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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合適的產業發展道路和恰當的制度安排，以加快技術創新與產業成長的步伐，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我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江蘇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位居前列，但制造業比例偏高、自主創新程度不足、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等結構性問題仍比較突出。本文以江蘇省為例，從產業內分工的視角，分析技術創新演進的內在邏輯，提出江蘇省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路徑與模式，并就相關制度安排提出建議。

一、產品內分工與技術轉移

(一)產品內分工的特征。產品內分工理論將分工研究的對象由產品拓展到工序，認為“從原料到最終用戶”的供應過程或供應鏈包含產品設計、品牌創造、制造、營銷、支持服務等活動或環節，不同工序或環節可交由不同的廠商在不同的區位完成。在產品內分工基礎上形成的供應鏈主要根據環節控制力的大小來分配創造的價值，這一分配格局具有明顯的行業特征，與技術和產品成熟度有關，但與供應鏈內部環節的位置沒有必然聯系。一般來講，進入壁壘最大的環節也是利潤分配最豐厚的環節。對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高新產業，如信息產業，關鍵部件制造商的控制力比最終產品品牌商的控制力強，技術研發和產品設計在整個產業鏈中的地位也很重要。對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傳統產業，如服裝制造業，新技術和新工藝廣泛普及，加工制造環節控制力很低，品牌商的控制力占主導地位，零售商的控制力也較強。其它產業供應鏈中控制力的分配較復雜，可能介于上述兩類產業之間，如汽車制造業，品牌商、設計、關鍵部件制造商、最終組裝環節都享有較強的控制力。

(二)制造業外包的角色定位與固化。上世紀60年代后全球范圍內形成技術密集程度差異明顯的分工結構：第一層次，擁有核心技術的美國制造商。第二層次，擁有關鍵技術的日本、歐盟制造商。第三層次，擁有工藝技術的韓國、我國臺灣等制造商。第四層次，擁有熟練勞動力的制造商。產品內分工起源于要素稟賦結構和價格比例關系的不一致，反過來又通過規模經濟強化既有的要素優勢，從而有可能固化原有的分工格局。那些控制力較差的制造商一方面需要依賴關鍵部件生產商、品牌商或供應鏈協調商才能繼續生存，另一方面他們進入其他工序所面臨的門檻越來越高、壁壘越來越多，有陷入所謂“比較優勢陷阱”的危險或傾向。制造業外包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促進世界范圍內加工貿易的發展，為我國融入世界分工體系提供歷史性機遇，客觀上也推動我國制造業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環節。另一方面，傳統制造業升級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甚至是難以逾越的障礙，試圖改變分工格局，特別是要從“制造”上升到“創造”，不是依靠簡單的政策就能實現。

(三)服務業外包的角色轉換。在傳統的制造業外包模式中，發包和承包關系受市場契約關系約束，具有較強的替代性。服務業外包的興起改變了企業間相互關系的模式。當一個企業將物流、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動漫技術、質量服務、工程研發、信息安全等IT密集的商務流程發包給外部廠商完成時，外部廠商就自動擁有和管理這些流程。顯而易見，即使這些活動不是發包方生產經營的核心活動，也是正常生產經營活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任何來自承包方的擾動都可能影響發包廠商的運營績效。在信息產業進入網絡和互聯網時代后，世界服務業外包市場已改變了美、日等發達國家一統天下的格局，以印度為代表，軟件業和服務業外包快速發展，甚至形成全球知名的品牌，為發展中國家找尋國際分工的角色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二、江蘇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路徑

(一)以信息化帶動服務業和制造業。以信息化帶動服務業和制造業發展是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基本戰略。傳統產業發展理論認為，后工業化是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信息化和其他的高端服務業則是后工業化的重要表現形式。與此相對應，產業發展模式遵循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道路逐步演進。目前，江蘇省仍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但全面進入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發展階段的條件仍不成熟。蘇南和沿江地區制造業高度發展，已進入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對信息化和高端服務業的需求非常旺盛。近年來，在“工業第一方略”政策引導下，江蘇省制造業發展表現出“單兵突進”的傾向。因此，如何通過信息化促進服務業發展，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提升傳統制造業的質量和水平，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江蘇省具有實施信息化戰略所需的人才儲備、科技基礎和財力支撐，只要“先行啟動”以信息化為特征的高端服務業，以十大高技術新興產業和十大高技術優勢產業的應用為突破口，則江蘇省的產業發展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二)以外包化實現創新“融合”和合作共贏。服務業外包可成為江蘇產業發展新模式、經濟成長的新動力。服務業外包輸出的是智力，獲得的是定單，它的重要意義在于改變了傳統貿易理論關于服務不可貿易的基本假定，可將大量的服務就業轉移到國內，這既充分發揮了人力資源的優勢，又不會對國內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造成壓力，對緩解“資源”與“環境”壓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福音。

