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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武林[摘要]當前的新農村建設是我國社會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它向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力~iU,l是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核心和根本目標，它包括執政能力、引領農村經濟發展、引導農村文化建設和統籌農村社會發展的能力。制約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力建設的因素主要有思想認識不足、隊伍建設滯后、管理體制、發展現狀制約等方面。對此。應采取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基層黨組織；能力建設；陜西省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切實搞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堅持黨管農村的重大原則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保證。當前，一些地方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著諸如觀念滯后、隊伍結構不合理、文化素質偏低、組織功能弱化等問題，因而導致基層黨組織能力不足。切實解決這些問題，努力提高基層黨組織的能力和水平，乃是關系新農村建設的一項根本任務。本文從農村現代化的視角，以陜西省為重點，簡要分析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力建設的相關問題。以冀有助于農村基層黨建和新農村建設。

一、“后發”現代化中的農村問題

“后發”現代化是在傳統農業社會內部展開的，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農村發展的遲滯現狀成為制約現代化進程的關鍵環節。同時，農村還是影響國家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在現代化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角色……如果農村支持該政治制度和政府，那么，該制度自身就可免遭革命之虞，政府也有希望使自身免受叛亂之虞。如果農村處于反對地位，那么，制度和政府都有被推翻的危險……在一個具有有限政治參與的體制內，傳統的鄉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穩定。而在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正在拓寬的制度內，農民就成了決定性的集團。”因而，國家有必要高度重視和順利實現農村的現代化轉型，方能最終實現現代化起飛。

在亞洲“四小龍”所開創的“東亞模式”中，這一點極為明顯地表現出來。“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處理好農村發展和推進工業化之間的關系。比如，臺灣地區先后進行了兩次。第一次“通過田賦征實、肥料換谷等制度，臺灣工業化從農業和農民中獲取了大量的資本積累。據有關研究，從農業部門流出的剩余，1952年為44億元，1952—1955年的年平均量為49億元，1956—1960年的年平均量為31億元”。第二次則以推行共同經營和委托經營為主，旨在促進土地所有者和生產者的分離，實現農業的專業化生產、機械化耕作和企業化管理。“如果說臺灣的第一次解決了土地所有權問題，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那么第二次才真正解決了臺灣農業現代化問題，使臺灣的農業與工業一起走上了現代經濟發展的大道。”和臺灣地區一樣，韓國在工業化取得一定成效后，時任韓國總統的樸正熙親自主持發起了旨在推動農村發展的“新村建設”運動，以協調工農業發展和社會整體進步。通過這一運動，農村的落后現狀得以徹底扭轉，工農城鄉差別大大縮小，實現了現代化起飛。

30年來，我國的現代化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在現階段，“三農”問題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要繼續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妥善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和促進農村的全面進步，以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才能不斷擴大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可以說，我國現代化的全面實現，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在此情況下，黨和政府適時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指出：當前，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初步具備了加大力度扶持“三農”的能力和條件。而“十一五”時期則是推進現代農業、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和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七大報告更鮮明地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這就把新農村建設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之中。這些都意味著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入到一個全新時期。

黨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保證。農村現代化新時期的到來也向農村基層黨組織提出更高的要求，這種要求的核心則是其能力和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因此，筆者認為，當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重心應該是能力建設，這是關系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問題。

二、新農村建設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能力要求

具體而言，新農村建設要求基層黨組織主要提升以下四個方面的能力。

(一)農村建設新階段中的執政能力

農村基層黨組織體現著黨對農村的徹底領導。在農村現代化的新階段，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仍應置于首位。

首先，要更堅定地堅持和強調“黨管農村”的重要原則。針對近年來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不力的狀況，必須強調黨管農村、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是我黨的一項重要原則，在面臨諸多新問題新挑戰的情況下，非但不能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反而要更加堅持和強調這一重要原則。

其次，對村民選舉活動要積極參與和主動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是基層黨組織領導村民選舉的明確法律依據，因而應該積極參與和主動領導。積極參與，就是積極做好宣傳動員，引導村民認真、正確地行使權利；也應該動員黨支部成員作為候選人公平參選。主動領導，就是配合村民選舉委員會做好選舉組織工作，并切實履行監督職能，保證選舉公正。

