中進行競爭,但其優勝劣汰的原則卻是相同的,即以其綜合效率(化解上游成本與生成下游成本的比重)決定其是生存發展還是淘汰消亡。正是這些組織的競爭,既推動組織的發展,又推動成本化解鏈無限的循環運轉,從而使成本化解的邏輯可能性變成現實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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