隨著信息化的不斷拓展，服務外包的比重越來越大。走國際化的道路，分享產品內分工的巨額紅利，是江蘇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國際跨國公司經營中的新嘗試。外包化將有助于發揮后發優勢，全面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平臺上展開競爭與合作，有助于開拓企業的國際視野，使企業獲取必要的要素和技術。長期看，外包化可縮短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改變國際產業分工的不利地位，實現發展中國家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三)以園區化引領服務業集群和產業升級。目前，江蘇省有特色產業基地54家，科技創業園132家，高新技術特色產業基地的布局優化，有力促進和帶動了區域優勢產業發展。但從信息產業特別是軟件和計算機等高端服務業的發展看，問題仍很突出。主要表現在：產業分散，企業弱小，相互之間缺乏有效的分工和協同。印度傾全國之力打造“信息之都”班加羅爾，其信息產業發展模式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要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圍繞江蘇省“雙十”產業的發展，在加大各城市科技創業園區建設力度的基礎上，舉全省之力打造一個功能強大的核心服務園區，引領江蘇服務業發展的方向和潮流。服務園區應建設成基礎設施高度集約的國際一流的發展平臺，努力創造人才集中、信息集中、資本集中、培訓集中的園區優勢，在最初的幾年內，園區內企業可以成本價格使用政府投資建設的園內各種基礎設施。園區管理中心應為企業提供全方位快捷服務，包括：審批項目，驗關出口，為創業者提供孵化器服務，等等。政府要出臺優惠政策與措施，以吸引企業入園，促進園區迅速做大做強。

(四)以一體化推動產業整合和自主創新。圍繞產業規劃中有待突破的重大技術問題，實施一批能體現國家乃至國際水平的科技支撐項目，力爭在新興產業的培育、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產業向高端環節攀升和提升傳統產業高附加值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這是《江蘇省科技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的發展目標。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推進這一目標的主體是誰?《綱要》認為，企業是自主創新的主體，應加強企業內部自主研發能力建設，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創新投入有很強的門檻要求，技術創新在企業間的分工主要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一廂情愿地臆想。在我國目前的研發體系條件下，生產與應用研究、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脫節是制約科研投入產出效率提升的關鍵因素。因此，

產學研一體化的方式是推動產業整合和自主創新的有效途徑。產學研合作是一直以來被關注的話題，但在實踐中，產、學、研仍是相互獨立的主體，在技術市場不很發達的條件下，合作深度、廣度都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間。由產學研合作轉變為產學研一體化是解決產學研分割狀態，提升研發體系總體效能的根本性舉措。

三、江蘇省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的制度安排

(一)尊重市場，發揮比較優勢。江蘇省技術創新路徑的選擇受要素稟賦結構和相對價格的約束，受傳統比較優勢限制。建立創新型省份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用資本和知識構筑高位壁壘的過程，不能急躁冒進，圖一時之快，應根據經濟發展階段適時做出調整。同時，要根據區域發展水平的差異，制定合乎本地區發展條件的創新戰略。對蘇北地區而言，如何發揮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增加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提升制造業就業層次，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從產業發展的層面看，技術創新的供給和需求具有各自的行業特點。對大部分市場主導性產業，企業是技術需求的主體，也是創新的主體。企業的利益具有很強的排他性，試圖通過幫助企業解決關鍵技術從而帶動這個產業發展的想法不切實際，也是反市場的。微觀上，技術創新的分布與社會成員的天賦、可用的物質和科學知識相關，也與科技人才與實驗設備的匹配完善有關。在科技創新上，人才是第一生產力，能否產生或吸引出一流的創新人才，主要看是否具有一流的環境，包括實驗條件、團隊水平，是否具有一流的待遇與保障。這里的一流，不僅表現在國內各階層的比較上，還表現在國際人才市場的比較上。

(二)搭建平臺，創造競爭優勢。政府應及早退出一般性的技術創新活動，將財力集中在對一些基礎性、公益性和對國民經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上，特別要將服務業園區建設和外包業園區建設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突破口來抓。要站在全球分工的視角上，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指導思想，盡早規劃服務業園區和外包業園區的定位與發展方向，及早啟動園區建設，展示江蘇信息產業發展的思路和信心。平臺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一流的基礎設施是一流形象、一流品質的前提，一流的配套服務反映了現代產業發展的內在需求，應加大人才培養、風險基金設立等支持力度。應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政策等手段，鼓勵服務性企業做大做強，鼓勵業務范圍從低端邁向高端，鼓勵服務對象由國內轉向國外，鼓勵人才來源國際化，企業來源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