最后，堅持對村委會的領導和對村務公開的監督。由于人們對村民自治的片面理解，在一些地方出現了黨支部難以領導村委會的現象。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從制度層面上增強黨支部的群眾基礎。近年來開始普遍推廣的“兩票制”、“兩推一選”、村兩委的“一體化”、“一肩挑”等，都是值得重視的探索。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的“村黨支部書記兼任村民代表會議主席”、“雙簽制”的做法，很好地解決了黨支部與村委會“民意基礎不對稱”的問題，增強了黨的群眾基礎，有力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執政能力。

(二)引領農村經濟發展的能力

“農村富不富，關鍵看干部，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致富、帶富能力，加快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民大幅增收，已成為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首要任務。”對于處于西部的陜西農村來說，這方面的能力建設更顯重要。

首先，要樹立強烈的市場意識和現代農業理念。在西部農村中，農民的市場觀念不強，缺乏現代農業經營理念，小農生產經營依然占優勢。基層黨組織要帶領群眾致富奔小康，必須樹立強烈的市場意識，以市場化和產業化建設現代農業，促進特色產業形成。

其次，積極促進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以其迅速準確的市場信息、較高的專業化水平，通過產前、產中、產后的一體化服務，降解了分散農戶的市場風險，并通過利益機制把分散的農民連接成為一體，成為農村社會中一種具有多元功能的社會組織。基層黨組織應該積極促進這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形成，以其發展經濟和整合農村社會的獨特功能，服務于新農村建設。

最后，努力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發揮農村基層組織作用應以一定的村級集體經濟為基礎，但是，現有村級集體經濟普遍表現出困難重重、發展后勁嚴重不足等不利態勢。基層黨組織要更新觀念，努力壯大集體經濟實力。

面對農村文化凋敝、主體價值觀缺失、一些落后腐朽思想死灰復燃的嚴峻現實，基層黨組織應具備引導文化建設能力，以先進文化占領農村思想陣地。

首先，大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能力。當前，各種自私自利的、消極頹廢乃至腐朽墮落的思想觀念在農村沉渣泛起，喧囂一時，擾亂了農村的人心，搞壞了農村社會風氣。基層黨組織要積極重視“鄉風文明”建設，采取農民喜聞樂見的多種文化形式，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和諧農村社會。

其次，宣傳現代民主、法治理念的能力。即利用村民自治這個契機，積極宣傳和引導農民群眾，普及法治理念，為鄉村社會增添法律文化，以法治理念促進新農村建設。

最后，重塑集體主義觀念的能力。近年來，集體主義觀念受到了種種責難，似乎它和市場經濟是天然不相容的。然而，我們發現，從聞名遐邇的南街村、華西村到小有名氣的陜西省戶縣東韓村、禮泉縣白村等，正是集體主義觀念提供了強大發展動力。因此，基層黨組織應該努力重塑集體主義精神，增強農村的思想凝聚力。

(四)統籌農村社會發展的能力

新農村建設是推動農村現代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旨在全面、整體地推動農村發展。在內容上，它包含了經濟發展、政治文明、法治強化和文化建設；在結構上則是著力優化新農村建設的組織領導、建設主體、資源供給、人才供應等要素。從短期目標而言，新農村建設要促進農村經濟社會進步，改變農村發展不足的現狀；從長遠目標而言，則是要實現農業和農村的整體現代化，徹底改變現存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基層黨組織要學會正確處理多方面關系，包括爭取資金與挖掘內部潛力、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文明鄉風建設、堅持領導與轉變職能等。總之，要統籌經濟、政治與文化均衡的發展，推動農村整體進步。

三、基層組織能力建設的制約因素及其解決措施——陜西省的探索和實踐

根據影響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力建設的制約因素和陜西省的實際做法，筆者提出如下解決思路：

(一)思想認識不足。重在教育和規范

對于基層黨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應有的作用和能力，不少基層黨組織還存在著模糊認識，缺乏思想上的重視和準備。對此，應扎實開展對基層黨組織成員的思想教育，并強調教育的規范化和設定明確目標。在教育規范化方面，陜西省委通過建立健全教育培訓機制，組織實施素質培訓工程。要求各市委每3年對鄉(鎮)主要領導干部進行不少于1個月的普遍輪訓，各縣(市、區)委每年要對基層組織成員進行不少于10天的培訓。同時，設定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中長期目標，即以“三級聯創”活動和“旗幟工程”為契機，爭取通過5年努力，使全省80％的鄉(鎮)黨委達到“五個好”鄉(鎮)黨委建設目標，90％的村級黨組織達到“五個好”村級黨組織建設目標。

(二)隊伍建設滯后。應予調整和加強

農村基層黨組織整體隊伍狀況是制約其能力建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當前基層黨組織隊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結構不合理，“‘三偏’現象突出：在許多農村，黨員隊伍存在著年齡偏老、文化偏低、數量偏少的‘三偏’現象”；二是黨組織活動難以保證，黨員隊伍出現“斷層”；三是黨組織工作狀態不佳。對這些問題應努力調整。

首先，積極推行制度創新，選好“帶頭人”。近年來，各地積極探索“兩推一選”、“雙推直選”、“公開選聘”、“下派任職”等辦法選好“一把手”，普遍收到實效，值得認真研究和推廣。陜西省寶雞市千陽、鳳翔和太白三縣開展的村支書“公選”頗有典型意義。三個縣首批“公選”村支書共131名，并且實行“異地任職”，有力促進了黨支部工作。其次，促進組織完善與素質提高。尤其要注重在青年農民、外出務工人員、專業協會負責人、致富能手中培養入黨積極分子，切實解決“三偏”問題。陜西省委制定了專門規劃，力爭到2010年，全省農村黨員中35歲以下的比例達3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達40％；到2020年，農村黨員中35歲以下的比例達4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達50％。

(三)管理體制闕如．需要認真健全和完善

當前基層黨支部管理體制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有：村“兩委”關系不協調；普遍缺乏對村基層黨組織的跟蹤管理和明確的考核標準；激勵機制不夠，基層黨組織隊伍的待遇難以保障；稅費改革帶來農村基層組織面臨“無錢辦事”的困境、村級債務問題突出等。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積極人手。

首先，通過交叉任職，理順現行村“兩委”關系。積極推行和提倡具備條件的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提倡具備條件的村“兩委會”其他成員依法實行“交叉任職”。陜西省委提出，力爭到2010年。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的比例達到50％，村“兩委會”成員“交叉任職”比例達80％。

其次，建立考核獎懲制度，完善對農村基層組織的管理監督。陜西省已經全面推行村干部“年初工作承諾制、年中檢查初評制、年末述職評議制”的“三制”管理辦法，將考核結果與經濟報酬、調整使用和評先評優掛鉤。完善任期、離任審計和責任追究制度。

最后，建立完善待遇保障機制。擬逐步將村干部的補貼報酬直接列入市、縣(區)財政預算；積極推行在職、退職村干部養老保險制度，探索村干部“年薪制”和公職化的路子；多途徑解決村干部的政治待遇問題。前述陜西省寶雞市三個縣“公選”村支書的另一亮點就是“年薪制”，通過待遇保障提高了工作積極性。

(四)發掘自身潛力，尋求突破口

長期積累下來的發展滯后，不利地域條件和較為閉塞的文化環境，傳統習慣對市場的天然排斥等，是西部農村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因此，基層黨組織必須從發掘自身潛力人手，認真尋求突破口，然后才能帶動發展。在這方面，陜西省咸陽市禮泉縣張堡鎮白村的經驗值得重視。

白村從一個沒有優勢的落后村一躍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首先得益于組建了一個好班子。在村支部書記的帶領下，班子成員增強了“村榮我榮、村衰我恥”責任感。他們把企業模式和競爭機制引入班子內部，實行項目包抓，責任到人，并進行考核獎懲；開展“黨員九帶頭”活動，發揮黨組織的整體優勢。其次，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和思考，明確提出“舞水果龍頭，敲養殖鑼鼓，奏三產樂章，唱經濟大戲”的發展思路。現在白村年產優質果6000多噸，2005年此項收入就達1000多萬元。村里還積極走農商結合的路子，多渠道增加群眾收人。最后。為了保持發展優勢，白村注重培養新農民。村里籌資定期舉辦科技知識講座、實用技術培訓、組織外出參觀學習等，樹立新觀念。在全村評選十星級文明戶和長年開展豐富多樣的文化娛樂活動，樹立新風尚。

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內容豐富，目標要求甚高。當前應該圍繞著提高能力這個核心來推動建設。真正體現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扎實搞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帶動農村社會發展，促進小康社會實現。